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厂里要“天不亮”当行政干部，因为眼睛干活弄坏了呀。他说行政是笤帚簸箕热水瓶，他吃勿落做的。后来，上头下了个政治任务，要做个冲孔模，老底子重要一点的事情，都要戴政治帽儿的。冲孔模是顶简单的模子，不过这副模子不一样。十五英寸见方，下模有千把个孔，上模有千把个冲头，孔径一个密厘（毫米），要上下只只对牢不差分毫。只要有一对偏两丝（10丝等于1毫米），一冲就废模。
“天不亮”一看图纸，也提了一个要求，要到地下室里门关牢做。
为啥？车间里做，汽车开过、机器开动、人走来走去有震动的，干活容易分心。
二十天以后，地下室门开了，“天不亮”脸色白潦潦地捧了个模具出来了，一双眼睛糟蹋掉了。你想想看，日日夜夜在电灯泡底下划线、敲样、冲打孔、用放大镜校正，眼睛多少吃力？
这么好，酒瓶底儿戴戴，只好去当热水瓶干部了。
人家说杭州是耍子儿的，工业不来事，这句话我最不要听。我的同道中，年年有人到外地支援搞建设。同行里有个巧手儿，军代表看他块头蛮大，就叫他去搞起重吊装。党说干啥就干啥，没添头的，改了行他拼命钻这行。后来不管啥形状的重东西，他眼睛一瞄，小撬棍撬撬，就晓得有多少分量，需要几个吊点，吊在哪里。滑轮组，扒杆，吊机，他搞得透熟。
大西北深山岙里，有个苏联老大哥支援的工程，也把他调去了。有一回一台二十多吨的机器，火车汽车走了几个月，运到山脚边进不去。老大哥搔搔头皮，从苏联调了一架飞艇来，想凌空八只脚拎进山里去。领导连忙下命令，大小头儿技术骨干现场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呀！几个老大哥叽里咕哩一通，指手画脚一来，钢丝绳一道一道绑扎，飞艇老早腾空了。巧手儿越看越不对，一次次同翻译官说。
翻译官会听他的？
要挂飞艇上伸下来的钩儿了。巧手儿眼睛也发绿了，直了个喉咙叫：“闯祸的！闯祸的！”
介重要个场面，多少不给领导面子？两个兵上来拖他出去，领导说要政治审查审查。介许多人就一个新闻记者听到心里，摸出照相机连连拍。
半空中机器一点点儿斜转，钢丝绳一根根断，最后“蓬”一记，重家伙掼得粉碴末碎没样子了。亏得飞艇硬扎，拖下来又弹上去，要是飞机老早亲地皮了。
这种重大事故肯定要打口水仗了。新闻记者的十多张照片放得老老大，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双方都是亨角儿。苏联专家牌子多少挺！那辰光迷信苏联，千不对万不对，结果还是我们的不对。巧手儿放出来了，领导说抓你也对放你也对，先挖土方去吧。新闻记者吃苦头了，说他别有用心拍照片破坏中苏两国团结，报社里要开除他。记者死不倒台，在几万职工当中寻来寻去“说杭州话的师傅”。幸亏领导是当兵过来的，脾气硬，就叫巧手儿去开会。巧手儿嘴巴也巧的，小黑板画画，一二三四讲得是清清爽爽。老大哥头低落，屁都不敢放。翻译官倒是个个汗出淋淋，为啥？正宗杭州话你倒翻翻成洋话看？
唉，巧手儿老早走了，聪明人寿不长。听说他儿子在吃一百零八块一月的救济粮，现在号召支援西部，但愿巧手儿的子孙日子好过起来。
说说我自己？说人家我有一肚皮两背脊，说自家，没货没货。记得军代表说过“论贡献，我们工人顶大；吹牛皮，我们工人最差”。军代表后来是我们党委书记，可惜1959年他吐血死了，吃力死的。那辰光动不动搞会战，车间角儿里的铺盖卷儿肯定是他的。罪过啊，死的时光屋里头同我们差不多光景，没得好的。你看现在的厂长，洋房、公车、姘头，比资本家还亨。
又扯开去了，自家真当没说头。厂里叫我老甲鱼，不要笑，同叫“乌龟”不一样的，意思是资格老、门槛精。每个车间总有几十台机床，我从这头走到那头，耳朵听听就晓得哪台机子缺油，哪台机子有啥毛病。我在机子前站定，开机的人就会骨头抽紧。坐公共汽车，听听不舒服，我就会同司机说，引擎要调啥个零件了。
年年先进奖状拿回来，奖品木佬佬，都是搪瓷茶杯、热水瓶、414毛巾汗衫，你们现在叫体恤。问我级别？怎么说呢，总工程师看过的工艺图叫我再看一遍，再小的纰漏我也会查出来。啊呀，真当没说头。我老太婆也说我个人极淡刮搭的，没有花头经说出来的。
老太婆是棉纺织厂的，捻线头儿好。一上班做筋做骨，手指头儿裂开、眼睛血红。几万米无疵布，血汗调来的。纺织车间多少吵啊，个个喉咙梆响耳朵重听。说句笑话，那一回老太婆说爱我，隔了三排房子的邻舍都听到了。
我们这档人，眼面前事情记不牢，老底子事情煞清爽。五几年、六几年的辰光，劳动节、国庆节专门组织游行。红旗横幅，哐锣腰鼓，人手一面标语。城站集合，到清泰街解放街弯转，再湖滨路笔直，到昭庆寺广场解散。每个单位前头都有人抬大牌子，“纺织工人”，“杭钢工人”，“重工大队”，“轻工大队”。气派啊！这“工”字多少好！我一生世只打过一次架儿，四十多岁的辰光，在火车上。一个大胖子说工人只好伸脚，不好出头的，伸脚是“干”，出头就入“土”了。我说你牙齿笃笃齐，上去一个头颈拳。乘警过来拆开，也说他是反革命言论。
太阳孵孵，月月厢有八百来块，退休日脚好过的。人心啊要知足，那些腐败分子就是人心不知足。我专门同老太婆这样说的。老太婆五百来块退休金，她有个关门徒儿，早些年从厂里调出到机关里当“杂工”。后来退休分到大套房子，退休金有一千多块。老太婆心里轧牢就碎烦了。做啥呢，做啥呢？钞票够用就好了，烦出毛病来退休金统去买药吃！再比比一些现在倒灶厂的下岗工人，只会捻线头儿，没有另外手艺，日脚还要难过。老太婆说：“按劳分配，莫非我织布能手比不上做杂务的？乾坤颠倒哉！”
其实想不通的事体我也有，我避避开，身体要紧。我有五个伢儿，老大坐办公室的，单位福利好，年终奖都有几万。另外四个伢儿都插队落户回杭州的。回来我就说当工人好，有手艺饿不煞，啥个朝代都立得牢。好，现在都下岗了，都来问我：“听阿爸话有啥好下场？”
我们这代人都习惯听组织的，没二话的。我就说领导总归有安排的，有他的道理的。老二说：“我们领导说，现在工人马路上花竹竿儿一勒一大堆。”老五说：“我们领导发钞票，工人发时间。”我说：“那是个别领导，你们要学学老三，有手艺怕饭碗头没得捧？”老三两夫妻都下岗，儿子读高中，他是八级焊工，给人家做大门、脚踏车棚，清屋顶水箱。你道老三怎么说？他说：“介好一爿厂倒灶，是领导做不好，不是我们工人不肯做，为啥叫我们工人揩屁股？”
星期天大家一聚拢，饭桌上就争争吵吵。我肚皮里想，难道工字是不好出头的？未必！
我女儿姑娘的儿子在“青春宝”当工人。那回他们分厂全体工人同头儿，都到大酒店住几天，五星级的呢，开生产会。听大家的意见，厂里事体大家心里有数，大家有责任，这叫做主。他们都说，冯根生在办公室里脸孔板起的，同大小头儿说话蛮锵的。一到车间，看到工人就客客气气，来得个体贴。胡庆余堂要倒灶，冯根生接过来换了两个头儿，工厂马上旺起来，这桩事体杭州人哪个不晓得！
为啥他办厂好，因为他十四岁当药工，眼睛里有工人的。
倒灶厂工人没有这种福分了。啥个生产会、生活会，是头儿脑儿寻个耍子场所吃喝嫖赌个会。还有出国考察，察你个骨头脑髓！就是聚宝盆也会被他们敲破。
工字出头变土，上头加一个好领导，就是“王”字，大王！……难为情，让我揩把眼睛水。这句话是说我小师弟的，我想起来了。前几年他生癌，要开刀，他晓得这把年纪进开刀房不晓得出不出得来。那日子穿了一套老底子芝麻布的工作衣，要我陪他到他厂里走一圈，到车间里看看。他想再闻闻机油的香气，听听机床转动的声音。我们打的去的，这还像爿厂啊！门卫间里在打老K，财务在汏衣裳，车间里只有两三个农民工忙。机床少了几台，剩落的在生锈，车间外头野草儿一蓬蓬。回来的路上，他一句话不说，我送他到病房里。歇了两日，他儿子来报丧，我想，师弟入土了。
机油是香的，机床声音蛮好听的，你们不当工人是不晓得的。
玩的就是心跳
推荐 葛红敏 口述 葛笠诚
整理 任为新 戎国彭
人是昏过去了，不过我神智还是清爽的——
我听到有人在惊叫，有人把我拖起来，有人去打电话叫我老婆，有人去找三轮车要送我上医院——总之，大家乱成一锅粥。
这时候我不会说话不会动，不过，心肝煞灵清的。我自己也吓了一头：这样子就要死了？死的问题我老早考虑过的，晓得它迟早要来，没想到来得介快。
我老婆来了，她拼命掐我人中。她指甲又长又硬，掐得我真当痛。我想说你轻点儿来不来事，我还没死呢！你再掐也没有用的！
但我就是说不出。苦哇！
还有个家伙还要可恶。他见我牙关咬紧，拿了双筷儿就撬我嘴巴——据说这是留住人的老方子，只要牙关一松开，人就死不了。但做事情都要有个分寸，你撬牙齿，寸把深足够了，把整根筷子往我喉咙里插，到时光我是算死在心脏病上的呢，还是被你活活捅死的？
好，总算三轮车来了，他们七手八脚把我往上面抬，然后直奔医院。
这些人良心是再好没有了，就是做事情不牢靠。他们没有把我搁好，车子高头有块木条，正好抵着我的腰。再说这路面也实在要命——平时来来往往好像蛮平的，从来没觉着有介七高八低的——那个颠呀，死人都好颠活来了。啊哟姆妈唉——我真当想叫出来，我想提醒踏三轮车的老兄：老先生拜托你慢一点好不好？“腾”一记翻出去，一个合扑掼落去，开起追悼会来我还有脸孔见江东父老啊？总算到医院了，我想这下有希望了。
可惜那时候的技术不比现在，搭脉搭不出，仪器查不出，两个医生就在我的鼻头上面争论，争论我到底是啥毛病。他们以为我听不到，那些话呀，真是不便说，反正气得我真当想爬起来教训教训他们——以后大家记好了，千万不要在临死的人面前瞎话三千。
我老婆来了，他们一再提醒她要相信人民相信党，要说实话：“你丈夫是不是真当有毛病？他是不是在装病？犯错误不要紧，如果用装病来逃避，那就错上加错了。”
这是人话？我那个气啊，恨不得劈两个反手巴掌过去。
一急一恼，毛病又加重三分。
“那你们就等着他死好了，剖开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病。”我老婆也气煞了。
我老婆当然帮我说话的。
一直要到后来手术了，一剖开，我心脏里面塞满了血块——那些血块又大又厚，够烧两碗鸭血豆腐——他们这才相信我没有骗人。据说后来那个医生吃了批评。
其实也不好都怪医生。那时候，装毛病逃医院是有的。就在我进去之前，团市委书记就挨不过整，装作心脏病发作，到医院里去避难了。毛笋壳儿包脸孔，人逼急了，啥事情做不出来？
命捡回来了，看医生和护士那么辛苦，我们也就不再计较了。我这个人还算想得通的：摊上这种毛病，叫癞痢杀头没犟头，再想不通，也没用场的，何必呢？
这是我一生几十次心脏病发作中的一次。
让我喘口气，生这种毛病气头不好急的。
其实呀，我身子骨生来就僵，心脏病还是我的“胎里疾”。但以前都不晓得，小伢儿，会有心脏病的！
我是余杭人，14岁出来做学徒，吃苦受累，活命都顾不过来，哪里还去管什么病。冯根生说他做学徒的事情，我看句句都是真的。人觉着不舒服了，最多刮一通痧，或者闷了被头困一觉发一身汗了事。
做学徒最要命的还是心理负担：处处服侍人，时时诚惶诚恐。
比如吃饭，你没得先吃，又不能吃到最后。吃的时候，还要笃起耳朵，师傅或者师兄的饭碗响了，你就要站起来给他们添饭。不然的话，你的日子就难过了。
出来做学徒，如果学了一半被师傅赶出门，做“回汤豆腐干”，倒霉煞的。
所以我的心脏病也可以说，一半是苦出来的，一半是吓出来的。
我最初感到心脏不舒服，是在1951年。我当时在杭州江干区工作。因为年轻力壮，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后来调到金华，问题越来越严重，样子有点像痨病鬼，上楼梯也气急得要命，到婺江里去游泳，刚下水，人就会感到特别闷，如果不马上爬上岸，我就会像秤砣一样往下沉。
我也去看过医生，他们都把我当肺病医了，结果心脏病就养大了。
过了几年，我回杭州进了市商业局。我是个生性活泼的人，唱唱跳跳样样喜欢，但活动稍微一多，就气急心慌，浑身冒冷汗。最要命的是“肃反”那阵子，我是打虎队员，领导派我去管制坏人，老是要把他们押来押去。我一吃力，心脏病就要犯。想歇一歇，又不敢：打虎队员跟不上老虎，怎么像话？老虎逃了怎么办？那责任可不是一颗心脏抵得过的！
我那个急啊，越急心越跳。
幸亏那几只老虎是纸老虎，不是真老虎，每到要紧关头，都是他们回转来劝我：“别急别急，我们等你，我们不逃。”
他们也怕，万一我死了，他们吃冤枉罪加一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到报社。有一天，我看到玻璃窗上有一只苍蝇，就拿了苍蝇拍去拍，哪晓得就那么一拍，一只手臂立马麻木了——后来发展到半身瘫痪。
熬不过去，只好动手术。低温麻醉，我除了没有痛感，别的我都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