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从历史来看，江南文化的发展有三座高峰：第一座高峰是六朝时代以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为中心的高峰；第二座高峰是宋元时代以杭州为中心的高峰。第三座高峰是明清及近代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高峰。从历史的变迁来看，江南文化早在六朝就在南京扎下了根，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文化场；只是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到后来有所削弱，但它在整体和主要方面还是保留并呈现出浓郁的江南风味。最典型的要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还有小桥流水，雨巷纸伞，等等。南京号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可春游“牛首烟岚”，夏赏“钟阜晴云”，秋登“栖霞胜境”，冬观“石城霁雪”，源远流长的金陵文化中弥漫着大量的江南信息。因此“江南”自然应当成为素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誉的南京城市形象要素之一。当然最重要的是，南京文化能否构成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自然景物随着时间的流淌可以灰飞烟灭，但精神却能够长久流传。而后者，当我们理性地加以审视，就会清晰地看到自东晋时晋室南迁、衣冠南渡以后，六朝时代的江南即出现了追求自由的思想家鲍敬言、范缜、陶渊明：鲍敬言是中国第一个“无君论”者，范缜是中国最早的“无神论”者，陶渊明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鼻祖，他的适意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追求自由是江南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而追求个性自由、创作自由、思想自由，恰恰正是“断裂”事件的正向意义所在，“断裂”事件的作家们通过这种追求，与延绵数千年的江南文化传统在精神上达成了某种相通或一致。这些作家试图通过创作的自由来呈现内心的自由，他们把写作分成“一种是有条件的写作，一种则是无条件的，不以向环境或秩序的屈服作为代价。用我的话说就是：一种是平庸有毒的写作，一种则是有理想热忱有自身必要性的真正的写作”。所以“断裂”一代作家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与创作的自由的结合，这其实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写作。在他们眼中的写作是单纯的，没有利益之争的，也不会为某种势力所左右。“我们的目的即是在同一时间里划分不同的空间。并非是要以一种写作取代另一种写作——由于对人世间恶的理解，我们从来不抱这样的奢望。我们想明确的不过是在现有的文学秩序之外，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的存在。这种写作不以迎合秩序、适应并在秩序中谋求发展为目的，它永远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坚韧的写作。”
除了在创作上追求自由与江南文化中适意自然的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南京这个江南城市对“断裂”一代作家的影响还在于南京文化的特殊性。自从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又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以及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共十个朝代和政权在南京建都立国。但纵观南京两千多年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南京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贯穿了失意和败落的历史。南京虽然号称“十朝”，但十个政权执政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百年，时间跨度却历经17个世纪，都是些短命的没出息的小朝廷。在南京的政权历史中，给我们印象更深的似乎是“后主”这个概念，陈后主（叔宝），李后主（煜）……偏安之主，亡国之痛，充斥了南京的历史记忆空间。包括后来的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以及蒋介石的挥泪中山陵。所以，从历史的变迁和兴衰来看，这种文化可以称为“偏安文化”；从历史的感受来说，则是“悲情文化”。没有一个历史名城充满如此浓重的亡国气息，亡“国”之恨是南京历史中永远的痛。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只能去避世，归隐山林，或者过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或者钻入故纸堆里，追寻艺术上最本质的美。因此我们看到包括“断裂”作家在内的南京作家群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阴柔之美，对艺术美的追求。
在叶兆言的一篇谈论南京作家的文章中，说到南京的作家时，神采飞扬，“南京的作家成群结队”，“南京这地方生产作家”，“曹雪芹诞生在这里，再往远处说，还有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还有编《文选》的昭明太子。出生在南京，而文学事业并不是在南京开创的，往近处说，有路翎，有无名氏，有周而复，有张贤亮，再往近处说，还有当今走红的青年作家王安忆、王朔和方方”。而谈及南京作家的特点时，叶兆言指出南京的作家经常聚会而且文人之间并不相轻，并且认为南京是个适合作家生存的地方，很多非南京出生的作家都选择到南京生活、写作。围绕“断裂”这一事件，汪继芳在1999年4月开始对南京的包括魏微、陈卫、黄梵、顾前、李小山、吴晨骏、赵刚、刘立杆、朱朱、鲁羊、楚尘、韩东、朱文等13位自由作家进行了系列访谈。这些作家无一例外参加了本次“断裂”行动。对于大多数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惊人的一致，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彼此认识或者彼此有好感，他们的一些文学主张有很多相交之处。但是他们又是完全各自独立的。我们能否认定在南京出现了以韩东、朱文、鲁羊的文人团体呢？从北宋南渡以来，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超越了北方，在文化上也逐渐超越了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从宋到明清时期，地域性的文学流派、文学团体开始逐渐形成气候，比如明末清初的复社、清末民初的南社等等都是江南文人结社的典型。虽然“断裂”事件的这一批作家并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发表共同的文学主张和声明。但是否可以这么说，他们在文学旨趣上，在对文学与自由关系的认识上，在对独立人格与文学创作上，在对文学秩序的认识上存在某种共同性。他们的关系虽然不能称之为文学结社，但可以称之为同一个文学圈，尽管他们反对各种各样的圈子。而这个文学圈的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就是江南文化精神。
第三节边缘政治与南北文学圈
在中国的历代政权中，除了一些作为失败者的偏安政权，以及那些割据状态下的地方政权之外，那些完成了对中国一统大业的统治者无一不是把政治、军事的中心放在长江以北。其目的是为了抗拒剽悍尚武并不断窥伺南方农耕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江南地区虽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但却远离北方的政治中心。而且，江南的大家世族历来就有耕读持家的传统，并不把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看作人生唯一的选择。这样，就造成了江南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边缘心态。
而这种边缘心态在“断裂”一代作家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其一是对既有的文学集团、文学秩序的否定与不屑。韩东在其文章中指出：“断裂我们的行为针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及其象征性符号，即便是同龄的作家中我们也要坚持这种划分，……这种划分本身即表明了与以往作家的重大差别，在他们那里文坛是一个利益共荣圈，名人间相互利用，彼此为盟，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洋溢着一种极为腐朽糜烂的甜丝丝的气氛。”因此在他们的有关“断裂”的几个问题中，有几个是对既有文学秩序与文学集团的挑战，比如说在回答“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
你对它作何评价”以及“对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你是否承认它们的权威性”这两个问题时，“断裂”作家们对此评价完全是否定的。
朱文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说：“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还在开会、作笔记的腐尸。”吴晨骏在回答后一个问题时说：“这两个奖是装潢比较考究的粪池。”对官方既定文学秩序与文学权威的嘲讽，显示了“断裂”作家对现实政治抱持疏离的文化心态。事实上，韩东确实有一段时间在当地派出所的监视居住下生活，虽然在日常生活上并没有造成太多的不便，但是每个月的例行访问或多或少给韩东的文学写作带来影响；隐蔽的反抗意识在作品中曲折地表达出来，对政治的忌惮表面上无所谓但在实质上却刻骨铭心。这种价值取向与南京长期以来形成的“偏安文化”的传统不无有关。
当然有人认为作为文学的边缘分子，“断裂”作家的行为是试图通过事件来扩充自己的影响，进而在文学的经济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对此，朱文自己的辩护是：“人们猜想我们是因为红得还不够，觉得文坛的利益分配不公，因此才会发难。或者是为了党同伐异，独霸文坛。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引人注目、哗众取宠，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以激进的姿态推销自己，总而言之，是为了利益、功名、权力和金钱。我们不是现存文学秩序的受益者，而是这个秩序在利用我们的年轻、才华。它想与我们做笔交易，只要我们俯首称臣就将给我们以极大的利益补偿。的确，我们的写作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整个文坛正虚位以待，只要你向在座的敬酒致意，便能坐下来与他们共享名利的盛宴。”这既表明了“断裂”作家对文学秩序下的文学利益有着及其深刻的认识，也明确了自身对于文坛利益分配的藐视。
从整个中华文化来看，江南文化相对北方文化来说，在政治上处于偏安一隅的劣势，从“断裂”作家相对现有官方文学秩序来看，前者毫无疑问也是处于劣势。所以不管是从现实情况还是从内心感受来看，作为“断裂”作家一方的江南文学圈相对北方文化圈而言，在政治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这次“断裂”行动从某种程度而言，一方面是他们与主流文学的断裂，另一方面也是江南文学圈同北方文学圈的断裂。但与主流文学的断裂是否就意味着他们要去抢夺主流话语权力？朱文曾经这样说：“这次行为被描述成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企图取代什么代作家的一次集体行动，或者说，边缘作家不甘寂寞，开始争夺主流话语权力。被这样描述是在所难免的，人们更乐于相信动物世界的律条，只有利益之争才会让人们觉得真实可信。但我想说的是，这个‘集体’并不存在，通常关于作家‘代’的划分也是荒谬的。
我对所谓的主流话语权力不感兴趣，永远不想问津。”当然这种断裂是否就意味着他们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文学秩序？“我们的行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种所谓优越的秩序取代我们所批判的秩序。
我们的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秩序本身的存在和个人的利益功名，甚至也远远大于一部具体作品在历史中的显赫地位。无论是旧有的秩序或是新建立的秩序，一旦它为了维护自身而压抑和扭曲文学的理想就是我们所反对的。”所以，与主流文学的断裂是否就表示他们要争主导权，还是希望能够在文学实践中保有创造与自由的能力，并通过这个“断裂”行动完成一次他们对于文学梦的追求？“由此我想到，揭示出某种断裂的真相不该是这份问卷的最终目的。或许我更愿意认为它没有目的，只有一个有56个人参加的游戏。当然断裂寻求的绝不是沟通、愈合，应该是又一次的断裂。
它发生在一个作家的内心，不为人知，在一次次的断裂中，坚持住一个最初的、单纯的文学梦。”
在政治上无所诉求，只能从文学创作中找到补偿，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北方文学中那种建功立业的政治祈求在南方文学中难得一见；即使是与“断裂”作家不同路数，相对比较靠近主流意识形态的苏童也只能在秦淮河的桨声中反复地讲述江南，阴柔而沁入人心。正因为远离北方的伦理化的政治文化中心，男女之间的界限没有北方那样的紧张，江南的民间风俗轻狂，男女之间传情达意没有受到过多的限制。所以在大多数的“断裂”作家的作品中，对男女之间的情事性事描绘得细致入微。如韩东的《我的柏拉图》、《同窗共读》、《小东的画书》，朱文的《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磅、盎司和肉》、《小刺猬，老美人》、《段丽在古城南京》、《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魏微的《一个年龄的性意识》等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为什么南京作家群对“性”的描写特别感兴趣，以至于给人以一种无“性”不成书的印象，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舒刚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