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过没有目标就没有生活，所以今年我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了一个刚刚起步的设计工作室，我可以从它最开头的运营学起，能从底层看它怎么做。这对我将来自己做工作室是非常有帮助的，能让我少走很多弯路，节省时间。我接受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认为比自己盲目地去打工更能积累经验。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去父亲的学校，列席旁听校务会议。父亲喜欢进行领袖教育，我参与他的管理，甚至和他一起去招聘大学生，有的人能不能进父亲学校，还是我说了算，所有的这些，也是一种职业训练吧。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我很少能接触到一些成功的同龄人。中考时，我普高差一分，高考也不是考得很好，所以我不太能接触到很优秀的人。父亲说起他朋友的孩子，去美国哈佛念书，三个月后就帮博导带实习生了，像这样的人我就碰不到。我的圈子很小。我现在在大学班级里能保持名列前茅，在专业上我很用功。
记得有一次做作品，我自己敲了好几天的白铁皮，铸手模，让许多手从白铁皮箱的洞中钻出来，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觉得我力气小，忍不住要帮我，但我还是自己完成了。这件作品名字叫《束缚》，后来被选为留校作品。我觉得只有自己强了，才是真正的强。
我在大学班级、学生会里都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是最早一批去听党课并通过培训考试的，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党员。能拿奖学金。父亲为了我的学习，特意在他的学校里给我找了个单间，要求我每晚十点半前必须回宿舍，他请人监督，每天都有我回宿舍的时间记录。除了偶尔参加补习晚了，这个能向父亲说明白的，我都准时回去。我的家离学校有些远，父亲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效率，特意给我买了辆奇瑞QQ。我们家有三辆小汽车。妈妈50岁生日时，父亲送了她一辆“美人豹”跑车，当时因为妈妈形象比较符合吉利汽车集团对于“美人豹”的定位，所以竟成了“中国第一跑”的拥有者。不过这辆红色小汽车现在归我开了。
大学生开小汽车在学校里很显眼的，我的成绩又比较好，我估计我的背后会有人说闲话的，也会有人嫉妒的。每年同学投票评三好学生，我都评不上，除了我体育成绩不好外，可能也和这个有点儿关系。
还有一件事是出国，尽管我家在国外的亲友特多，但我和父亲也是同样的意见。当时妈妈天天跑中大广场，去了解留学信息。那时小孩子留学是件很时髦的事，把孩子送出国是很多父母亲的愿望。但是我不要去，父亲也不赞成我出国。我觉得出国能不能成功也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我在国内也能做得很好，也会有自己的事业。一件事有80%成功的可能，我才会去做。父亲说不要做贪大求洋的人，我和他观点一致。
父亲什么都好，就是太节约，有时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比方说，开了电视，父亲就说不必开灯了，电视的亮度足够照明的。还有一天，我回家，我们家是个特大面积的房子，我找了好几间屋子，才发现爸爸妈妈挤在一间最小的房间里睡觉，开了个马力最小的空调。父亲说，现在电力紧张，应该节约用电。但为了我搞设计，却可以从香港买回几十瓶有特色的洋酒，供我创作参考。还有父亲太懒，妈妈不在家数天，饭碗要抽签，输者洗，他还特别耍赖。
我平时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太浪费钱和时间了，想看的话网通上也可以看一眼。我有几个好朋友，是爸爸朋友的女儿，我们会去卡拉OK厅唱唱歌。我喜欢刘若英、林凡的歌，都是节奏比较舒缓、很生活的歌曲。文史哲方面，我喜欢看张抗抗的小说《作女》，喜欢看《读者》和时尚类的杂志，看所有和设计有关的书。电视放着的时候，我就顺带看新闻，社会上不好的事，我只会要求自己做得正，会严于律己，但我不会去呼吁什么的。
我的心理平衡能力很强，作出让父母来择偶的决定，我不会后悔。
“雷锋”疗法
口述 尉梅荣 整理 叶全新
我妹妹去年走了，我根本接受不了，人家放黑白照片，我不放，我就放这张彩色大照片，放在我床头上面对面，天天看。
我妹妹是当年“湖墅十姐妹”的三姐，我是二姐。十年前湖墅十姐妹学雷锋的事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我就是发起人，一直支持跟着我干的就是我妹妹。后来我抑郁症发作，在床上待了四年，我妹妹也没了……
我有24年精神病史，抑郁症和躁狂症交替发作，现在这阵子很平静，既不抑郁也不躁狂，所以才给你们打电话。我思维非常清晰，我不是疯子，如果是，那就是一个非要学雷锋的“疯子”。
我不停地想，脑子转得飞快，人却不会说话。被送进精神病院37岁之前我是一个正常人。
1978年我调到一家区医院，那年31岁，让我当防疫卫生保健科主任，我当主任后这项工作就年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当年整个绍兴地区建成八座农村自来水站，其中有六座在我们区里。
医院在山区，全区248个大队，那时候还叫大队，我到过246个。全区的地形，现在一闭眼还清清楚楚，我带人勘察地形，看哪里建水站更合理，精打细算为农民省钱。
两年后我入党了，1980年7月15日。怎么记得那么清？这是一个人政治生命诞生的日子，当然记得清。
1982年系统准备上报评我为省级卫生先进工作者。没想到噩梦也开始了。
某位女领导大概怕我红了会取代她的位子，连续在医院三个集体会议上批评了我的工作，当场有人对我指指戳戳。
我整个人傻掉了，心里非常难过，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对我无限上纲公开批评？自己全部的努力都被否定了，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做？
我不停地想，脑子里转得飞快，人却不会说话，成天坐在办公室发呆，也不做事。走路走着就会停下来站住，站在那里半天不动不响，开始同事们还喊我叫我，后来他们都怕了。
要说领导批评也算不得什么重大打击，为什么会引发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因为我这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举个例子，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消息出来后我激动得要命，可是我看到别人都无动于衷，真是奇怪，这可是国家特别大的大事啊，怎么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的呢？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做人的目标要先定下。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怎样才能不后悔呢？我一生都后悔我的婚姻，那是另一个故事不说了，他人也早就死了。但我们这种婚姻一直维持得很好，我从没想过要离婚的，那年代，好人不离婚。爱情的目标没了，我就想要事业的目标，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如果说一个人有初衷，这就是我的初衷。
还有个遗传原因。我外公的弟弟，小外公就是发躁狂症，38岁时死的。一天，小外公看到窗子外面的地上有许多金元宝，其实是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冲到外面一看，金元宝没了，他发病了，骂人打人砸东西，就是通常说的武疯子。家里没钱治，发来发去就发死掉了。
我也那样。白天晚上胡思乱想一个多月，跟谁都不说话，也没有人亲近开导我。突然有一天在上班时躁狂症发作，骂人、砸桌子、摔板凳，单位里派人和我弟弟一起把我扭送到了精神病院。
第一次还没住院，医生开了药。弟弟每天强迫我服药，我把药片塞在舌头底下，张开嘴给他看，等他一转身我就“啪啪”吐掉了。
家人只好送我到古荡。杭州精神病院老早就在古荡，骂谁有精神病就说把你送到古荡去。
我担任大组长，组里78个病人被我管得牢牢的，医生见我就笑从1983年起，24年里我先后住过六次精神病院，最长的六个月，最短的几十天。工作——发病——工作——又发病，以前那个我已经不在了。
很有意思，发抑郁症的时候我不说话，发躁狂症的时候我拼命说话；发抑郁症时我极其自卑，发躁狂症时我极端自大，你们算什么？我是千岁娘娘！说话没人听我就唱歌，天天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唱得邻居都关上门，叫我不唱我还要唱。好像那时候精神病人很多，住院都住不进去，我三弟到古荡求了三天，才被接收。到医院去的车上我突然平静下来，神秘地告诉他们：“我是到医院做卧底的，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医生真好，给我剪指甲时哄我：“你是做大事的人，这样的小事就让我们替你做吧。”我就很高兴很听话。
很巧，精神病院有个医生也是卫生系统省级先进工作者，他名字曾和我一起登在报纸上，我记得这个名字。我记性很好，到现在一直好。我住院后逢人就说：“我跟医生一样，是省级先进工作者，你们不要瞧不起我。”医生就找我说：“你是先进，干大事的，能不能做病人的大组长？”我高兴死了，就做大组长。
有些病人很可怜，半年都没家人来看一眼。我把家里送来的水果和点心都给他们吃；我组织人打扫卫生、擦玻璃，把窗子擦得跟镜子一样；我还要他们吃饭排队，过去一到吃饭就乱成一锅粥。我办法很多的，我说从现在起，谁要是不排队，我就叫医生不让他出院！病人最怕不让回家，立刻乖乖排队。
医生最头疼的就是病人天天骚扰他们开早会，我当大组长后每天早上站在那里挡牢，谁也不许走近这个区域。我一站，病人就走开了。大组78个病人被我管得牢牢的，医生见我就笑。
精神病人里面，有很多会说英语的人，我就跟他们学习交流。有一次德国人到杭州精神病院来参观，一大帮人还扛着摄像机。我立刻背过身低下头，我可不想作为精神病人被他们拍下来。
忽然德国人问：“有谁会说英语吗？”没有一个人应声，我急死了，你们不是英语说得很好吗？为什么不说给外国佬听听，还以为我们没本事。头脑一热我马上站起来举手：“我来说。”
我说了三句：I love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I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我爱中国共产党）；I love the People摧s Republic of China，welcometo Hangzhou.（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们到杭州来！）德国人问：“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流利的英语？”我回答自学的，他们鼓起掌来。
1962年版的《雷锋日记》，我珍藏了46年。那时我是少先队中队长1994年5月7日，老公脑溢血死了，才51岁。这一天我好像有心灵感应，当天突发躁狂症，五天五夜不吃不睡，背个照相机满街跑，到处找新闻。那时我是诸暨报的通讯员，我的证件是80号。
我虽然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我不服气，不认输。我想精神病不是判了死刑，如果我还是活得有目标有理想，可能这病永远不会复发。不能从事正常工作了，我就学习写文章，我还是鲁迅文学院的三年级函授生。20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过通讯报道、卫生科普文章和微型小说等，大概有几百篇。
2000年2月14日，《都市快报》发表了我的《漂亮地灯屡屡变瞎》；4月21日，《浙江工人报》发表了我的《呼吁：请不要践踏国徽的硬币》。平常我在街上走，一看到地上有一分两分的硬币，我就要扑上去捡起来，常有人对我白白眼，嘎贪小财。其实我是看到有人踩着钢币上的国徽走过去，我受不了。总共捡了一大包在那里，后来1角钱的硬币上改成兰花图案了。
有人说国家是空洞的，个人才是实在的，我不懂为什么？在我眼里，那颗爆炸的原子弹，钱币上的国徽，街上的房子、路灯这些东西都叫做国家。还有人，也是国家的人，中国人就代表中国，美国人就代表美国，中国人里面最能代表国家的人就是雷锋。
有一本书我珍藏了46年，1962年出版的《雷锋日记》。那年雷锋战友乔安山来杭州，还在本子上题了词：向十位大姐学习。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有自己的偶像，我的偶像就是雷锋。而且我们对偶像的忠贞度是一生一世的，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朝三暮四。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那时我是少先大队的中队长，当时我就发誓：这一辈子要听毛主席的话，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辈子好事。
从学校毕业后，我曾在建德工作十年。我看到山里人穿的袜子容易破，天冷，围在火堆边火星一爆就破了。送到镇上补一双要五角钱，我就想帮他们补袜子。无师自通，补好后花纹图案一样的，免费修补，来者不拒，几年补了几百双袜子。那时我就感到，你对人一分好，人回报你十分好。山里人送我鸡蛋、面条、红糖，我妈来了家家拉了去做客，做那种贵客来了才吃的玉米面饼，外面皮很薄里面包很多的菜，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真好吃。
我一个人做好事，说我有病。我干脆拉支队伍起来，大家学雷锋做好事1994年8月2日，我妈妈生病，一个月后就走了。妈妈没有了，几十年之后我又回到杭州，住在妈妈的这间房子里。14年了，也可以说饱受人间冷暖。
开始邻居们并不知道我有病，后来听说了，大家看我的脸色就不对，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背过脸互相使眼色做小动作，我都习惯了，也不当回事。
改革开放以后，我也想搞经济做生意，还开过花木公司，帮人代售珍珠等。
诸暨的珍珠很有名的，但是我卖掉的不如送掉的多。那边亲戚就说：“算了，你自己处理吧，我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