1906年9月，钱恂以南洋查学委员的身份受学部派遣，往南洋等地考察华侨办学情况。董鸿祎随同前往，他此时已从早稻田毕业，被赏了举人出身，出行南洋的身份是学部专门司行走。钱、董二位于1906年秋天抵达爪哇。爪哇是华侨比较集中的大岛，该岛首府巴达维亚的中华会馆已经在此前创办了中华学堂，开南洋华侨办学的先河。各埠此后虽创办了大量的学堂，但由于师资和教材均感不足，教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华侨父老仍有送子弟回国读书的愿望。钱、董二人有见及此，鼓励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允以官费待遇。并往各埠华侨学堂视察，其间挑选了数十名侨生，准备分批返国。此即暨南学堂之肇端。
191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总长为蔡元培、次长为景耀月，董鸿祎为秘书长。和蔡元培这样的总长不同的是，董鸿祎既有老革命党的身份，也有在清廷教育部任职的经历，基本能见容于各方，而董也是以技术官僚的身份入教育部的。所以在民初的最初几年中，教育部部长如同走马灯的轮换，而董鸿祎在1912年9月接替教育部次长后就再没挪过窝，当有总长更替之际，代理部务也成了常事。不过，天不假年，1916年3月，董鸿祎因病英年早逝。董鸿祎在今天远不如和他有类似履历的人物所为人熟知，和他的两个角色塑造得都不完全有关，作为革命党，他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民初的教育施政者，到新文化风起云涌，教育在社会上更加受人瞩目时，他已经告别了人间。
董鸿祎的儿子董大酉是一名在近代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建筑师，名气不输乃父。董大酉1899年生，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即去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8年回国，1929年在上海创办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同年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董大酉的后生晚辈、忘年交陈丛周曾以寥寥数语，概括了董氏的一生行状。“大酉由清华学堂留美，归国后在沪设建筑师事务所，哈雄文、陈登鳌皆出其门。其主持之设计，有上海旧市中规划及诸建筑，为着世者。其余主持南京市规划，一度自西安及天津设计院。”董大酉最有影响的建筑是主持上海市中心规划及相关建筑。将现代功能和中式风格相结合，从政府大楼到体育场，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经典，而在相关建筑史着中占有相当分量。
2.单不庵
1930年4月6日，一批北大同人在三院为已经离开北大5年的前北大教授单不庵开追悼会，钱玄同以亲戚、朋友加同事的身份进行了演讲，对单不庵的一生条分缕析，很是精要。这篇演讲后来经何士骥整理发表在《大公报》上。这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单不庵生平介绍的文字，使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其为数不多的学术着作以及与胡适论学的大量信札，而更加接近这个治学“健实”，屡为胡适称道的学者。
单不庵1878年出生于海宁硖石镇。他与单士厘的共同的祖父单焕（字桂山），系道光庚子（1840年）的举人。单焕的长子即单士厘父亲单恩溥（号棣华），次子即单不庵父亲单恩培（号沅华）。单恩溥仅有一女单士厘，单恩培儿女各一。单恩培38岁去世，其时单不庵只有8岁。由于伯父无子，单不庵兼嗣伯父一支，这使他与单士厘的关系远超一般的堂姊弟，这也是单士厘在以后有的场合称单不庵为嗣弟的原因。
单不庵一生声名虽不算彰显，但一生中不少名流相往还，其门下也出过不少名人，而其从晚清至民国的学术思想的经历在那一代学人当中也有相当的典型性。父亲去世后，单不庵因生计曾侍母一再往返于萧山和硖石之间，在硖石期间曾与其共同研究理学的有蒋百里、张宗祥这些后来名气很大的人物。1901年，单不庵25岁时补博士弟子获第一。此后他的学术兴趣大变，由理学而注重新学。《天演论》、《新民丛报》常置案头。尤其热心于新式教育，开馆授徒，弃四书五经不用，自己编《幼稚字课读本》。1906年，应钱恂之招，单不庵到了日本。单不庵一直渴望能到日本留学的机会，不过，到日本后他的首要任务是帮钱恂翻译政治书籍。
其时钱恂正随五大臣考察宪政，急需翻译政治书籍，后来的《日本政要十二种》即有单不庵的工作在其中。钱玄同1906年的日记中保存了不少单不庵在日本时的生活细节，包括被女仆戏弄辫子，与钱恂一大家人去上野看樱花，与钱玄同、钱稻孙、张菊圃等的畅谈等等。单不庵在日本曾有志研究植物学，不过最终未能如愿，只在日本呆了半年，夏天时他就回国了。回国的具体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方面尚不清楚，不过期间应也到过日本学校旁听课程，钱玄同的日记中曾有他赠送钱玄同早稻田讲义的记载。
回国后，单不庵继续从事普通教育，曾在嘉兴府中学堂、秀水高等小学堂任教，还任过硖石双山学堂的堂长。单不庵对于教育有很大兴趣，也尽职尽责，钱玄同称单不庵这一时期是研究教育的时期。1912年，钱恂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邀单不庵到浙江图书馆帮助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1914年在北京的钱恂发起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即是由单不庵在杭州具体操办。
这段经历对单不庵的治学影响极大，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成为单不庵的看家本领。后来在北大、“中央研究院”他都从事过图书馆编目的工作。他的治学从原来的理学到新学，又继而转为朴学。这期间他继续从事教育活动，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丰子恺、曹聚仁均是他在第一师范时的学生，“子恺”字即为单不庵当年为丰氏取的字。曹聚仁如是回忆单不庵的授课，“单师在治学方面，可以说是清代考证学的正统派。他考据之精审，一时无两（见胡适文存第三集，原注）。他接李守常先生之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博学着称。他教我们的国文，单讲邱迟与陈伯之书，就整整讲了两个多月，黑压压地写了几十黑板的参考注释，不用片纸，都是信手写出来的”。
不过在五四时浙江着名的“一师风潮”中，单不庵对本地的不少新文化宣传并不认同，而在年轻的新进那里落下保守的名声。居杭期间，单不庵与吴昌硕、王国维、陈衡恪、黄宾虹、徐志摩等常相过从，在印章之学上也大有长进。1920年，单不庵在浙江图书馆和浙江一师都因为对当道者不满，而辞职北上，就北京大学之聘，任国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不久升任教授。单不庵在北大讲授的课程是“浙学”，用新方法整理国学是单不庵此时治学的目标。钱玄同说他对胡适和梁启超的为学最是佩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均是整理国学的一时之选，可以看出单不庵的为学取向。1925年，单不庵因家事回南，结束了他在北大任教的生涯。被浙江省立二中聘为教员，旋由蒋梦麟推荐，任浙江图书馆主任。
次年，受蔡元培之邀，赴上海任“中央研究院”中文科主任兼汉文图书馆馆长。1929年单不庵得了脑膜炎，次年1月去世。张劭能总结单不庵一生，说其“在图书馆任职时，亲自编纂目录和补钞残缺书页，终日无片刻之暇。其教弟子则不厌不倦，尽其所知而授之，推为一代良师。其阅读经书、研究学说时，无不朱黄满卷，详加批眉”。这样的总结中规中矩，而曹聚仁的评价更多有个人的色彩。曹氏以为他的老师“单师有乾嘉考证学的审慎、细密的作风，却缺少贯串成为系列的组织能力；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并不是没有见解，而是不敢有所主张”。不过，这位蚂蚁般勤勉的老师仍让曹敬佩。“然而，我是永远怀念着这位博学的老师的，是他引我上桐城古文的正路，使我知道文章如何能写得简洁；他的批改，几乎每一句每一字都有分寸，有的地方，真是点铁成金。是他引起我去进考证学的大门，使我知道治学的基础工夫是怎样着手，从野狐禅式的读古书转到朴学方向去。”
单不庵去世后，其藏书8000余册，经蔡元培等人的张罗，由浙江图书馆购藏。单氏身后着作极少刊印。今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还藏有一函单不庵的着作手稿。这些着作经过钱玄同简单整理，共计11册12种，即《清代学术小史》、《文选记闻》、《水经注校记》、《方言约注》、《庄子天下篇道家部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附唐王绩传）》、《周礼雥说》、《说苑人名考异》、《颜氏家训集解两种》、《选赋与史汉异文略释（上篇）》、《典论》、《荀子正名》。其中多有残稿，也有的杂有他稿。这些养在深闺中的着作，不知何日遇解人。
单不庵早年无子，娶侧室后才得一子。单不庵的父亲去世时，其8岁，单不庵去世时，其子9岁。而更遗憾的是，次年，单不庵的幼子也因病夭折。单不庵兼祧两房，至此，这一支单家的香火也就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