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尚侠，南人尚雅。北方人崇尚的是力量，南方人注重的是道德。《中庸》有记载，子路好勇，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强者。孔子回答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就是说，南方人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崇尚的是舒缓、宽柔的君子之道。
北方人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崇尚的是刚猛、强悍、死而不厌的强者之事。孔子这个回答中有两个意思值得品味：一是要抑血气之刚，扶德义之勇；二是要矫南人强之不足，北人强之过分。
弱者需要道德，强者需要力量。虽然生活对强者更需要讲道德，对弱者更需要讲力量，但生活的逻辑是：平等，是弱者的道德追求；竞争，是强者的成功需要。不管是天道还是人道，是损不足而盈有余还是损有余而盈不足，这都是生活的铁律。弱者更多地依靠他力，需要道德保护自己；而强者则更多地依靠自力，需要力量改变自我、实现自我。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3.道德与力量的辩证法
道德本身是一种力量，道德的价值在于力量。高尚道德具有群体召唤力、人心震撼力、社会扩散力、历史绵延力、人心凝聚力等，正是道德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道德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道德即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人与世界的融合，人如果脱离群体与社会，是十分渺小的。
道德的力量与力量的道德是辩证的。人为万物之灵，不仅因为人的理性，更因为人的力量。人类社会需要道德的力量，也需要力量的道德。有道德而无力量支撑，只配做奴仆；有力量而无道德制约，只是个莽夫。力量需要平衡，这就是道德，否则会造成灾难。正是因为既尊重道德也尊重力量，人类社会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道德基于力量，善者应该是强者，没有力量的道德其价值是有限的。历史上的杀富济贫正是道德通过力量显示自身的价值。对恶势力只能通过正义的力量去摧毁，不能奢望以道德的情怀去感化。古人常说的外圆内方，其中一个含义，也是说外在的道德要以内在的力量为根基。虽然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但不能代替力量。无论是一个社会、一个人，都不仅需要道德也需要力量。
德与力的合力与斥力都是存在的，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强者也需要道德的光环，政治家道德则得民心于天下，企业家道德则利于天下。强者道德才能立自己于不败之地。假如强权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一切，人类社会早就解体了。正是道德使人类形成一个整体，使社会得以生存与发展。力量崇拜有可能演变为权力恐惧，草莽英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强国凭借自己的强大力量横行天下，肆虐弱国，然而结果却是一个个都因为其不道德而自毙。
道德与力量具有互融性。道德本身是一种外在力量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人的内在的需要。古代“知耻近乎勇”的认定，即是德与力的融合，敢于否定自己是力量的表征。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也认为，骄傲是一种德行。骄傲显示的是一种力量，力量即道德，而谦卑则是罪恶，因为正是谦卑纵容了罪恶。
但是强者崇拜与善者崇拜的指向是有区别的。善者崇拜的指向是现实维护，强者崇拜的指向是变革图强。只有强者才能获得历史发展的主动，只有道德才能拥有群众，才有社会说服力。力量崇拜着意于济世，道德崇拜着意于修身。力量崇拜是外向型的，目标是战胜他人；道德崇拜是内向型的，目标是完善自我。力量崇拜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战胜自我，而道德崇拜则是为了保护自我。
善者追求的结果是安于自身的贫弱，销蚀对自身命运的抗争；强者追求的结果是不满足于现状，奋起抗争，致力于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
4.道德与力量的断裂
应该说，中华道德文明从来不缺少阳刚之气，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也从来不缺少阳刚之美和力量崇拜意识，但不知从何时起也有些“缺钙”，以拘谨平庸为满足，出现了道德与力量的断裂。
在社会心理上，道德与力量具有互斥性，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强者对道德的鄙夷，道德对力量的疑忌。而且道德多支持稳定性、保守性，往往视变革追求为不规，喜欢对变革吹毛求疵。正因为如此，道德往往被视为社会变革图强的天敌，任何改革家要推行自己的雄才大略，其首要往往都是突破道德的樊篱，扫除道德的障碍。
在社会生活中，会出现道德与力量的此消彼长。如果道德价值出现社会性膨胀，则强者生存环境会相应恶化。相反，如果道德的社会价值出现自我萎缩，则会把强者导向自我放纵的深渊。
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只讲力量不讲道德，会导致社会生活公平与效率的失衡，结果是社会矛盾加剧。因此，在国力日益强盛、人民不断富裕的今天，道德文明的缺失已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加强道德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唤。另一方面，也存在力量崇拜的现代缺失，并已为有识见之士所普遍关注。
环顾四周还确实难以尽如人意。例如，缺乏适宜强者生存的宽容环境。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还远没有改变“出头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生活现实与社会心理；“不为鸡首，宁为牛后”，仍然是一些人的不良心态。而且，即使在强者群中，也存在一种非常态的心理。在一些人看来，身旁不能有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大树底下只能百草不长，任何强者的存在都是对“我”的生存的威胁，结果不是出现强者的互动效应，而是出现强者的互相挤压。
再如，缺乏宽容失败英雄的气量。对此，鲁迅曾语重心长地揭示说：“中国人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将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斥之为民族劣根性而深感惋惜，并痛加鞭挞。直到现在，仍然缺少适合于勇于变革社会、勇于创造财富的改革家、探索者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往往对他们缺乏信赖，指责太多，给强者制造了竞争的诸多障碍，甚至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还有如强者不懈追求的可贵心理与勇敢尝试常常被道德说教所淹没。梁启超曾痛感中国人缺少阳刚之气，缺少对强者追求的鼓励与支持，用脱离现实、疏离人生的道德说教挤压强者的生存空间，淹没强者追求的社会生气。一些人满口仁义道德，其实是对非道德的掩盖，对自身无能的掩饰。尽管我们有理由说，这一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漠然，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到歉疚，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改变它。
5.我们应该施行强者教育
强者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导意识。发愤图强，自强不息，从来是中华儿女的主导性民族精神。我们党从成立开始就矢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中国崛起的呼唤已遍及大地。
我们面临的是强国竞争的时代。强国竞争在改革开放时代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我们有责任强化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强悍基因。没有刚强精神，不可能创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在今天现代化、全球化的声浪中，我们清醒地看到，大地上还有野兽，世界上还有凶敌，杀人武器每天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炫耀，弱肉强食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果不是立志于争当强者，那我们就只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的时代只承认实力，只承认成功，这就是潮流，我们何必避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之间以德报怨是有缺陷的，只能凭实力拼搏。
我们面临的是优胜劣汰的环境。一个人要成功，就应有强者意识，这比什么都重要。歌德曾经说过，“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掉了许多，你若失去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丢掉了”。优胜劣汰、强者生存是自然法则，强者意识是在竞争洪流中获取成功的精神根基。
我们面临的是为国图强的目标。要实现强国追求的宏伟目标，首先要培育力量崇拜意识、强者追求意识，这是强国追求的动力源。我们深切意识到当前社会上道德意识的低迷，但不能因此用道德追求来消弭强者追求。道德是有缺陷的，它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一切矛盾，邪恶不都是可以通过劝说去化解的，贫弱不都是可以通过道德去消融的。国家图强竞争不仅需要道义，更需要实力。不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道德都是无力的。马克思早就向全世界人民揭示了我国清政府“基于道义”国策导致国家落后的严峻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历史的悲剧，对马克思的忠告，不应该健忘。
鉴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真正需要强者，需要真正的强者。所谓强者，即有倔强的主体精神，有明确的竞争目标，有强烈的竞争欲望，有优越的竞争能力，有自信乐观的良好心态。今天的思想教育应该在强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强化强者意识教育。
要创造适宜强者生存的空间。思想教育要营造适宜强者生长的土壤，营建适宜强者生存的氛围，鼓励解放思想，敢于出类拔萃。要有意识地张扬“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畏无惧的精神；要有意识地支持勇于探索并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要有意识地鼓励能挑战承受力的极限，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有的人担心，强者追求会演变为暴力崇拜，其实勇者并非只是为武力斗争服务，并非是对他人生命的蔑视，相反是仗义敢为的道德品质。要给弱体施行强者教育，要给他们与贫困抗争的力量。
要营建张扬强者的心理氛围。强者的健康成长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
思想教育要鼓励挑战权威。恩格斯在《德德维希·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任何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神圣事物的亵渎，对陈旧、习常的叛逆。给探索者、竞争者以宽容，对他们偶然出现的偏失，不要有太多的指责，要相信他们会有自我矫正、自我提升的自觉与能力，不要给强者以生存危机。要教育他们不为失败找理由为自我辩护，要为成功找办法，改变自我。即使被打败了也不怨天尤人，自己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继续前行。
要构建培养强者的教育机制。思想教育活动不应停滞在稳妥区、安全区施行，不妨到危险区、边缘区开展教育。孙悟空的强者心理品性正是在炼丹炉中烧炼出来的。今天，在不少地方都出现狼塑，人们似乎都在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品性？让孩子们成为强者，让人们都有强者基因，是思想教育的责任，要孩子听话，要人们温顺，不是思想教育的目标。我们不能培养不敢直面困难，不能经受挫折的人，我们不能提倡自萎缩、自保护、求稳妥、怕冒险的“君子型”人格。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磨炼教育、淬砺教育。
有人担心，提倡力量崇拜、强者追求，会助长非理性的盲动，其实力量崇拜不是勇敢崇拜，而是实力崇拜，不是情绪，而是理性。虽然强者都是以力量为依托的勇者，但勇敢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战士的品性，而力量却是一切实干者的品性，勇敢也不是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勇敢应建立在智慧与实力的基础上，因此，越是强者越有理性，越不会情绪化、极端化。
（五）教会顺从，教会选择？
思想教育不是要人们舍己从我，不是要把你教成“我”这样的人，而是要把你教成你应成为的那样的人。社会多元，有选择必要，人有选择能力，思想教育要保证人们作最优选择。
教会顺从，还是教会选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把你教成“我”这样的人，还是把你教成你应成为的那样的人。思想教育究竟应该以我为主，还是应该以受为主？这是思想教育中又一个需要甄辨的教育理念问题。其实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日益增多的平庸之辈，正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其中可有我们教育者理念滞后之过？
选择是利弊的权衡、弃取的决断，包括物质选择、精神选择、人生道路选择等。知识不会因其真理性而不容选择，知识如浩瀚的海洋，对人类都有益，但对每个人来说，谁都难以穷尽，必然要选择，人只能是各取所需，根据自己的人生目标勇于弃取，选择与自己人生目标关系最密切的、最有价值的知识，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比知识具有更深的内涵、更宽的外延，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思想选择，千江有水千江月，每条江水中的月色不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个性。我们搞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宗，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革命家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都根据现实的革命与建设的需要，作了自己的选择性运用与发展，正是这种选择性运用与发展，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深化与丰富化。有的人认为，政治观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只能要求顺从，其实也不尽然，即使政治认同，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参与程度。在政治民主、政治文明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政治热心度。思想教育不仅要加强指向性，更要培养选择力。
《反杜林论》中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些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思想是人的权利，是不能轻易被人剥夺的。思想教育者应在坚持教育的强制性与尊重受教育者的选择性之间作出人性化的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