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见如故，心灵相通
1980年3月，爸爸决定去北京，希望拜见邓小平。爸爸离开香港前，就已经通过卢家伯伯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请求。
爸爸自从1978年10月第一次去北京，回来后，他的话题就少不了对邓小平的关注、敬佩和赞颂。
爸爸挂长途电话到英国，兴奋地对我说：“这次到北京，我可以见到邓小平了！我相信只要有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为国家尽力的愿望一定能更快更好地实现！你一同跟我去吧！”
1980年3月19日下午，爸爸、伯忠姑父和我步入人民大会堂，准备第一次接受邓小平会见。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插曲。
在宾馆里，已经西装笔挺、穿戴整齐的爸爸，迎着走进门来的伯忠姑父交代说：“邓小平接见我们时，你最好记一记谈话重点。”
“我带一只笔形录音机吧，这样可以一字不漏把邓小平的讲话内容记下来。”
“不行！”爸爸态度很明确：“和国家首脑谈话，没得到同意，录音是不合适的，你还是记一记重点吧。”
这样，从那一天起，后来爸爸曾十几次与邓小平见面，除了私下两家人聚宴外，伯忠姑父每次都有参加，都记录了谈话内容。
姑父李伯忠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在湖南银行工作，与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朱镕基的岳父是同事。
忠厚守本分、不爱张扬的伯忠姑父，自己也不知道这层关系。还是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时，有一次带队到香港交流，在宴会上，朱镕基亲自过来向伯忠姑父敬酒，就在那时说出了这层关系。
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派了十个人飞回上海，去接管日本人和汪精卫控制的银行。爸爸排名第三，相当于科长级的伯忠姑父，也是十人之内，从此成了爸爸生活上的好朋友，银行工作的好助手。后来在香港环球公司工作，认识了刚到香港的姑姑，之后两人结了婚。后来爸爸成了世界船王，伯忠姑父也一直跟随左右，同心合力共事四十余年。
爸爸任环球航运集团公司主席，伯忠姑父则担任副主席。
伯忠姑父经常谈起爸爸，最深刻的感受是：“二阿哥讲话很直接，从不拐弯抹角，但又总是很得体。提问自然，进退自如。因为二阿哥他不仅聪明，而且有智慧，又特爱学习，对每天世界大事，十分了解，时刻关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向，并有自己的见解和提示。
二阿哥更令人敬重的是，他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从不要求别人也必须与自己的观点相同。他总是以朋友的态度和人交谈，这也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
爸爸第一次获邓小平接见后，很动情地用八个字，概括了他见邓小平后的真情实感：一见如故，心灵相通！
当爸爸握住邓小平的手时，很激动，也很自然地说出了带有浓厚宁波口音的真心话：“我一直很仰慕您，今天能够见面，真感到莫大的荣幸！”
慈眉善目的邓小平用字正腔圆的四川话说：“欢迎你，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嘛！”
一瞬间，向来遇事不惊、镇定自若的爸爸，脸上露出一种很少见到的神情：两道浓眉梢挑起、略显惊讶外，又近乎害羞，连声说道：“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是的，“世界船王”的称呼爸爸听多了，但是，把“世界船王”和“中国人的骄傲”连在一起，而且是从自己敬仰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口里说出来，爸爸怎么不意外呢！
爸爸又恢复了直接稳健的谈话思路：“邓主席，这次我们与柴部长签订了成立联合公司的协定，我弟弟已经向国内订了两条船，我也准备在国内订四艘船，每艘船价值达1亿1000万港元，共4亿4000万港元。”
“好！你和别的人不同，爱国家，不光用口说的，在做实事！”邓小平用的完全是真挚夸奖的口吻！
爸爸坦率地说：
“谢谢夸奖！我是想通过我们联合公司，把中国造船事业带动起来，因为我们买的船，都是要在大海大洋里行驶，要到各个国家码头靠岸的，这是最好最有力的活广告！”
“好嘛！”邓小平点着一支烟，笑着点点头。
“邓主席，我注意到，自从中国宣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后，您是第一个去日本（1978年）、美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公司的船主要在日本制造，在日本运输业有许多朋友，日本的历届首相，我都会见过、交谈过，包括福田首相。
而且正巧在您访问日本之后，我就应邀参加了日本国家新闻报刊俱乐部在香港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对您的访问评价很高。
他们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日本访问，邓小平不仅亲自去亲自看，还带着电视台记者，拍摄了日本农村和工厂的情形，而且您还对日本松下的总裁说，欢迎他到中国投资！让大陆的中国人，能通过电视看到日本战后的实际情况，这是要有气魄和决心的。
因为按照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日本人民很苦。实际呢！很多日本农民每家都有两辆汽车，一辆用于搬运东西，一辆是交通工具。”
邓小平赞同地点点头：
“是啊！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一个样，70年代又一个样。我到日本，确实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与现代化的差距，大概有50年。我们乘坐新干线‘光81号’列车，列车风驰电掣前进。记者问我乘新干线的感受时，我说：就是快嘛，就像催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爸爸接着说：
“是的，日本记者说，新干线对邓小平决心回去进行现代化建设有启示作用。他们得出结论，邓小平对日本没有偏见，能够实事求是，因而他一定能够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从我和日本人接触中，确实看到他们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除了先进技术之外，日本人的团队精神，重承诺、讲信用、重质量、讲效率，都非常值得中国学习。”
邓小平吸了口烟：
“是啊，日本媒体问我中国的经济现状，我当然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本来很丑，就不应该表现得像美人一样。
我和福田首相会谈了两次，我对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我多次讲，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跟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和中国友好。”
两人话题又转到美国。
爸爸说：
“中美1979年1月1日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意义重大。
邓主席又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访问非常成功！因为冷战这么多年，美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了。
我和尼克松（Nixon）、基辛格（Kissinger）都见过面，尤其是基辛格，多次见面交谈过，他亲口对我说：别看邓小平是中国年纪最大的政治家，他同时也是思想上最年轻的政治家！今天见到，我更欣赏和赞同他的这个评价了。”
这确实是爸爸的真心话。
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Bresz‐insky）在回忆文章中生动描述邓小平：“邓小平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
卡特也有同感：
“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和谐完美地体现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是一位极其令人愉快的谈判对手。”
可见75岁高龄的邓小平，反应从容、机敏、智慧和不乏幽默，使在场人等无不赞叹。
爸爸赞叹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非凡勇气，和任劳任怨又充满人情味的魅力！
特别赞赏他的观点：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爸爸感慨道：“香港也就是抓住了70年代的机遇，发展经济。我与撒切尔夫人、香港港督都是很熟悉的朋友，英国管理香港的一些经营理念和经验，有些也值得国内借鉴的。英国采用小政府，以最少，甚至无干预的政策，让香港经济自由发展，促进市场推动经济，是可行的。”
爸爸用手指着身旁的茶杯：“主要是要看如何把钱放入老百姓的口袋里，让他们自己去买杯。如果中国每人买一只杯，工厂不停地生产杯，那就是中国几亿的人口养工厂里的工人、商店里的职员。哪里还需要国家担心如何开支？如何分配？如何运输每只杯？可以想象吗？老百姓们都到商店里去买杯，几亿人进入，把商店的门也挤破了。工厂的生产线也得不停地运作。”
邓小平吸了口烟：“是啊，不解放思想不行。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能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应该把人类已经创建的文明和先进的东西，都运用起来。中国可实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香港的繁荣，主要是靠香港居民创造的嘛！”
“就说我们划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也是接纳了华侨朋友的建议，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搞的试点。”
与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让爸爸久久不能平静，后来，爸爸曾万分感慨地说过：“尽管邓小平的行为和思想，只是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民意，但若没有他个人的勇气与胆识，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究竟应向何处去，恐怕还要在十字路口徘徊若干年月！
我看，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正领导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有他，这真是当代中国人的幸事，他是一位卓越的伟人，必将名垂青史！”
十年、二十年过后，现在回头看，中国大地上冒起一座又一座崭新的城市、乡镇，一条又一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一批又一批运往世界各地的出口商品，一年又一年国民经济总产值高速稳定地增长。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我才真正品味出爸爸论断的正确，真正佩服爸爸的洞察力。
告别邓小平后，爸爸回到宾馆，心潮起伏，立即铺纸，亲笔起草了一封信。只是根据惯例，信的抬头是写给当时的总理华国锋的。内容如下：尊敬的华国锋总理阁下：
这次我有机会回国洽谈船舶出口，及合作经营国际航运业务，经政府各负责首长大力支持及合作，已有初步成就，并蒙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及盛情接待，感到十分荣幸，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
几天来，我深刻地感到，在华国锋总理阁下以及各位领导首长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做出不懈的努力，并已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
我深深地感觉到国家旅游事业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对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及往来，科技交流，发展国际贸易，是一条重要渠道，还可以为国家四化建设，吸收大量外汇资金，而当前旅游业之各种设施，有积极扩充的必要。
家父兆龙（现年85岁，为我公司名誉董事会主席，现居香港）与本人愿为实现四化建设之旅游事业贡献一些微薄的力量，以1000万美元资金，在北京建造一座适当规模的、现代化高级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无条件赠送给旅游总局管理使用，希望北京市能提供一适当的地点为建造该饭店之用，将来该饭店全部收益和积累可继续发展用于旅游事业，如经国家批准，在建造地点及建造图纸计划确定开工之时，家父及我当亲自前来北京面交1000万美元，捐赠给国家旅游总局并同时公告宣布，特此呈请阁下赐予慨允。
包玉刚敬上
1980年3月21日北京当然，除了这封信，爸爸还向具体接受捐助饭店的国家旅游总局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饭店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爸爸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儿子，虽然，他不是长子，但在家中，总是他挑起照顾爷爷奶奶的担子，他总是为爷爷奶奶分忧解难，全家无论是谁，有需要、有困难，不管爷爷奶奶开口不开口，出力帮忙，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来，以孝子之心，提出命名要求，也并不算稀罕事。爸爸万万没想到，在1980年的北京，触动的是极敏感的一个话题，成了一个开先河的难题。
2.好事多磨，因祸得福
爸爸经常与卢家伯伯通电话，关心着“兆龙饭店”的报批和选址进程。
1980年4月4日，爸爸递交信不久，国家旅游总局就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捐赠旅游饭店和办公楼的请求报告》，就占地、贷款、进口材料和设备免税等问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和意见。国家旅游总局领导层的态度也十分一致：包玉刚捐资办饭店的举动，不但有利于缓和北京市旅游饭店紧张的局面，更对吸引侨资进入中国，起了一个榜样作用。
5天之后，4月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旅游总局的报告。但是，接下来却再无进展，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按我们的想法：只要给饭店定个地点，定个名字，就能拿到1000万美金，这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或者说北京那么缺饭店，爸爸愿意捐饭店，也是“雪中送炭”、“天旱逢甘霖”的喜事啊。再者说，北京那么大，选个饭店地点也不会太难吧。
然而，事实就是那么让人意外！此事竟然一拖便是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如果不是邓小平亲自出面，这事还不知道要拖到何时！
因为当时有另一种声音在质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怎么能用一个资本家的捐款盖旅馆？并且，社会主义的首都，又怎能容许以一个资本家的爸爸个人名字命名宾馆？
用资本家的钱和名字建成的宾馆，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这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问题仿佛越讲越严重。
怎么办？卢家伯伯第一个想到的是廖公。
廖承志想到的第一个人是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