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温情的丈夫，他是严慈的父亲，他是一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新中国的将军大使，一位穿越风起云涌的“红色大使”。首次全面展示其从少年到红军指挥员到共和国大使的人生经历，真实记录其先后担任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和阿尔巴尼亚四国大使长达20年的外交生涯；重现新中国外交开埠阶段中国与瑞典、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外交历史。
他风度翩翩、睿智机敏，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英雄；他直言不讳、雷厉风行，是第一个对阿尔巴尼亚说“不”的人。
“这应该秀才来干的一些事儿，像我们这种人不能干这个”耿飚，1909年8月26日生于湖南醴陵。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任红四军红四团团长。193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日战争中，曾任八路军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外交部。
1950年，正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候，新中国外交也正面临着新的开端。从1949年10月3日，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苏联算起，3个多月内，新中国同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在新中国派出的首批15位大使中，有11位是将军。为了让他们更快进入角色，周恩来让外交部办公厅物色了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在这里，睡弹簧床、吃西餐、穿西装旗袍成了将军大使和夫人们在出国前必修的功课。长年的征战生涯，对于新中国的这一代将军和夫人们来说，勤俭便捷的生活早已成为习惯。对他们来说，享受有时候意味着是一种折磨。
孔祥琇（耿飚研究专家）：在军队里没有这个条件呀，他也不习惯。红军时期睡门板、睡蒲草、睡稻草；延安时期睡窑洞；后来再经过两个时期吧，大部分是住在华北老乡家里，睡土炕。他最不习惯就是睡钢丝床，大使夫人呢，她最不习惯就是吃西餐。
在接受培训的大使中，和耿飚一样睡不惯钢丝床的黄镇后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晚上将被褥铺到地板上睡，早上起来放回床上才开门。他的这个睡法一直延续了多年。事实上，将军们对让他们离开部队接手外交工作是有些不情愿的。
孔祥琇：他们说这应该秀才来干的一些事儿，像我们这种人不能干这个，好多畏难情绪啊。
裴坚章（时任使馆秘书）：他们说我们一不懂外文，二不懂外交，我们是“土包子”，打仗可以，搞外交不行。
孔祥琇：这样呢毛泽东就把他们召在一起，讲话。毛泽东说：将军当大使好。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就是政治信任。至于你会不会外文啊，会不会礼仪啊，那两码事儿，我就看这一点，起了决定作用。所以当时将军们就不再说什么了，既然这样，毛泽东这样信任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吗？
选择耿飚当大使是周总理亲自定下的。
孔祥琇：那时候有一个美军观察组，从重庆来到延安，观察我们大后方部队的战斗啊、游击队的情况。有一个观察组要从延安到晋察冀去，叶剑英、周恩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耿飚。中美的外交关系等于说那时就接触了。甚至于说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外交行动，因为耿飚是负责把这伙人接到晋察冀去，带了翻译，有护送任务，很完整的一个外交工作。
1950年7月初，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偕同使馆的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行共二三十人起程奔赴瑞典。途转莫斯科，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西行驶的列车上，将军放眼窗外的贝加尔湖浮想联翩。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将与祖国和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耿飚是新中国第一个被派遣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他曾经南征北战、出生入死。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个国庆招待会时，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他带过多少兵。他回答：“大概有十几万！”瑞典司令马上立正敬礼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从此，中国大使是个将军的消息让北欧这个王国民众交口相传。
一人三使
列车行驶了七天八夜。一到莫斯科，耿飚立刻派人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和瑞典外交部联系去瑞典事宜，得到的回答却大大出乎意料。
孔祥琇：到了莫斯科以后，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把他们接待了下来，然后就去和瑞典联系。结果一问呢？瑞典方面实行夏时制，整个皇宫和政府都到一个海岛上度假去了，没有人办公。他们就只好滞留在莫斯科，然后才又从波罗的海坐船出发。
耿飚一行乘坐的客轮又在海上行驶了七天八夜。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时，已经是9月10日了。耿飚突然意识到，9天以后就是要按照中世纪礼仪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递交国书的日子。
1950年9月19日，耿飚得到了乘坐六乘王辇递交国书的最高礼遇。这是耿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93岁高龄的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不久，古斯塔夫五世辞世，王储阿尔道夫继位成为古斯塔夫六世国王。
孔祥琇：这国王去世呢，耿飚同志正好在丹麦。得到消息以后，离出殡就只有3天了。赶紧回到瑞典，写了吊唁的一个文件，等于是唁电，送过去了。结果这个翻译呢，把这个翻译错了。比方说我们沉痛地获悉贵国国王阿尔道夫五世陛下不幸逝世，他把那个“沉痛地获悉”翻译成“荣幸地获悉”了，翻译错了。这个翻译本身是我们请的一个瑞典当地人。后来，耿飚请人把它改好了，又亲自把这个唁电送过去，很诚恳地表示我们的歉意。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这个情况给耿飚留下了一个很深的思考。
此时，耿飚一人三使，担任了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瑞典王室规定，大使晋见国王是不能带翻译的。耿飚和赵兰香很快发现不懂外语对工作的不便。
孔祥琇：他自己也学，他从瑞典请的老师。
赵兰香同志也学，也请了老师。他们使馆还有些女同志也会，教他们学外语。大概用了一年时间，反正很快，日常用语就学会了，因为耿飚本来就有点基础。尽管说得不太标准，但他小时候跟毛泽覃同志学过一段时间外文。他年事很高时，还能用英文写出“布尔什维克”来。他这个人也心灵手巧，很聪明的。
5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大街上，瑞典人惊奇地发现中国大使竟然自己驾车出行。这个传说中比瑞典元帅带兵还多的将军大使似乎没有太多的威仪，他在驾驶座中露出的明快笑容让他们倍感亲切。
王明修（外交部苏欧司前副司长）：他会修表，会开车，还会修车。他到使馆去，实际上有专车、有司机，但他还是自己开车。使馆人员说：一个大使，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你自己开车，这影响不好吧？他说那有什么不好啊。他就自己开了去了，结果反应非常好啊。一些使团、驻在国的官员都说：中国大使自己开车。
耿焱（耿飚之女）：他自己考了驾照，自己驾车出去，先熟路，有很多工作就很方便。因为他过去在军队就开车，所以对他来说也很容易。还有，我觉得他热爱、喜欢开车，喜欢车。
耿焱在小时候有过跟随父母上任的经历。她至今觉得一生中最受用的品格是父亲教给她的。那是她小时候，在瑞典。
耿焱：我父亲看到那地方是冰天雪地，一年当中冬季很长，就跟我说，你应该跟这些小孩子一样学滑雪、学滑冰。
我当时觉得很可怕，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他就给我买了冰鞋。他说今天呢给你一天时间，我去上班了，下班的时候希望你就学会了。我真的在地上连滚带爬的，但是在他下班的时候我学会了。跟着他一方面我很幸福，但有些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总是要求我做一些我不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不做的话，他就会批评说你胆子太小，要锻炼你的意志。
在瑞典使馆跟随父母一起生活的一年时光成了耿焱童年最美好温暖的记忆。在那个时候，按照规定，除了年纪特别小的孩子，大使的儿女们是不能随父母上任的，所以耿家的孩子很快不能留在父母身边了。父母亲每年夏天难得一次的回国假期成了他们翘首以盼的日子。在其他的日子里，大使和大使夫人给孩子们唯一的慰藉只是每人每年一件的外国洋装。
耿莹（耿飚大女儿）：妈妈从国外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套衣服，让我们穿着照相。妈妈特地给我买了一件有绣花的衣服。照片拿去以后，妈妈写信过来说：你穿反了，它那个扣子是在背后的。
耿焱：每年回来一次，一个月时间。回来的时候高兴得不行，走的时候全部都掉眼泪的。所以有几次呢，我们睡觉，她说不叫我们，因为如果我们送到机场，她说她就走不了了。因为我会嚎啕大哭，我哥哥也会哭，然后她说她就上不去飞机了。说实话是非常痛苦的。
和亲人聚少离多、与自己热爱并曾经以为不会改变的军旅生涯分道扬镳，耿飚在20世纪50年代的异国夜晚思绪万千。在他赴任前的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在他向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递交国书后的一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他先前所在的第十九兵团，也在老战友杨得志的率领下，加入了保家卫国的队伍。而国内军事战略的重大变动也牵动着外交工作的起伏，老兵开始在瑞典松软的沙发上如坐针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