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0日晚，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都来欢送王稼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驻外大使，王稼祥将前往莫斯科就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当天晚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离京赴苏”的消息，同时专门发表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报刊的发行量一下子突破了往日的数量，王稼祥这个名字很快为中国百姓所熟知。
刘铮（时任驻苏联使馆随员）：我们从北京出发是专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专列，把我们送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对方也是有一个专列来接我们。那都是很急的啦，我们都是拿着临时证明，就是一个小册子。
由于时间非常紧迫，以至于王稼祥在出行前来不及办护照，最后由中国外交部出具一个证明书，证明王稼祥一行的外交人员身份，由苏方通知各相关口岸和检查站，给予通行便利。除此之外，还有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亲笔信。
驻苏使馆的日子
1949年10月31日，莫斯科时间清晨7点，王稼祥一行的专列进了站。这样的场面，不仅让前来相迎的西方国家的使节感到惊讶，就连王稼祥自己也颇为意外。
当时一位捷克外交官无不羡慕地说：在俄罗斯工作了四年，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是头一回见到。苏联的很多官员喊着康姆奈尔（王稼祥在苏联留学时的俄文名字，意思是“公社党人”）上前和王稼祥握手。
刘铮：激动啊，第一个在国外建立使馆，第一个在国外有我们自己代表国家的地方，已经升起了我们自己的国旗。大家一起行了三鞠躬礼，唱国歌，大使还指挥呢。
11月3日，王稼祥在克里姆林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施尔韦尼克递交了国书。在2005年中国外交部开始解密的一批外交档案中，有一份王稼祥在1949年11月14日致周恩来的电报。这份电报详细描述了中苏建交呈递国书的全过程，从进入克里姆林宫，到仪式结束，历时35分钟，每一个外交礼节、每一个动作及经过，都叙述得十分详尽。
张历历：当时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从头开始办外交，那王大使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他的观察能力，他的感知能力，那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份报告非常重要，对其他的大使，必然有一种示范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教科书的作用。
驻苏使馆是新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从头开始办外交的王稼祥率领第一批外交人员，不仅学会了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注重经验的积累。以至于后来派往东欧的外交人员，在路经莫斯科时，都会在驻苏使馆学习，这里几乎成了外交人员的一个培训基地。
刚刚创建的使馆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节约有限的经费，王稼祥夫妇带头缩减了工资。而在出席外交场合时，最让大使夫妇头疼的是服装。
朱仲丽：那个时候没有钱给我，只给两百块人民币，买不了什么。那高岗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到苏联）不是经过那里嘛，给了我一个狐皮围领。在北京饭店，准备到苏联，住在那里办事的时候，北京饭店对门，是一个地摊，我就在那个摊子上买了两套（衣料）。一件料子就是大红纱里头绣了小白花，挺好看的；还有一件是黑纱。买来怎么办？自己做，自己裁，自己缝。白天礼节是短裙子，晚上要穿拖地的长裙。那我把这个衣服做两截，到了晚上就缝起来。那衣服王稼祥还替我缝呢。出去人家都还看得，蛮不错的，你跳华尔兹也行，跳四步也行，我都跟得上。
各种场合需要不同风格的服装，朱仲丽总是不厌其烦地缝制。因为每一个场合对大使来说都是一次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机会。
朱仲丽：有一次在外交场合上，也是一个国家，我不记得是哪个国家的（大宴会）了。人家来问，你们会不会成为南斯拉夫？王稼祥马上就严正回应：你凭什么问这个话！马上顶了，这个，挺高明。
这件事情，让王稼祥意识到，世界对我们这个初生的国家还是陌生的。以后只要有机会，他总是设法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它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蓝图。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新中国外交迅速打开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局面。
正好12点，大钟敲响，整个莫斯科城都能听到
就在苏联承认新中国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做出决定，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要求其他盟国也不能承认。理由是中共政府没有作出接受国际义务的诺言。面对这样的局势，王稼祥在莫斯科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外交出访中最漫长、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出访，王稼祥带领中国驻苏使馆人员来到车站迎接。
张历历：毛主席访苏的规格，应该说是给予一个外国的，特别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的礼遇了。除了斯大林以外，苏联所有的领导人都到车站迎接了，而且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仪式——毛主席的专列进入莫斯科车站以后，正好12点，大钟敲响，整个莫斯科城，当时的莫斯科城啊，全城都能够听到。
在中苏两党漫长的斗争经历中，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过误会和隔阂，这一点，王稼祥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必须极力促成两位领导人实质性的会晤。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王稼祥就陪同他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
朱仲丽：毛泽东一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有很多苦水要向你吐啊。斯大林说，现在实际情况已经说明了，就是说，国家胜利了，还说什么，你是对的。
两个领导，十几年思想方面的是是非非，两句话就结了，多伟大，再也不提了。几句寒暄之后，谈判开始了。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开始谈了关于（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开始提了。毛主席说：斯大林同志您看，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刚建国，我们要建设。斯大林开玩笑说：我想5年、10年、15年都没问题，只要我不打，你不打，还有谁要打仗？
跟着毛主席就提出来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会，我们认为1945年蒋介石代表中国跟苏联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应该废除。因为我们是新政府，我们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话还没有说完，斯大林就给他打断了，说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开了个会，我们认为必须维持旧的条约。这一下子，话不投机就谈不下去了。
从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双方对中苏旧条约的想法有很大距离。斯大林说：大家都知道，苏中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借口。
毛泽东说：我们在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
沈志华：你可知道，在1946年这个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后，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说美苏在背后出卖中国，我中国是战胜国，我战胜国怎么还得被迫出让旅顺港和大连的行政权，还得把中东铁路让出去，还得把外蒙古给独立出去。这不跟一战以后，中国遭受那个待遇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全国群情激昂。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以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两国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自然会向苏联提出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的要求。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毛泽东跟斯大林并排坐在主席台中央，并被安排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外国国家元首，其规格之高引人注目。但是，斯大林的高规格接待，并没有使毛泽东真正愉快，他心里装的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的这次莫斯科之行不是专门来为斯大林祝寿的，重要的工作是与苏联签订一个平等的新条约。
在寿辰庆典活动之后的第四天，中苏首脑举行会晤，斯大林仍然避而不提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深感失望。风云突变的外交态势，使王稼祥心急如焚。如何打破僵局，又能缓解毛泽东的焦虑呢？王稼祥想到了正在莫斯科医科大学读书的妻子朱仲丽。朱仲丽不仅在延安时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而且她的父母曾接济过早年在长沙读书时经济拮据的毛泽东，她一家人与毛泽东有很深厚的友谊。
朱仲丽：王稼祥就对我说：仲丽啊，现在在国外，没有我们自己的大夫，你是一个医生，你不应该读书，应该跟着毛主席，照顾他的健康。我说：好。我就赶快请了假，搬到斯大林别墅住了。
在斯大林别墅，朱仲丽一边照顾毛泽东的健康，一边安抚毛泽东的心情。
与此同时，王稼祥与苏联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几天后，苏共派来了联络员费德林陪同毛泽东。
朱仲丽：费德林是个翻译，中文讲得非常好，以后每顿吃饭都由他陪着吃。毛主席吃饭就喊：仲丽啊，你来陪我吃饭。有一回，我说我吃过了，毛主席就说：你再来吃点不行吗？我说我不吃了。就只有我能这么说，毛主席不会生气。费德林就在旁边看着。毛主席第三次再喊：来，快来，快来吃饭。
叶子龙就说：你还不去，毛主席在喊你呢。我就出去了，我说我吃过饭了，然后坐着，拿了新的盘子、新的刀子、新的叉子。费德林就开玩笑，毛主席你真是宽宏大量。毛主席就笑我，你真是个大小姐，三呼四请才肯出闺房。实际上就是在讲斯大林，三呼四请还不出来。也是出口气。
等待消息的日子，毛泽东每天闭门不出，只在别墅阅读书报。于是各国驻苏大使、新闻记者，纷纷打听毛泽东的去向，西方一家通讯社甚至造谣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此时，苏方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在关键的时刻，王稼祥使出了一着妙计。
沈志华：王稼祥出了个主意，说主席你可以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他们可以提问，你可以解答问题。这样子你不就在报纸上可以出现，而且通过这个也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表露出来。还就是通过这次接受《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毛主席表达了，而且是公开表达了他到莫斯科的目的。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形势如何？
毛泽东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毛泽东答：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记者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毛泽东答：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王稼祥的妙计，打破了中苏会谈的僵局。在王稼祥的建议下，毛泽东开始在苏联各地进行访问，还拜谒了列宁墓。在行程中，王稼祥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苏方透露毛泽东此行的意图，促使苏方积极行动起来。就在毛泽东答记者问发表的当天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来到了毛主席驻地，开始商谈中苏签订新约的问题。
沈志华：这就表明，斯大林他让步了。那么斯大林让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态度。因为从整个外交背景上看，当时毛泽东手中其实有三张牌，他可以跟苏联结盟，也可以跟美国结盟，也可以跟谁都不结盟，走第三条道路，中间的道路。就是在当时中国的状态，当时的环境下是有这种可能的。比如说，美国也在拉中国，想给你贷款啊，表示你看我没有出兵啊，你过长江我没有出兵，你要打台湾我也表示不会干预啊。其实都是在拉中国，当时美国的一个主要战略决策就是不要让中国跟苏联结盟。
而当时苏联的手里就一张牌，必须跟中国结盟。若不跟中国结盟，整个苏联的东方战线——亚太地区就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当时缅甸也在谈，英国也谈，所以我想，斯大林让步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外交的抗争中，他的底牌不如中国的底牌大，所以他沉不住气。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王稼祥就即将签订的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进行签约前的各项准备。
沈志华：新条约主要是由周恩来和王稼祥起草的。主要的不同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大连港的行政权和其他的设施全部要收回；一个是旅顺港加了有效期，到1952年；最重要的是中东铁路，当时叫中国长春铁路，从满洲里经过哈尔滨一直到旅顺港，这个要收回。所以这个方案基本上就把苏联的方案都给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