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界公民中国心
记得我14岁时，爸爸在夏天前往英国办事，带我一同到英国去，他要我开开眼界。1956年，爸爸已挑选了一个适合人选到英国开设办事处，这是他在国内一个朋友的儿子李唯勇。李唯勇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清华大学毕业，留英深造，一口英语说得像英国人一样，还带有英女皇的口音。（英国人当时的阶级观念非常重，靠口音能分辨上下层社会，发音是女皇口音，才是上流社会，才能交上层人士的朋友。）
自从英国办事处开了，爸爸常去伦敦谈生意。无论他在中国香港、日本或美国，他和李家伯伯每天通长途电话。因为英国是一个航运中心，大多数经纪和船只保险公司、船只质量控制等机构都设在那里。英国、挪威、瑞典、西德都是航海强国，历史悠久，不但有造船业，其他有关的业务、运输行业商会等也集中在伦敦。日本只不过是新兴国家，业界和有关的商会都是在欧洲组织，也会在欧洲开会。例如国际巨油轮总商会、国际油轮保险商会、国际油轮标准商会，等等几个大商会，我们环球航运集团都有派代表参加。当日的油轮总商会很重视欧洲公司，不重视东方船东。直到爸爸做了船王，女婿又是欧洲人，海文说服了商会，请爸爸做主席。
究竟爸爸到英国是做什么，我很好奇。所以我常吵着爸爸带我去伦敦。我学校里有多位英国老师教课，使我也迫不及待要试用我的英语，也渴望去看博物馆、艺术馆等名胜。
爸爸和我到了伦敦，住在李伯伯位于伦敦郊区的家里。虽然李伯伯是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李家妈妈却不大会说，她对伦敦也不熟识，家中又有小孩，不方便带我游览伦敦。除了带我到唐人街吃中餐和买菜，什么地方都不会去。
爸爸便让我一个人自己去闯闯。我拿了爸爸给我的两英镑（1959年时非常有价值，相当于如今的二十多英镑），又紧张，又好奇，自己硬着头皮东奔西跑，看博物馆。中午买个面包吃，晚上五点前一定要回家。交通方式是地下铁，两英镑也足够用。
那时英国治安好，英国人也有礼貌及耐心。在公共汽车里，常有男士让位给我，走在街上问路，常有人指点我要去的方向，甚至有人还亲自带我走一条街，然后指导我向左向右，说得特别仔细、清楚。正所谓英国绅士风度，与住在香港的英国人比较，一点傲气也没有，也不会看不起东方人。
我回家告诉爸爸，你可以放心，我自己一个人也玩得很愉快。
我睁大眼睛，什么都要去看看、听听。音乐会、画展、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科学馆、自然历史馆、蜡像馆等伦敦名胜古迹都去过。
这次英国之游开了我的眼界。原来英国人虽然是白种人，其实也和中国人一样，有的很善良，有的很急躁，有的笑嘻嘻，有的板着脸。我开始觉得人类共同点多，差异少，倒是吃的习惯有太多的不一样！
李唯勇认识了很多英国人、欧洲人。他约了他们和爸爸吃晚饭聊生意。我也跟着他们一同去应酬。似懂非懂的，我都是坐着聆听。来谈生意的洋人都很和善，问我关于读书的事，或是我去看过的博物馆。不像那些日本生意人，当我是小孩，不懂事，不理我。
爸爸一口英语，谈笑风生，逗得这些英国人很开心，很喜欢和爸爸交朋友。爸爸人缘好，又了解英国人的脾气，又有魅力，将生意一宗一宗谈成功。
由香港到英国乘飞机要停两个站（印度、沙特阿拉伯），足足两三天时间，好不容易。因此每次去英国，总是逗留一大段时间。我们在伦敦便逗留了六个星期。那时英国夏天的天气非常寒冷，要穿毛衣，常常有大雾，称伦敦为雾都，最恰当不过。有时我与爸爸面对面站着，可谁也看不见谁。我与爸爸住在伦敦，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月。
爸爸对我说：“陪庆，爸爸也喜欢跟你一起跑东跑西，就是没有时间。不要紧，我在此办完事后，带你到巴黎去玩。”
终于我们离开伦敦到巴黎。这是我第一次进入酒店，很兴奋。为了省钱，爸爸和我只租同一个房间。一进房间，爸爸把我的床推开，推到老远。我还不懂事，问他为何怕我。爸爸只是说：“Je ne parle pasfrancais.”（我不会讲法语）爸爸告诉我法国人就不像英国人，没有那么可靠。
英国人第一次见面很冷淡，但一交上朋友，一辈子就是你的朋友。法国人则比较浪漫。我说：“爸爸怎么您也会说法语？”他说：“傻女，只是说这一句来吓唬人罢了！”其实爸爸在香港时就学习过法文。虽然是短短的两三日，但爸爸带我去巴黎铁塔、蒙马特（Montmatre）等名胜。
经过这次旅游，父女俩更了解彼此的个性，感情也更深一层。爸爸成功训练出一个独立、自信的女儿了。我也开始对欧洲人有好感。
环球航运不但在英国设分行，在纽约也有分公司。爸爸聘请了李保罗（Paul Lee），他也是上海人，相当有学问，也会英语。当然他没有李伯伯那么洒脱、那么有风度、那么英俊和聪明，但他很老实。因为美国是富强之国，用油量多，自然也成了我们好客户之一。
爸爸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四妹包丽泰，我称小娘娘，50年代带了女儿到香港来，一直跟祖母和我们一齐住。小娘娘也在环球公司工作，曾回国内一段时间，后来她和李伯忠（带了一个儿子Bobbie）再婚，婚后两人生了一个女儿Stella。李伯忠在公司已有数年了，为避免与在英国的李伯伯弄混，我称伯忠姑父为李叔叔。李叔叔为人老实忠厚，是爸爸非常信任的财务经理，也是曾和爸爸在上海一同工作的老朋友。
爸爸的三妹是包素菊，我称她大娘娘。其实爸爸还有个大姐包爱菊，早已过世；另一个二妹包美菊还在内地，直到1980年后才搬到香港来住。因此妈妈为简化称呼，让我们叫素菊大娘娘。大娘娘嫁给张培明。张培明（我称张叔叔）做事精明，在日本替爸爸开了分行。他也非常活跃，一口日语谈判厉害，尤其是在Shikumisan的条件下，找来了很多好条件的合约，也是环球发展的重要业务。（详见前一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一个新经济，需要大量原油、矿砂和其他物料，扶助工业兴国。因本国缺乏资源，必须进口，此乃是船运业的机会。爸爸抓着此机遇，在日本开展他的船运业。
爸爸的王国于是建立起来了。在全球每个关键地点，都有分公司。但爸爸握权很紧，管大事也要管小事。每天在不同的时间都要打电话和他全球的大将们谈话。
早上五时半（即纽约下午五时半），我知道他一定是和纽约的李保罗谈话；九时（即东京十时）是和东京张培明叔叔谈话；下午三时（即英国早上九时）是和英国的李唯勇讲生意，从不放松一天。就是他到其他地方旅行，也是如此。
在游泳池的浴室里，爸爸也有一个小黑板，一想起某事便立刻写下。他曾对我说，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在水里也可以计划一日的工作。他晚上回家也游泳，家中没有游泳池的时候，他是开车到深水湾海滩里游。妈妈见爸爸那么辛苦，便找房子搬到深水湾有私家泳池的房子，方便他每天锻炼身体。家里有了游泳池后，爸爸仍是喜欢到海里游泳，一年春夏秋冬，从不间断。
环球航运集团的核心人物：
爸爸的个人魅力很强，擅长与各国的人交往。无论男女老幼与爸爸接触过后，都会回给爸爸一个很真情的笑容。许多生意上的朋友，都告诉我，只要见过包玉刚一次面，就很难忘。虽然他的英语不是标准的牛津或剑桥口音，但爸爸善于沟通，总能把重点说出，从没引起误解。
因为爸爸的事业是国际化航运业，这让他成为一个国际级人物。后来也难怪一家人也变成了国际家庭：一个奥地利女婿、一个上海女婿、一个日本女婿、一个潮州女婿（已离异）。
下一代更是生于不同地方，有不同国籍。四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奥地利人、四个香港人。再下一代有苏格兰女婿、韩国媳妇。
所以家中过节团聚时，大家都是用英语沟通的。
但爸爸常常提醒我：家里可以用国际语言沟通，也可以用国际通行证，但最重要的、不变的是有中国心！你的儿子虽然都不是出生在中国，但一定要对中国的富强有贡献，都要为中国干点事。
3.英国是爸爸接触政治人物的基地
1974年，爸爸派海文到英国在李唯勇手下学习。海文便带了我和两个孩子到伦敦去。因为他的律师背景，做事特别谨慎和从法律角度考虑。他提议爸爸在百慕大（Bermuda）开公司，作为法律上的总公司。爸爸赞成。此举我们在70年代已办到，远在其他公司之先。
于是，我们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百慕大。开学时孩子要上学，我们便住在伦敦。每当放假，我们便又搬回百慕大，或是回香港一次看家人，或是去奥地利探望海文的母亲。我们一家四口像流浪汉一样搬来搬去。孩子们长大后，也变得四海为家，都能说英语、普通话、广东话、法语、德语和希腊语。
爸爸也常到伦敦来看我们，每次都住在Berkeley Hotel的套房里。酒店里有泳池，爸爸则每天中餐、晚餐都会在套房里接待业务上的朋友或政治家。
爸爸实在太累、太忙了。为了创业，为了让爷爷安心，他不能失败；为了建立银行界里的威信，为了亲人，甚至是为过去的同仁，他做的事太多，尽的心太多，帮的人也太多，自己辛苦不用说，连享受朋友亲情的机会都没有。
受过他帮忙的亲戚朋友，他们能一起饮茶、打牌、聊天，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而爸爸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永远在忙碌、奔波。
每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刻苦？他只说，“公司里有一千多人，他们都有一家大小，我是一定要成功的，对他们负责。而且我们家中也有九十多口人要抚养。”
我常觉得爸爸忙得满世界跑，除了生意伙伴，仿佛连交个知心朋友的时间也没有，他好像一直在工作、工作，从来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聊聊天！如果有聊天，也是为分析政局，为发展业务。
每次想到爸爸，我心里总会有点酸楚。我总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爸爸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无形中缩短了自己的生命。爸爸的一辈子，生活得太刻板、太乏味，就是运动也是为了锻炼身体，使之可以承受苦楚；脑子也在不停地运作，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在一般人看来，他太缺少浪漫，太缺少友情，仿佛一生都是在为工作，为别人而活，仿佛从来都没享受过休闲，好好享过福，觉得他太可怜，为他不值。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硬脾气的人，从不会承认自己累了，只是每晚一到十时就默默回房里休息。
1976年，二妹夫吴光正也加入了环球集团，从事财务工作。因他有在银行工作的背景，经验十足，又是上海人，我想爸爸跟他沟通，一定非常爽快。二妹夫曾在美国最好的哥伦比亚大学修读经济学，脑子敏捷，他加入环球后公司不但日益现代化，爸爸也能放心得多。
1983年三妹夫渡申一郎也加入环球。他是日本人，生长于美国。他在香港公司学习后，到哈佛再深造，又往日本公司工作，也顶聪明能干，经商能力特强。
70年代末，全球经济开始收缩。爸爸有了女婿们帮忙，开始有时间、有兴趣去注意、去接触政治人物。因为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航运事业规模越做越大，与政坛人物交往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
爸爸到英国来看我们时，开始和英国政治家来往。海文把所认识的英国领导人，都介绍给爸爸。
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由工党执政。工党管治下的英国，工会势力很大，石油、煤等一切燃料公司都由工会控制，社会福利开支大。当时英国经济不如往日帝国时代，老百姓都比较穷困。
英国工党在社会推行的各种制度都针对富有的人。例如教育制度是针对收费的私人学校；税务制度方面，有钱人需缴的税高达收入的60％～70％。这种制度，诱使人懒惰，因为很多人感觉到“赚得越多，纳税越高”。于是养成惰性，假期比工作重要。每到星期五，脑袋里已是假期，星期五下午根本找不到人了，而星期六不上班，周末的两天休假往往变成三天休息，连星期一上午也很难找到工作的人。
海文和我初到英国时，对这种工作态度非常不习惯，觉得英国做事效率低，在香港一两天能做完的事，在英国差不多要一两个星期才做完。工会又常常罢工，垃圾处理工会、教师工会、公共汽车或地下铁工会、飞机服务员工会、飞机师工会，都轮流罢工。这导致经常停电，冬天则停暖气供应，老百姓对工党产生很大的反感。中上层社会人士也觉得国家经济如老人一般快速衰退。
由于民心向背，英国保守党在1970年选举中胜出。由希思（Edward Heath）首相开始，直至撒切尔夫人（Mrs.Thatcher），都决心把工党打退，夺去他们的强势，重振民心。
爸爸先认识了保守党的希思（Edward Heath），后来更与撒切尔夫妇成了极好的朋友。爸爸是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觉得太多社会保障是养懒人，他跟撒切尔夫人的信念一样，深信自由市场，以低税收可以鼓励高生产率，政府少干预，自然会推动经济。所以与保守党的希思和撒切尔夫人特别谈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