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这三个字，在今天已经成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代表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不过，历史事实总比那些条理化的概括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因此，钱玄同激烈反传统的前因后果、因承扬弃、起承转合背后的诸多问题也就更值得我们去梳理探究。
一、家族与伦理：一种家内形象
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恰是不少历史当事人和后来的观察者没能充分认识到的常识。家族是新文化人批判的传统之一，但家族在他们身上的印记与影响却让他们总与这个传统剪不断、理还乱。钱玄同在新文化诸子中家世最显，而他自己在生前身后又被人异口同声地称为是纲常名教中的完人，细理钱玄同和家族内部人的关系和他的家族伦理观，当可为洞识新文化人的复杂和矛盾别开窗牗。
1.父母
钱玄同与家人，摄于1926年钱玄同出生时，父亲钱振常已62岁，是名副其实的老来得子。老来得子对于父亲来说或可以娱乐晚景，而对钱玄同来说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家族的两样礼物：一是并不怎么强健的身体；二是严格的传统家庭教育。人的身体既是健康和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受之父母的身体实际上对人的性情与发展影响颇大。钱玄同从小体弱，且不爱运动，经常生病。在日本留学时，长兄钱恂带领一家人郊游，裹着小脚的40多岁的长嫂单士厘愉快地体验着登山的乐趣，20岁的钱玄同却躺在旅馆的榻榻米上发寒热。他的长子钱秉雄后来回忆父亲说：“他年轻时，晨起常用冷水低头冲颈部后端，常服西药‘拍拉托’来治疗神经衰弱。”
“他40岁走路就要用手杖了，他怕路上果皮等滑脚，所以走路得很小心。他没有跑跳的习惯，……游山玩水的事就更谈不到了。”在另一篇文章中，钱秉雄再一次说到父亲的身体，“父亲和他同年龄人相比，脚力很差。他一生都不能走远路，运动、打球更是办不到。”钱玄同的老朋友黎锦熙说他，“民十四五年始，情绪激动后常头目眩晕，面色发红，手足冰凉。民十七八后，一受刺激，便感烦躁；严重失眠，血压渐高。医生诊治，认为是血管硬化症，并患伴严重的神经衰弱。民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前后，上课时常常忽觉头晕，在家休养一年。民二十四时，又患视网膜炎。”钱玄同的日记中更是随处可见头晕、目胀、卧床休息之类身体不适的记载，如果从中细细梳理，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的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面部神经炎，钱玄同的肉体常要忍受各种不适与病痛的骚扰与折磨，特别是到了1935年以后，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种套话来形容钱玄同，倒确实是非常恰当的。易烦燥、易激动、情绪化，钱玄同的性格当中的不少因素都和受之于父母的身体有直接关系。
钱振常去世时，钱玄同12岁，已经在父亲和几位家塾的指导下，接受了初步的传统文化教育。根据钱玄同1910年写的《自撰年谱》，他4岁时，开始读《尔雅》识字，5岁读《周易》，8岁读《尚书》、《礼记》，10岁时开始读四子书，11岁读《左传》。钱振常晚年得子，长子钱恂生员以后又长期科场失意，故对幼子寄予厚望，严加督教这是事实，也是常理。正如钱玄同自己所述：“家庭教法极严，不许出外与市井群儿嬉。”关于父亲钱振常对自己的影响在钱玄同那里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叙述。在钱秉雄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父亲小时候，三周岁就站在书架旁读祖父亲自写的一条条的《尔雅》。听父亲说，到晚间他常是读到两腿僵直自己已不能走回去，只好由仆人抱他回到内房去。”同一个故事魏建功也曾从老师那里听到过。
这则故事和钱玄同所引的谭嗣同的“少遭纲伦之厄”的话，所作的“切齿纲伦斩毒蛇”的诗句联缀在一起，成了近年几部钱玄同的传记布置阐释钱玄同的家族伦理观时的一个基本隐喻。不过，若以为这就是钱玄同幼年生活以及父子关系的全部，则忽略了一个人思想的变化对早年记忆的修正的可能。钱玄同早年对同样问题的叙述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严格的家教是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则可能因时而异。上述场景，在钱玄同的《自撰年谱》中也曾数度提及，“先子取《尔雅》释诂诸文，书签粘壁，指使识字。”“先子教《礼记》，每卷取郑目录遗文书签粘于每卷之首，使先读之。”这其中并无贬意，而且说“不肖今日犹能不改故常者，庭训之力也”，这就倒有了不少褒的意思。
在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中述及类似场景时，也用了相同的笔法，“先生每日由塾中归家时，振常先生必令检《说文》字解释字义，兼授《史记》文中富于小说趣味者，以调济之”。实际上，钱玄同所说的类似“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的话，多少是为了表达趋新反旧的态度而有意为之，在其内心更多的立意在反对幼年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而较少直接指向纲伦本身。1906年，钱玄同在日记里说：“凡英雄必多情，彼六亲不顾之人，断不能称为英雄。至于父子之情，根於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笔抹杀之也。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堂，大率有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尤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蟊贼，可以杖逐，可以鞭驱者，而开口则曰‘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
新文化以后，钱玄同自然不会在公开发言中有类似的言论，不过在其具体的立身处世中，实是以此为准的。在这一点上，钱玄同和所有新文化一代人一样，是一种分裂的人格，即思想议论和立身行世在现实中存在着相当的紧张。
父亲钱振常去世4年后，母亲周氏也病逝。幼失怙恃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钱玄同在步入成年的时候，较少出现抗父或家庭反叛类似的情绪，相反倒有着对家庭情感的向往和所谓不孝举动的愧悔。这在他1910年的自撰年谱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中语及父母时，总是以“不肖”自称，类似“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的话随处可见。
1902年周氏去世，钱玄同这样写，“七月初十，生母周患时症，急痢竟日，亥时卒。呜呼痛哉！惟时家道益落，不肖又与少年浮浪子游，畏人讥为迂执，致先母死后不复遵循古制，竟服苏人麻纬帽麻外套之陋俗，苟且如此，重父轻母，不肖诚抱恨终天矣。”钱玄同的生母周氏是钱振常的侧室，四川人，生于1852年，比钱振常小27岁。1898年钱振常去世时，周氏46岁。领着12岁的钱玄同，可谓是孤儿寡母。钱秉雄兄弟后来说父亲，“他还看到在封建的旧礼教家族中，女子死了丈夫的处境是多么低下惨苦！经济当然不能独立，事事要仰仗他人，看人的脸色行事。这些情况，父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他对于他的母亲特别怀念。”对应的正是这一段时间钱家母子的境况。对于钱玄同来说，这样的经历在使他认同家庭情感和家族伦理时，对家族制度的负面内容又有着切身的经验感受。
2.兄嫂
周氏去世后，对钱玄同生活最有影响的家族成员就是长兄钱恂了。钱恂长钱玄同33岁，钱恂的长子钱稻孙正和钱玄同同年。在父母先后亡故的情况下，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钱玄同的留学日本，回国在家乡教书，入北京教书，多得自于钱恂的提携和帮助。
钱玄同的赴日留学全由钱恂操办自不必说，甚至钱玄同回国后又从浙江赴北京也全出自钱恂的安排。钱玄同后来和正读中学的长子秉雄谈起当年：“说句实话，当时我是极不愿到北方来，觉得北京是清王朝封建腐败势力的老巢，又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统治着的地方，极其专制蛮横，哪有什么辛亥革命后民国的气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计划在这里是实行不通的，乌烟瘴气得很！
那时我只想在杭州浙江图书馆中找个工作，人地都相宜。”为了催促钱玄同早点到北京，钱恂甚至把钱玄同的长子秉雄先行带到了北京。实际上在钱玄同一生的两个关键节点上都有钱恂的影响，赴日本留学如此，赴北京从教也是如此。钱恂的人际网络对钱玄同早期的人际网络作用也是非同小可的。比如当年在东京章太炎坐下的诸弟子中，章太炎因钱玄同是“念劬少弟”而不觉会多看一眼。至于长嫂单士厘，用长嫂如母来形容也许并不过分。
钱玄同的日记中经常出现长嫂对他的照顾。在日本留学期间，钱玄同生病，嫂嫂单士厘就曾亲自给他调药送食，陪这个日语不精的小叔去医院看病。钱玄同在留日时期所需的费用也并不是向钱恂，而是径向长嫂索取。
对于钱玄同和兄嫂的关系，黎锦熙这样说，钱玄同在1918年“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他常陪着他哥哥和嫂嫂同到德国饭店去吃饭，因为他哥哥是爱吃西餐的。他到了晚年，他嫂嫂八十岁了，着有关于清代闺媛诗文的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在钱恂之后，又再次发起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宗祥曾说，“玄同是念劬教养大的小弟弟，见了这位老大哥比耗子见了猫还怕。”张宗祥曾与钱玄同一起在浙江教育司任职，与钱氏兄弟都多有接触，他的这一惟妙惟肖的比喻至少反映的是局外人的直观感受。曾同钱玄同一起在东京听过章太炎课的汪东，与钱玄同意气并不相投，他曾以游戏笔墨论及钱氏兄弟的逸事，“玄同，字中季，与其兄念劬意气不投，而顾严惮之。一日，念劬忽发兴邀客食猪蹄，先集而问之，曰：‘子欲得红烧，抑白炖乎？’各如臆对。中季虽强应，心以为苦，欲逃不敢。余在座者，朱逊先，马幼渔，沈兼士（尹默弟也）。七箸陈，各进猪蹄一器，唯逖先得红白相半，从容啖尽，若有余裕。事后各拟谥，谥逖先曰文正公。幼渔气度不及，而淋漓挥斥，旁若无人，曰文襄公。兼士微竭蹶，然奋勉不甘落后，谥勇毅。中季非恶肉，以在兄家，若负芒刺，而念劬蹀躞其旁，其类督阵，于是颦蹙而食，亦强尽之，特谥忠愍。唯尹默以豆腐陪，不予谥。”长兄与幼弟的关系，在此等游戏笔墨中却可得几分真切。
兄友而弟恭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家庭内的长幼关系，钱氏兄弟的关系也大致可以此来衡量。应当说在钱玄同和长兄和长嫂的关系之中，既有礼的因素，也有情的成分。在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到北京后每一年钱恂和单士厘过生日，钱玄同都要到府上拜望，有时还单独请兄嫂吃饭。对于钱恂提出的大家族或关系圈子内的聚会，钱玄同也是随叫随到。
1927年2月，钱恂病危之际，家族内因为钱玄同“潜心《三礼》，拥护礼教之故”，请他主持丧礼，钱玄同不能推辞就答应了，在23日给老朋友黎锦熙的信中，他自嘲说：“夙以墨翟、杨王孙自命之人而忽为人订丧礼，品节何在！人格何存！噫！嘻！吁！呜呼！”这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上午视大兄，据云心脏益衰弱，吃了些强心药，略见兴奋，但比昨天又大不如。”弥留之际的兄长只是“太太、太太的拉住了嫂嫂，这样叫，真令人酸鼻。下午又请陆仲安来，他开了一付补药方，脉案上有‘成败不计’字样”。第二天钱恂去世，在又次一日钱恂的小殓上，钱玄同本不想穿孝衣，不过最后还是穿了，只不过行的是鞠躬礼，而没跪拜。此时的兄弟二人思想差距不小，但钱玄同还是按照仪礼规范，勉力完节。
3.夫妻
位于北京福田公墓的钱玄同夫妇墓如果说在兄弟一伦中，钱玄同的思想和行事的矛盾感觉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夫妇一伦上，钱玄同对于此种矛盾的切肤之感就会更强烈。黎锦熙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他说：“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他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努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
他的太太于民十三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直至现在，尚未复元。
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钱先生爱访友谈天，但向来不欢迎朋友们到他家里去，所以我二十年之久，只到过他家里一次。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有时报告我：‘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原注：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憋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