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1862-1910），晚清启蒙思想家，浙江温州平阳县人，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别号六斋，晚年复改名衡。自幼资质颖异，有神童之誉。浙江瑞安孙锵鸣奇其才，以小女许为婚姻。孙氏为浙东学派名儒，其玉海楼藏书10万卷，为海内着名藏书楼。1877年后，宋恕随岳父出游上海、南京等地，对世界大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对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战败求和感到耻辱，于是发奋攻读西学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御侮排外振兴国家的药方。1892年，宋恕作《六字课斋卑议》，提出一套变法维新纲领，并上书李鸿章。李鸿章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欣赏其文才，派其充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在津任职期间，宋恕又写下《六字课斋津谈》，重点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之得失。1910年后宋恕怀抱满腹才华和壮志病逝，年仅48岁。
《六字课斋卑议》（又称《六斋卑议》，以下简称《卑议》）和《六字课斋津谈》（又称《六斋津谈》，以下简称《津谈》），是宋恕关于社会改革和学术思想的主要着作。《卑议》成稿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后经修订，于1897至1898年间（光绪二十三年冬）印行。全书共4篇64章，其中前2篇25章“指病”，即揭示当时社会各种弊病；后2篇39章“拟方”，即提出各项改革主张。《津谈》写成于1894至1895年间（光绪二十年冬），宋恕生前没有印行，无人知晓是书内容，现存温州市图书馆的手抄本为残缺本（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胡珠生编《宋恕集》，将其收录在内，约4万字）。此书以议论中国各类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文化为主。
二书书名中之“六”字，是指心、身、古、今、缘、嗜六字，乃宋恕早年自励修身养心的六个方面。至于“卑议”，乃自谦之词，以示书中所述各种见解和改革办法，“指病不及本，拟方多据乱，故自命曰‘卑’”；或曰其各种主张“较西国之法则犹未免卑，故命曰‘卑议’”。至于“津谈”，则因为此书为宋恕在天津时所作。
宋恕虽自谦为“卑议”，但实际上这二书是他深入研究社会、学术，历“十年之憔悴”的力作，因而他内心实是非常看重，曾自诩可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这些令他十分推崇的名着相媲美。甚至认为如中国百姓识字能读懂《卑议》，则4亿人中不止3亿9000万人会感动得“泣数行下也”。可见他其实是自视甚高的。《卑议》、《津谈》二书所涉猎的社会问题和有关改革的思想、主张甚广，要而言之，有如下数端。
第一，深切同情民间疾苦，强烈抨击各种虐民弊政。宋恕多次表示，他着《卑议》、《津谈》不是为沽名钓誉，而是因目睹社会弊病丛生，人民痛苦深重，“伤心同病，恻隐未绝，不忍无言”。综览二书，确会令人感到宋对弱者、苦者有着一以贯之的强烈同情，其大部分议论，都是与这种强烈同情相关的。例如他在学术思想上极力推崇孔孟儒学而极力贬斥法家，就是因他认为儒家是抑强扶弱而法家是抑弱扶强的；他也一般贬斥程朱理学，原因同样是因他认为它“阳儒阴法”，即把程朱理学硬归入法学之列。宋恕对儒、法和程朱理学的评判未必正确，但他是从同情弱者、苦者出发评定事物之好恶，则十分明显。正因如此，宋恕对清朝从总体上说竭诚拥戴，说过“国朝仁政，无论大小，均非汉唐宋明所曾有”，清朝的“功德”胜过周朝万倍之类颂清的话；他在批评许多弊端问题时，爱用“周后明前”这个限定词，以示这些问题在上古三代和当今清朝都不存在；即使批评当前弊政，他也常把此归咎于汉族官僚而避免指责朝廷。但尽管如此，他对当时社会各种虐民弊政，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咸同以来，弊政滋甚，横征内困，互市外漏，农田水利之政苟焉弗修，天地自然之藏尚多未发。”各地官场忙于“无聊应酬”，不管人民疾苦、死活；各地衙门多由胥吏操纵，他们威福自擅，肆意欺压人民，经常索要酒食招待，还索献规礼，稍不如意即行殴毁，甚而“辱人母妻，亦复时有”，宋恕愤怒地感叹：“衙役之为祸烈哉！”
宋恕指出：广大百姓不但受胥吏们欺剥，而且社会上充斥着由举贡生员们构成的土讼师，以及各种地痞流氓土棍，他们“鱼肉善良，触目皆是”，且狼狈为奸，百姓受了种种欺剥而无处申诉。此外，《卑议》对当时社会浮征之普遍，盐、厘之黑暗等，也作了与汤震《危言》大致相同的揭露和抨击。对于官府置天灾频仍于不问不闻而一味委因于天，宋恕亦作了无情批驳，指出连绵的天灾主要由“人事未修”所致，亦即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只知横征暴敛所致。
从上述可见，宋恕对时弊之揭露、抨击，多集中于那些对平民百姓直接造成巨大痛苦的问题上，他对清朝统治者其他方面的弊政之揭露、批评，着墨不多，这可说是他揭批时弊的一个特点。
第二，主张简政令，改律例，立议院。《卑议》认为“法令忌繁贵简”，以使人易知易行，因而提出“开局京师，博征天下通人”，与有关官员讨论现行《六部则例》等条例，加以删繁就简，颁行各省，而停废前此各种繁琐条例的建议。宋恕还力主废止各种酷刑，如凌迟、绞刑，废除连坐；除了笞、杖、枷及掌嘴外，其他一切刑具悉行废除，永禁再用。他还主张仿西方之法，实行律师辩护制。但他认为“大赦令”应永远禁用，以示犯罪者决无幸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恕主张每县各设男女“惩罪所”，分别收囚本县恶男恶女，令做苦工，进行改造，按其罪之轻重以定囚限之长短。此法已颇类似劳动改造，比传统的坐牢不仅更人道，且可使罪犯出狱后便能自食其力，改恶从善。
《卑议》1891年初稿本收有《议院章》，提出每县设一议院，由本县各“举户”（有正当职业之户）公举议绅（须有职衔者）、议生（无职衔者和一般举贡生员）组成。县中一切事件，或先由知县通知他们集议，或先由他们禀报知县请行；如他们的意见被拒，可向上一级政府反映。上级可将他们的意见下令由全县绅衿查议，若半数以上绅衿同意议绅、议生们的意见，则可“不问”，如半数以上绅衿不同意，则议绅、议生要被除名，且“依常传提、审究”。此外，知县还可令议院清核本县钱粮、税款和主持种树等活动。宋恕设计的这种“议院”，充其量至多只是县级（因他并不主张设立省和全国的议院）咨询会议。而且令人费解的是，“议院”的意见被知县拒绝后，只能向上级政府反映，而反映的结果则最好也只是“不问”，弄得不好还要受除名、传提审究之类处罚，这使“议院”的意见被拒采后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境地，连向上级表示不满的权力也事实上被剥夺了。这样的“议院”，不仅与西方的议院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上述汤震所主张的议院亦相去甚远。这反映了宋恕在政治态度上的保守，与他真诚拥清相关。
第三，大力兴办学校，推行义务教育。与其他许多维新志士一样，宋恕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认为“西国识字人多，中国识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把文化教育视作国家强弱之所系，是很深刻的见解。康有为1898年在论及甲午战争时亦认为日本“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说的是同样的意思。基于对教育事业重要性之认识，宋恕希望国家采取切实措施来提高全民族，尤其农民的文化水平，实行扫盲和小学义务教育制，其中包括：编印常用字课本供农村学文化之用；每保设一村学馆，凡6-13岁少儿必须入馆就读，每年不得少于200天。还主张创造多种切音字法，供南方不同方言地区儿童学习。他还提出过中国应采法日本学制，了解日本大中小学详细章程予以仿行，“则自强之基于是乎树，一切善政逐渐可兴，十年之后其可以洗今日之耻矣”！这也就是要通过学日本，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为中华之振兴打下扎实基础，认为只有发展教育，“善政”才逐渐可兴。这些认识都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