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女子教育论》，日本永江正直着，单士厘译述，此书系罗振玉主持的教育丛书二集中一种，原刊于《教育世界》40－42号（1903年）（罗振玉创办、王国维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本有“长汀江瀚捐置京师图书馆”章，内容基本以贤妻良母式教育为主。“今日讲女子教育策可不加慎重乎”，“欧美诸国教育主义诚善矣，但人情风俗贫富之度每每不同，非果适我用，则宜悉心参酌耳。”（绪论）（8）《新编家政学》，日本下田歌子作，单士厘译，钱恂序，作新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版。钱恂在序中曾此书为“中国女学之篙矢”。上海图书馆有藏。
以上为笔者所见确有存世者，另据钱恂的《吴兴钱氏家乘》和钱稻孙的《追讣》中所说，单士厘的着译还应有《家之宜》、《育儿闲谈》、《发难遭逢记》、《噍杀集》等，是否有存世者，尚不知。钱玄同在1906年日记中提到“嫂氏所着《家言》适印成，赠予十册”，《家言》或许即为《家之宜》的另一个版本。
5.《归潜记》的作者问题
由于对西方文艺、历史的大量介绍，篇幅并不大的《归潜记》今天已经被从各个学科角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们挖了个遍，梳理出众多“第一”。第一个主张使用公历；第一个介绍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第一个介绍但丁和他的《神曲》；第一个评述拉奥孔的女性；第一个关注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等等。但是《归潜记》并不能完全算作是单士厘的作品。众多讨论其价值的论文，均未对这一点深究。而实际上，现刊《归潜记》每篇前单士厘本人的题记，已经对这一问题有了较清楚的说明。现有的《归潜记》共12篇，通过每篇前的题记及相关线索，可以明确的是，以下诸篇不属于单士厘的作品：第二篇《新释宫·景寺之属》，这一篇是前一篇《彼得寺》的附录，单士厘在题记中写道：“此长子稻孙为予游览之便而撰。”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钱稻孙撰的《新释宫》的一小部分，“长子稻孙有《新释宫》一篇，摘其关景寺者附录于后。”从中可看出，单士厘对意大利文化艺术的认识是在儿子钱稻孙的帮助下实现的，而且钱稻孙也写过篇幅不小的关于意大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章。
第四篇《景教流行中国碑跋》，文前单士厘写道，“此积跬步主人残稿，弃置箧中。予以为考证新确，实出嘉定，仁和上，故命稻孙补缀成之，为予记增色”。则此文原是钱恂所作，后经钱稻孙改写、润色，单士厘并没参与具体的写作。
第五篇《景教流行中国表》，此篇明为表，实表已佚，所刊者为原来作为附录的钱恂记耶稣会的旧稿及上疏。文前单士厘写道：“景教流行中国，至庚子排外而愈盛。予既因积跬步主人之具疏入告也，用所集资料摘编为《景教流行中国表》，复取积跬步十余年前所记耶稣会旧稿附后，俾读者知所谓耶稣会者之真相。（表嗣出。）”第六篇《摩西教流行中国记》，此篇系钱稻孙所着。篇首单士厘写道：“归潜舟中，见日独邮报，有论中国犹太者。稻孙汇东文、德文，及向所闻于积跬步主人者，而作此记。”
第十一、十二篇，《奥兰琦-拿埽族章》和《宝星记》在原刻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同前述《新释宫》一样，是作为附录出现的。从行文语气中，应是钱恂本人所写。如说到为谢宝星所上的奏折时说：“于无可叙述之中强为典丽之句，尚不脱文人积习耳。”说的虽是实情，可这种自谦语只能出自钱恂本人。
则现刊《归潜记》中有半数篇幅非单士厘所着。以下几条材料，可以让我们对此书的着作权有进一步的了解。1921年钱恂写《吴兴钱氏家乘》时，在单士厘名下，列“《归潜志》十卷”，并说明，所刊刻的不及原作的十分之一。将着作权归之于妻子单士厘。
在单士厘去世后，儿子钱稻孙写的讣告中提到单士厘一生着述11种，《归潜记》位列其中。也同样将着作权归于单士厘。但反证也同样存在。在钱稻孙五十年代给陈垣写的父亲的简历中，说钱恂“欧洲归来有记游之作，题名《归潜记》”，这里又将《归潜记》归于父亲名下。钱稻孙的随意，实际上正说明的是《归潜记》着述情况的复杂。
周作人后来写过一篇关于钱恂的文章，其中说钱恂“又有与金人刘祈同名称的《归潜志》若干卷，木刻订一厚本，记得其中记罗马法王宫中情状，许多古迹与传说讲得很详细，可以说是空前的着作”。周作人的印象可能来自于钱玄同，多年以后还记得，可见当初印象颇深。综合《归潜记》本身的文字和相关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绪论：《归潜记》应当是钱恂一家的共同作品。前期底稿相当为钱恂所作，其中又包含了钱稻孙的一些作品，而单士厘除了是相当部分篇章的作者外，还是最后总集成者。同时可以参照得出的是，即使是单士厘本人所写，其初始的信息和观点也多出自于钱恂，所以钱稻孙和周作人认为其为钱恂所作，实是源来有自。实际上，单士厘的着述成就均离不开家族内男性的大力支持。
《癸卯旅行记》写成后由钱恂修改过。而单士厘特别看重花费大量精力的《清闺秀艺文略》，从资料的收集到校对刊刻都有家族男性的影子。在资料的收集上，除了单士厘建立起来的闺秀网络外，也要经常利用男性的人际网络。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钱家文献中即夹有一封署名“世小弟式通”的给钱稻孙的短信，上书“衡阳闺秀诗请呈尊慈大人备选”。单士厘如果想通过男性收集女性着作，则惯常地也要经过家族内的男性来实现。《艺文略》最初的公开发表是在其嗣弟单不庵主持的《浙江图书馆报》，而连载时，单士厘的名字后均是“孙男端仁侍校”。后来独立出现的抄本中，又有小叔钱玄同为其编的索引。可以说，单士厘的着述处处体现着家族内男性的支持和作用。
对于《归潜记》这样的作品，后世的研究者忙于从其中摘章引句而对成书背景集体失察，从表面上看是研究者为特定的研究目的，急功近利而对题记视而不见，更深层次还体现着后世学科化、标准化的知识体系、学术逻辑和《归潜记》这样的文本形成时的创作语境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归潜记》的内容，对于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确实极有意义，但钱恂这样的当事人却没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的知识等级序列中，这类作品的位置，远远地排在更易得到学术认可的音韵学着作和有经世之用的边疆史地着作之后。
这类着述在钱恂一辈人那里是当作一种偶尔为之的闲情雅致，即使有所作，也不大有兴趣以自己的名字刊布。相反，他们倒更愿意让夫人具有一种富有文学艺术修养这样的形象，这既是传统文人的一种女性期待，也反映着钱恂辈对西方世界女性形象的认识和想象。而单士厘在这方面的修养、能力和识见也确实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这也就使有相当的钱恂和钱稻孙作品的《归潜记》系于单士厘名下成为可能。
二、闺秀传统的近代旅程
近年来，通过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士大夫阶层中的女性文化空间的存在已成学界的共识。高彦颐（Dorothy Ko）和曼素恩（Susan L.Mann）分别对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妇女的研究，不仅尖锐地指出了五四以来妇女的受害者形象的片面性，而且生动地展现了明清时期以家族为中心、以诗文写作为载体的女性文化空间，以及以此形成的闺秀传统。不过，这些着述尚未对晚清以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的研究产生足够的影响，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文化伦理对于女性的影响被完全负面化，“三从四德”、“封建枷锁”成为传统的代名词，而对传统之中比如闺阁才女文化对近代女性的复杂影响缺少反思。以单士厘的个案来看，她身上的传统因素的作用就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而事实上，闺秀传统不仅培养了单士厘深厚的文化素养、成熟的知识兴趣，也是单士厘应对和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凭借与路径，是她成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本土资源。
1.闺秀传统和女性文化空间
1929年，胡适应单士厘的弟弟单不庵的请求，给单士厘的着作《清闺秀艺文略》写了篇序言。在序言中胡适说，他读了这部书很有点感想。而其中的第一大感想就是“三百年之中，有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见于记载，这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实。在一个向来轻视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这种统计是很可惊异的。”胡适的惊异源自他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在文化上的空间和意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胡适认为，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事实上，胡适式的认知统治着五四以来，我们对传统女性观察和理解。而对于单士厘的这一着作，胡适认为其有价值之处在于，单士厘“于能诗者，母女、姑妇、姑侄、姊妹，家风所衍，风雅所萃，渊源所自，每就知者互举之”，而这对文化史家是最有益的。胡适自然算不得单士厘的知音，不过他对女性人际关系意义的推重显示的却是大家的识见。单士厘之所以“互注系族之有文者以见渊源”，源于她对女性交际网络的深刻的体会和认同。细细清理单着的《清闺秀艺文略》和《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可以看到一个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女性学术网和交际网。其中所收录的和单士厘的夫家钱家有关的女性作家就有十余人，这些女性通过血缘和亲缘网络连接，通过文学交流形成共通的想象和认同。
钱氏家族中最早的女诗人要算是钱振伦的夫人翁端恩。作为翁心存的女儿、翁同龢的姐姐，翁端恩的才情足以与其门第比肩。其诗集《簪花阁集》在清代女性文学中有相当地位，除《闺秀正始再续集》外，叶恭绰的《全清诗钞》、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也均收其部分作品。在翁的《簪花阁集》中收有单士厘的题诗。单称“夫人为士厘伯姑，常熟翁文端公女文恭公姊，昔年先舅命士厘题簪花阁集，曾遵拟四绝句，刊时载稿帙末”。“愿奉瓣香资诵习，宣文座右幸瞻依”，诵习前辈诗文，当作座右铭既是家学传承的主要方式，也是家族闺秀传统的重要内容。《闺秀正始再续集》中将翁端恩列于最前，以示敬重。其闺居“绿庄严馆”为道光癸卯（1843年）时阮元书额，后被钱振常购归，藏于家中。除翁端恩外，钱家女性能诗文者众多。
钱振伦之妹钱福履，为道光（1845年）进士李联琇继室，着《芝仙胜稿》；钱振伦的三个女儿，长女嫁同科状元钮福保之子钮承范，卒年早，无着作；二女钱启缯，字仲绨，为光绪（1890年）进士吴丙湘继室，着有《晚香楼诗余》；三女为钱云辉，字织孙，嫁给自己的表哥、翁心存的外孙常熟举人俞钟銮，着有《慎因室诗稿》、《冰凝镜澈之斋诗文集》。这一辈人当中，单士厘与钱云辉年龄相近，交往最为密切，称其“所作诗文词多关名教风化之作”，两人到老年时还经常往来唱和。钱云辉女俞承禾有《椒花吟馆诗草》，子妇有三，均有诗作：姚鸿茞有《纫芳室集》、《南湘室诗集》；李莹有《玉青馆诗稿》；恽元箴有《靖宇室诗钞》；孙女俞树蘩有《丽江阁吟稿》。
在单士厘的记录中，钱氏家族的女性诗作传统直至单士厘孙女一辈时，仍在传承。与祖父钱恂同年去世的长孙女钱亚新留有的《玉宇无尘室稿》曾被单士厘一再提及。家族中的姊妹、姑嫂、妯娌、婆媳人人能诗文，之间往来唱和，互赠诗文。这其中有同辈影响、有代际传承，构成了传统文化家族中特有的女性文化空间，单士厘和钱云辉六十自寿诗中的“慈姑贤妇兼师友，闺阁能诗萃一家”正是家族闺秀传统的生动写照。在诗文写作的过程中她们“极有创造力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
闺秀传统是植根于家族文化传承的诸种内部机制当中的，与家族中男性，特别是丈夫的诗文唱和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闺秀传统在相当程度上是男性倡导支持的结果。单士厘与钱恂在知识上的相互补益就非常明显，二人琴瑟和谐，文有切磋，诗有唱和，仅在《受兹室诗稿》中单士厘就有多首“步夫子韵”之作。
由前所述的《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的成书过程也可以看出，单士厘着述成就与钱恂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每至一地，钱恂总会详加解说相关背景，单士厘在论某事时，也总是会有“外子云”、“夫子有论”之类转引的话。马可波罗的事迹单士厘最早就是在国内时从钱恂那里听说的。她在申明主张用阳历的见解时，也引钱恂所述的张之洞的话增强说服力，而主张阴阳历合用更是钱恂意见的翻版。她本人对政治社会的思想观点也几乎就是钱恂的复制品。不过家庭内的帮助与影响又是双向的，钱恂的不少工作也都是由单士厘协助完成的。1912年，钱恂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打算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钱恂亲自检校，“老伴单士厘也帮同检查”，编成了文澜阁缺书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