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至乐》）庄子的后学直接继承了庄子的这些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深刻的命题：“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生亦死之徒，死亦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如此等等。庄子及道家学派对生死问题的论述一方面无疑充满了辩证法的深邃和睿智，但另一方面他们把生死视为齐一，便也否认了生之价值，这显然又失之偏颇。在这一点上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语）的观点对人生无疑要更有积极意义一些。
在生死问题上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传统还有一大特点，这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一般不相信灵魂不死，所以哲人们更倾向于探讨死后如何不朽的问题。这事实上是一个死如何向生的转化问题。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早在《春秋·左传》中便有“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一如何达到不朽的思想直接为尔后的思想家所继承。所以孔子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可见，在孔子看来，齐景公“有朽”，而伯夷、叔齐“不朽”。孟子也从功垂千古这一意义上讲不朽：“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下》）这正是儒家强调通过创业而使自己短暂生命走向永恒与不朽的基本含义。
正是在这个德行可以创造不朽思想的影响下，儒家对生与死有了“生则乐生，死则乐死”的坦然态度。同样，也是在这个思想的熏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成仁成义的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可以说，儒家这一对人之生死的基本伦理态度，就集中代表着我们传统伦理文化在生死观上的普遍一般心态。
这一生死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心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发展显然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伦理学的归宿：理想人格的培养造就
理想人格是道德行为主体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任何一种道德理论，归根到底总要描绘出一种理想人格的风范，从而为实现这样一个理想人格而展开自己的整个理论学说体系。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人生问题的探讨，这个探讨的中心几乎可以说就是理想人格（即成人之道）的追求与实现问题。从先秦时代起，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建构了自己关于理想人格的学说。我们在这里对其中最主要的几种理想人格理论作一简单的逻辑考察。
1.“仁义”的理想人格
仁义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至道境界。这一道德理想由孔子最先提出，然后经过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阐发，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民族人格与品性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格理论。
孔子最早确立了仁义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孔子把“仁”的内涵规定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施矣。”（《论语·雍也》）按照冯契先生的理解，孔子在这里对“仁”的解说包含有两层意蕴：一是人道原则。“仁者，二人”，所以“仁”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友爱，不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二是理性原则。肯定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能近取譬”。正是基于对“仁”的这样理解，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的具体表现作了很多的罗列。
譬如说仁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是克己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由！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是能爱憎分明：“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仁是勇敢：“子曰：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仁是刚毅内秀：“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是不怕牺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如此等等。所以在孔子那里“仁”具有极多的表现形式，但其中的基本内涵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仁”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孔子还进一步认为“仁”是一种优雅快乐的人生境界：“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了“仁”的境界不玄远也不神秘：“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但他更注重从仁义并举的角度理解道德上的这一仁义理想人格。在他看来，“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讲“仁”和孔子略有区别：孔子谈“仁”注重行为，孟子则把“仁”理解为内在品性，这种“仁”的内在品性表现在外就是“义”。所以孟子认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
因此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这里孟子事实上已初步探讨了在道德冲突中如何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不仅如此，孟子还非常具体地描述过这种仁义的理想人格风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上》）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理想境界。孟子这个充塞仁义的大丈夫人格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产生了极为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自孔孟之后，许多思想家也都对“仁义”的理想人格作过探讨，其中董仲舒在继承孔孟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精辟独到的观点。譬如在董仲舒看来，道德上的理想人格塑造要解决的无非是一个“人与我”的关系：“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因此在董子看来，仁为爱，而仅爱自我非是仁，唯有同时也爱别人方为仁；义为正，而仅正别人非是义，只有同时也能正己方为义。这样，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道和理性原则在这里就被进一步具体化了。
作为一种王者之道，儒家特别要求统治者必须“爱人”，即行仁政。其具体内容就是孔子曾一再希望的统治者应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众。以董仲舒的话说就是：“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这就是说，统治者所爱之面的广狭，直接关系到他统治范围的广狭和统治地位稳固的程度。
所以儒家始终劝勉统治者为政施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这些关于统治者人格塑造的教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兼爱”的理想人格
“兼爱”的理想人格是墨家学派的人生理想。他们把“兼爱”视为道德上最高的善。这一思想为墨子最早创立，后来经过墨家学说的推崇者的发扬弘大，形成了在当时也极有影响的一种成人至道理论。
与儒家一样墨子并不否认义，所以他也主张“万事莫贵于义”（《墨子·兼爱上》），但他认为“义”之内涵即为“兼爱”。所以在墨子的伦理学说中，非常强调兼爱是道德之本和人生至道的思想：“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墨子·兼爱上》）“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自身，……不慈者，盗贼，战争皆亡矣。”（《墨子·兼爱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孔子和墨子的理想人格思想都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
墨子还具体描绘了一个“兼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当然，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子又是道德问题上的功利主义者，他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墨子·兼爱中》）可见，墨子非常强调“兼爱”则人己两利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作为人生的一种最高理想，墨子又提出了无功利的一种“博爱”情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子·兼爱下》）这种带着博爱情怀的爱犹如日月之光普照大地，而从不企望从中获得些什么私利回报的兼爱理想，其实也是墨子自己所躬身践行的一种理想人格。从这一点上讲，墨子的功利主义道德学说与西方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相比，显然又带有更多的利他主义特性。
后期墨家在道德理想人格方面继承了墨子“兼爱”的成人之道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墨子讲“兼爱”是不分彼此和远近，在原则上是一律平等的。但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这种一律平等而视的爱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所以与孟子同时代的后期墨家学派人物夷之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发。他说：“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滕文公上》）后期墨家的其他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同样进行了颇多的研究，譬如他们提出的“伦列”思想：“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亲厚厚，亲薄薄，亲至，薄不至。”
（《墨经》）这即是说，爱无厚薄，不分彼此，但付诸实施时可分厚薄。也就是说，“兼爱”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一个顺序问题。《墨经》中的这一“伦列”思想使“兼爱”的理想由抽象而变得具体。这显然是理论上的一个进步。
由于儒家和墨家都在道德学说中强调一种人道主义原则，因而儒、墨两家在成人之道的探求和道德理想人格的建构方面常常是相通的。也因此，在儒家所勾画的“大同”理想中，可以看到其间渗透着墨家的“兼爱”情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个大同的理想社会，无疑正是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理想人格的具体实现。从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礼运》的这一以“兼爱”为基础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对中国历代志士贤人的道德理想人格追求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无为”的理想人格
在先秦哲学中，除“仁义”与“兼爱”的理想人格理论之外，还有一个极有影响的道德理想学说，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说。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最早勾勒了“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的“无为”人格风貌。庄子则把这一“无为”理想集其大成，从而在百家争鸣中使道家成为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学派。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其理论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除了孔子当推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