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洋务派人物也加入了赞美君主立宪制的行列，最着名的要数张树声，他于1884年垂危之际给光绪帝的遗奏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从1879年到1884年的大部分时间任职两广总督，与广东人郑观应有私谊。他遗折中的这些话，郑观应在1892年为自己即将刊行的《盛世危言》所写序言中，以“善夫张靖达公云”的赞词作引导，全文加以引录，作为自己的同调。张氏给皇帝的遗折，官仅候补道的郑观应按说是无从得见的，因此有可能张氏上述奏说是采纳了郑氏向他的发议。但即便如此，既然张树声把这些话写进了遗折，表明这位洋务大臣，对于“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西方代议制政体，也并不是无动于衷的。
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等戊戌维新派，像早期改良派一样，对西方（以及日本）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度颂扬备至，力求采行。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等人就正式向清王朝提出设“议郎”，请光绪帝下诏全国，“令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名曰议郎。”议郎的职权是“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可见议郎们的意见不是仅供皇帝参考，而是要“下部施行”，具有法律与权威的功效。接着，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在《日本书目志》中强调“政未有善于议院者也，泰西之强基于此矣，日本又用之而强矣”。至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更进而要求“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和“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这些都是对君主立宪的代议政治的大声呼唤。虽然在这以后，由于康有为获悉光绪帝支持变法，并且他本人受到皇帝器重，为了借重君权实现自己的变法之志，故在“百日维新”前后所上奏折暂时不再提出设议院、行立宪的要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即使在20世纪初叶民主革命兴起，甚至在辛亥革命赶走皇帝、建立民国之后，他也仍坚持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从而可悲地成了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和时代的落荒者，但那是另当别论的后话。 在康有为接连上书光绪帝请设议院、行立宪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在用各种方式宣传代议制度。他们批评几十年来中国学西方只是学了些“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为中国采行代议制寻找圣贤遗训，断定“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到：在称颂议院、要求在中国实行代议制度这一点上，戊戌维新派与早期改良派态度一致，声气相投。但是，两者的立论依据却有高低深浅之别。早期改良派是从设议院、行立宪有利于上下沟通，集思广益，从而缓和矛盾，清明政治，导致国家富强来立论的；而戊戌维新派则除此之外还把人民在国家的地位及其应享的政治权利，亦即把他们所说的“民权”，作为应在中国实行立宪制的理论依据，这是他们比早期改良派立论前进之处。
戊戌维新派中最早运用这个“民权”理论武器的是严复。1895年3月，他发表《辟韩》一文，借抨击唐朝人韩愈的君主专制论，宣传“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君、臣、兵、刑之类原本都是没有的，只是后来“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等等。把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契约论”等理论，首次引入议题。次年，谭嗣同在南京撰写《仁学》，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肯定君、臣只不过是“为民办事者”和“助办民事者”
而已；如果君不为民办事，不称职，民就有权“易其人”或“共废之”，甚至可以“得而戮之”。这些激烈言论，完全否定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民权”的合理合法作了有力的申辩。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撰文，宣传西方各国设立议院之意，就在于使“君权与民权合”、“议法与行法分”，为“民权”争取与君权平等的地位。戊戌维新派关于君臣起源、君民关系的上述理论，当然并非科学之论，而且他们并不准备立即实行“民权”，不敢把采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立即付诸实践；但他们把半生不熟的“民权”理论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代议政体挂上钩，终究是比前人在认识上又深入了一步。
三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了时代主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还努力学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有关民主、自由和代议制度的论着，例如宋教仁在1906年至1907年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就辛勤地译出了《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等多种文本。
但是，且不论革命党中有一部分人对民主共和的观念相当淡薄，即使对此态度鲜明的人，在他们正为创立民国而斗争、坐牢的时候，却已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创建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尽如人意，看到它有着严重的缺陷，考虑着对它加以改进或另觅取代之法。
革命党营垒中的宣传大师章太炎，是对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制基础的代议制度批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1907年至1908年，正当清政府进行“预备立宪”之际，他在《民报》上连发《五无论》、《代议然否论》等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论证在中国“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中，不设议院也就不会有总统。章太炎说“选举总统则是”，表明他对君主专制的痛恨和反对，但他却不要议会，这就颇为立异了。
章太炎讨厌和拒绝代议制度，无疑有反对“预备立宪”的用意，但这不是主要的。他实在是要反对代议制度本身。他反对代议制度的理由主要有：各国的议会是政府“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的工具；议员们“大抵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中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无法做到合理分配选举权，也不可能选出贤良之士充议员，反使土豪劣绅之流窃充议员，等等。因此他断定在中国“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这样的言论出诸一位正为反对保皇、力主革命而在英勇奋斗的重要革命家之口，乍看之下不免费解。但问题在于章太炎对各国代议制民主虚伪性的揭露，包括其文章中对当时日本议员受贿案的观感：“则设议院者，不过分官吏之赃以与豪民而已”；对美国每遇总统换届，从上到下大批官员“无不随之更换”、议院“朋党比周为蠹已甚”等的批评，却并不是无的放矢。
事实上，早在章太炎之前三十年，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译员马建忠，就已有过近似的观感。马建忠于1877年写信给李鸿章说：他原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来欧以后，“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他满以为已知道了西方富强之本末。但不久，他通过到议会旁听及与当地人士反复质证，又感到西方的政制并不理想： 英国“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美国则每逢总统选举就“贿赂公行”，更换一人必“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法国则官员们“互为朋比”，等等。马建忠写此信时在欧洲只生活一年多时间，而对西方代议政治制度已有了这样的批评，已与三十年后章太炎的批评很相似，这倒并非后人认识水平的停滞，恰恰说明西方代议制政治确实存在那样一些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