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觉醒是对理性的解构与颠覆。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强大的伦理理性。它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思维模式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建立伦理秩序形成了强大而严密的控制，对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进行了残酷地禁锢。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伦理理性的反对者虽然层出不穷，却并不能阻止它在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日甚一日地得到巩固，直至僵化成为对人的压抑和戕害。中国新文学萌发之初，就曾经针对此稳定的结构进行过全方位的质疑与颠覆，只是随后出现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使得这个颠覆过程不断地被中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伦理理性本身所具有的超稳定结构和历经漫长发展而积累起来的优势，它总是能辐射出各种各样的因素，并与诸多重大问题纠缠在一起，伺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从思想本源上来讲，“文革”及对“文革”伤痕、反思、改革也都是由这种伦理理性的辐射出来的不同镜像。它们试图表达控诉、反思和变革，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又陷入伦理理性的窠臼。这又一次证明了伦理理性所具有的强大的统摄力，对其的反抗必须要依靠一场真正彻底的、根本的变革。江南文化由于其边缘地位及特殊的生成语境，本身就包含着对于伦理理性的疏离与反叛。但它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个子系统，虽然有其自身的地域特点和思想蕴含，却依然会受到文化整体的严密控制。因此，它虽然与整体文化呈现出差异，总体来看，却又会与文化整体保持一致。在中国整体文化的内部，江南文化的反抗有时会异常惨烈，效果却并不明显，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构伦理理性。以同样具有江南文化背景的新时期作家创作为例，陆文夫的江南市井系列小说，虽也令人耳目一新，但与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的创作相比，冲击力、震撼力显然稍逊一筹。也只有到了接受了外来文化影响的先锋作家手里，吸纳外来文化的“异”，再融合创造主体所承袭的江南文化中的变革因素，才给予了伦理理性一次沉重的打击。
首先他们对伦理理性的权威象征物——“父亲”进行了审判与颠覆。以往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总是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一个“父亲”或者是一个“父亲”式的权威，即使是像《家》那样试图揭露旧家庭的罪恶、旧文化的残忍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个虽然有种种缺陷却又充满了强力的高老太爷。然而无所不在的“父亲”在先锋作家的笔下却成为了被亵渎、被排斥的对象。
余华的第一部先锋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就充满了对“父亲”的怀疑与消解。作品中“父亲”的莫名其妙，既暗示着“父亲”自身的混乱与迷失，也隐喻着“我”与“父亲”的隔膜及对“父亲”的抗拒。由此，“我”开始了一次偶然的却又是必然的旅程，“我”的离家并不仅仅是离开“父亲”，更重要的是离开“父亲”所代表的一切既定的秩序与规则。《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子关系，隐隐透露出先锋文学对伦理理性及以伦理理性为基础的写作常规的不理解和对抗、反叛。作品的问世，开启了余华的先锋之旅，从此他的笔下不再是柔美、细腻的抒情而是阴冷的死亡与暴力。正如作品中的“我”脱离了“父亲”之后发现了世界的混乱与人的无序一样，走上了先锋道路的余华开始察觉并书写自己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年之后，余华这样形容自己最初的创作：“……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正因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在这样的精神指向下，“父亲”这一伦理理性的符号，在作品《一九八六年》中被彻底颠覆。文本中的两个父亲同样是孱弱与含混的。第一个父亲，“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面对混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扔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从此他销声匿迹”。第二个父亲，面目更加含混。作者根本不屑于对他的社会身份予以明确，因为他更加的软弱、错乱。当妻子女儿惊恐无状时，他并没有能力给予安慰。不管是曾经的历史老师，还是现在的一家之主，无力的“父亲”不仅无力维系稳定，反而造成和加剧了不安与恐惧。只有当“父亲”退场后，一切才恢复了平静。“父亲”在《一九八六年》中的尴尬与罪恶，实则象征了伦理理性的荒谬与乏力。通过对伦理理性象征物的怀疑、丑化，余华达到了对伦理理性的颠覆。
余华的精神历程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这一代先锋作家的涅盘。
在这样的精神指向下，作为伦理理性符号的“父亲”及其衍生物“兄长”、“长子”、“男性”、“英雄”等都成为了先锋作家戏谑、消解的对象。
在苏童的“椿香树街”系列中就出现过暴戾的父亲与粗鲁的兄长，而到了《妻妾成群》中，苏童在一个看似由“父亲”、“男性”控制的环境里展现了“父亲”、“男性”的困境与失败。作为一家之主的陈佐千，似乎统治着家中的一切。实则他正在不断衰老，也因此不断地丧失控制力。虽然他还掌握着家中所有人的命运，但三姨太的肉体出轨、颂莲的精神饥渴都在不断地向他的权威挑战。虽然结尾处又一个少女被抬入陈家，陈佐千“妻妾成群”的稳定秩序看似并未遭受减损，然而结尾处“颂莲说她不跳井”分明揭开了谜底：等待着他的必将是更大的危险和动摇。《妻妾成群》中不仅仅提示了“父亲”的权威不再，更预言了“父亲”的后继无人。
陈佐千的长子飞浦，本应该成为“父亲”的继承人，可是他在事业上，获得的一系列的挫折失败，在家庭生活中，也显得十分软弱。他既无法按照“父亲”的方式控制家庭成员，也无法形成自己的权威。他不敢接受颂莲的感情，实际上是无法面对来自于外界的挑战，最终他只能与顾少爷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飞浦这样的“长子”形象，宣告了“父亲”权威的终结及伦理理性、稳定秩序的最终崩塌。除了正面接触到“父亲”的危机与溃败之外，苏童还创作了大量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在这些总题为“妇女生活”的文本中他完全将男性隔除在外，借对女性隐秘内心世界的探索来达到对“男人”所代表的伦理理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对抗。有不少评论者将这一部分作品总结为苏童创作中的“女性情结”，但苏童本人对此却似乎并不以为然。其实苏童真正想要去消解的不是男性这样一个性别，他真正想要去颠覆的是男性所象征着的稳定而强大的伦理理性。在这些充满了阴柔之气的作品中，苏童以性别的隔绝表现了对于伦理理性的怀疑与抗拒。
叶兆言则通过消解“英雄”来对伦理理性进行了颠覆。“英雄”特别是男性“英雄”其表现出来的崇高感与自足得自于伦理秩序的强有力支撑。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文人士子的风流倜傥莫不与此相关。
由于与正统文化的疏离，江南文化中总是隐含着对英雄的怀疑。当这些先锋作家们看到伦理理性的强大与虚伪时，他们也会对由此产生的虚伪的“英雄”性进行破坏。叶兆言的《状元境》就在用来表现英雄胜利的“英雄美人”的传统故事模式中剥除了“英雄”的神圣色彩。
故事中所谓的“英雄”出场时就显得疲惫不堪：他“……站在文德桥上，时间久了，只觉得隐隐有些腰痛。暗暗将手扶在栏杆上”。而英雄之所以被称之为英雄，只是出自于惯性，他实际上并未有什么卓越功绩，甚至最后还仓皇落败。故事中的另一个男性——张二胡，则是一个彻底的懦弱无能之徒，他之所以后来能够异常剽悍却是得益于家中女人之间的战争。因此，当女人的战争因死亡而结束时，张二胡就又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平庸的男人。在这样一个泛着古典主义光泽的文本中，作者却用疲乏、软弱的“英雄”表达了自己对伦理理性的质疑与反叛。
以余华、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江南先锋作家们通过对“父亲”及“父亲”衍生物的遮蔽、亵渎达到对伦理理性主义权威的颠覆，而当伦理主义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后，它所维持的稳定、秩序也随之瓦解，世界与人都不再能够被伦理理性的必然律、因果关系所控制和阐释，世界开始变得混乱不堪，人也逐渐变得复杂难测。于是，先锋文学的另一个精神图景——疯癫开始浮出地表。先锋作家们通过大量书写疯癫形象，宣泄狂躁的情绪。
这一点在余华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创作于《在细雨中的呼喊》之前的作品几乎篇篇涉及“疯癫”。《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有暴躁的司机，疯狂的路人，《一九八六年》里偏执的疯子，《四月三日事件》里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河边的错误》里的杀人狂，等等。“疯癫”与狂躁是余华创作的底色，即使在他经历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对平和之后，也仍然通过最新的长篇小说《兄弟》再次重现了对于“疯狂”的书写热情。与余华创作中突兀的疯子系列相比，“疯癫”在苏童的创作中并没有那么刺目，但同样也是构成他独特艺术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妻妾成群》中颂莲最后的精神失常放大了对伦理理性的瓦解，《米》中五龙的变态行为则凸显了他在故乡与城市、过去与现在、超越与惯性之间的忐忑、惶恐。其实不仅是在这些江南先锋作家笔下疯癫如此密集，包括那些并没有受到江南文化的先锋作家也都大量地创作了关于疯癫的作品。
马原、残雪、孙甘露等人的创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荒诞、怪异。因为对于作为非理性启蒙的先锋思潮来说，再也没有比“疯癫”更能够撼动伦理理性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了。先锋作家之所以钟情于疯癫的书写，正因为其中寄予了他们对于伦理理性的反抗与否定。福柯所言：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疯癫与理性之间也是一种互为注解、互相印证的关系，没有了理性所设立的种种标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疯癫，而所谓的疯癫不过是不同于理性标准的行为。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考察说明了，虽然理性通过各种手段来压抑非理性，非理性却一直存在着，而它的存在就是对理性的威胁与挑战。本身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疯癫之间就没有绝然的界限，一旦消解了理性的中心地位，动摇了理性的权威标准，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与正常之间极有可以发生转化。
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即以一桩离奇的杀人案为切入口探讨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故事虽然是在一个“侦探小说”的模式中展开，却完全摆脱和消解了“侦探小说”的理性逻辑与因果关系。《河边的错误》里杀人案真相的揭秘因理性的逻辑推导而一再延误。孩子发现了人头，人们却顺其自然地认为他在撒谎，案件因此没有被及时上报。在破案的过程中，警察又先验地将凶手设定为一个狡猾、凶残的正常人，种种诡异的现场痕迹也被当作是凶手为干扰破案的有意而为，使案件的侦破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青工许亮多次偶然地在案发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但在理性的逻辑中偶然的量的累积则代表着必然，所以不仅仅警察认为他是凶手，连许亮本人也怀疑自己就是罪魁祸首。即使在凶手已经查明另有其人，可习惯了理性逻辑的侦察员小李仍认为“许亮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用偶然性来解释这些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觉得许亮非常可疑”。
然而真相却戏弄了看似严密的逻辑推导，凶手偏偏就是一个不受理性控制，没法用理性解释的疯子。只有摆脱了理性思维的桎梏，马哲才解开了迷局，“当马哲一听说那天今晚疯子在河边洗衣服时，蓦然怔住了。于是很快联想起了罪犯作案后的奇特现场。当初他似乎有过一个念头，觉得作案的人有些不正常。但他没有深入下去。而后来疯子在河边洗衣服的情节也曾使他惊奇，但他又忽视了。”真相的偶然，使得大量的理性推导、追查因此完全变成了无谓和无用的举动。余华通过大量理性推导与极其偶然的解谜的对比，戏弄了那些同样迷信理性必然律的读者，在谜底揭晓的一瞬间完成了对理性主义必然律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