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天，晚上照例到客栈投宿。住下后发现货物不对，青布包袱不见了，多了一个用锦被叠成的枕头，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一张五千两银子的汇票和二百两白银。他大吃一惊，估计是今早匆忙间拿错了。他连忙查问同路商贩，谁丢失了东西，结果无人回答。第二天，他丢下自己的生意，返回到天台的客栈，等候失主来认领。一连等了几天，都不见有人来寻。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客栈墙上写明情况和认领的地址，挑着货担回到家中。
一年以后，有位福建木材商人找到包奎祉，他拿了青布包袱，证实了自己就是那位掉包人，请求归还包裹。包奎祉很干脆地拿出锦被枕头归还给其主人。这位木材商人见失物丝毫未损，当即拿出二百两银子以示谢意。包奎祉坚持不受，他笑着说：我留着几千两银子等你来取，难道是为了你这二百两银子吗？
木材商人被包奎祉的那份诚意深深感动，便邀请他一起做生意，几年之后，包奎祉发了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人。
这位包奎祉就是爸爸的太祖。
包奎祉发财后，在家乡买田置地，又盖了一幢五间二弄一堂的新屋——许多年以后，爸爸就出生在这里。
我想，人的身体有遗传基因，那么，道德人品，恐怕也有家风的遗传基因。有这样的祖先，也难怪爷爷的性格豪放，豁达乐观，既善于经商，也乐善好施。
过去，爸爸曾多次对我讲过，他认为家族中对他影响最大，并最引以为荣的是我的爷爷包兆龙。
爸爸对爷爷极为尊敬，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养育他的父亲。他捐资的饭店、图书馆、医院等等都是以爷爷的名字命名，以此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自从爸爸知道自己是包拯第29代孙后，更明白自己为什么无论走到世界各地，无论是香港居民还是加入英国国籍，自己永远无法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原因！这正是包拯遗留下来的良好家风，一代传一代，培养了他爱国爱乡、正直勤奋、坚忍不拔的个性和俭朴严谨的生活习惯。
1987年10月10日，包拯包孝肃公墓在安徽合肥落成，爸爸亲自赶到合肥参加仪式，并为在包孝肃公墓园内爷爷的青铜塑像揭幕，举行了肃穆的仪式。
爸爸为爷爷青铜像写了题词：
“先父包兆龙老先生遗训：叶落归根建设家乡热爱祖国。”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爸爸知道自己是包拯后代时特别兴奋。
这是爸爸始终爱国，一心报国的真正的根源啊！
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爸爸与邓小平、卢家伯伯他们经历那么不同，却能坐在一起，这是心想到一起的原因，说到底，他们都深爱自己的祖国，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为让中国富强，人民幸福，有了这个明确的大目标，有路，要坚决走；没路，也勇敢地披荊斩棘闯出路来！
所以，当邓小平请爸爸去宁波，他立即欣然同意。爸爸一向重视教育，他带头捐建宁波大学，但他明白，他最主要的任务：一是要团结世界的“宁波帮”回乡建设；二是在宁波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及时排除阻力，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向邓小平反映，争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想方设法克服障碍！
4.故乡宁波的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您！
1984年宁波的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刚刚起步，既缺资金，又缺人才，爸爸了解到近百年来宁波人为了创办大学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得知宁波有500万人口，迄今还没有一所合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当即决定捐资2000万美元在家乡兴建一所综合性大学。
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爸爸时，爸爸激动地说：“宁波是我的故乡，我已经40多年没有回家乡了。宁波有1万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10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大学；宁波500万人口，没有一所大学，所以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邓主席的支持。”
邓公爽声答道：“我赞成。”
他还高兴地接受了包玉刚先生提出的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
此后，邓公始终关注着宁波大学的创建工作。
1985年1月4日，邓公在听取协调小组组长谷牧的工作汇报时，又指示：“办宁波大学的问题，包玉刚讲，大学归国家办，他出钱，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
果然，1985年9月26日，邓小平题写的校名“宁波大学”四个字由李鹏总理交给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带回宁波。
一个月后，国务院代总理万里出席了宁波大学举行的奠基典礼，并在由他主持召开的关于加快宁波经济开发问题会议上，对宁波大学的办学方向和管理体制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一年后，万里又一次莅临宁波大学出席开学盛典。
从1985年10月到1989年10月，爸爸曾先后五次走进宁波大学校园，关心学校的建设，看望教师和学生。他为学校日新月异的面貌感到欣慰，对朝气蓬勃的宁大学子怀有特别的感情，更对“把宁波大学办成高水准的综合性大学”充满信心。他深知，宁大刚刚起步，还有很长、很艰巨的路要走，一定要同心协力，使这所年轻的大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便将来不但成为一所国内第一流的大学，而且在国际上也能成为有地位的闻名学府。
其实，从建校一开始，爸爸就多次公开表示：“办好宁波大学要靠大家，我只是带了个头。”他衷心希望爱国爱乡而有能力的“宁波帮”人士鼎力相助，用各种方式为家乡的这所大学贡献力量。
但是由于爸爸在海内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因此许多海外“宁波帮”人士对于捐资宁大难免有着种种顾虑。1991年9月，爸爸在香港溘然病逝，学校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
我于1994年捐资成立奖励教师基金，过了4年（即1998年），我又捐资建四号教学楼。但一所大学，又怎能只靠一两个人的资助？于是我鼓励宁波大学领导班子，联系更多海外“宁波帮”人士，不断向他们介绍学校发展的情况，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5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爸爸小学同窗、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中先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包先生去了，但事业还要继续，我想捐资宁大建个学校会堂，是否行？”
我真诚地感激赵安中伯伯的义举。
这是宁大第一个由我们包氏家族以外人士捐资的建设专项。此后，赵先生和儿子赵亨龙、赵亨文又相继捐资助建了学校体育场司令台、杏琴园公园和行政会议中心，扩建了小学和幼儿园，设立了杏琴园教育基金，实施了荣华学者奖励计划。从这一年开始，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达三、香港泰昌祥轮船公司董事长顾国华、香港著名科学家和医学家汤于翰、台湾东南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朱绣山、台湾嘉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英龙、香港安泰集团主席黄庆苗、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思舜、香港恒丰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绍相、香港大中华表行董事长应圣瑞、香港通用制造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杰全等海外“宁波帮”人士和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纷纷向学校捐资。
大伯包玉书，虽然早年在内地工作时受到冲击，受过委屈，但他深知其弟包玉刚“非常希望通过振兴教育来振兴国家，通过兴办宁波大学来发展宁波、振兴家乡”，从1998年以来，毅然捐资3240万元人民币助建四号教学楼、理学院楼和科学楼。姑姑包素菊、包丽泰和我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众多海外“宁波帮”人士共同关心和支持宁波大学的新局面终于形成。一座座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教学楼，真正形成了世界“宁波帮”帮宁波的一道灿烂的风景线！
据统计，从1995年至今，总共有50位海外“宁波帮”人士捐资近2亿元人民币，用于学校教学、科研和行政办公用房的建设、图书和教学仪器的购置，以及师资的培养和引进，为宁大高起点办学和不断深化校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持，为三校合并后新宁波大学内部的相互融合和整合学科优势提供了重要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
从爸爸到整个包氏家族，再到众多海外“宁波帮”人士，从海外“宁波帮”第一代延续到第二、三代，海外“宁波帮”在捐资宁波大学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赤子情怀，教育和激励着宁大的学生。
2004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超过2万人，开设有27个硕士学位课程。
学校发展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当年爸爸所设想的“到1990年在校生总数达到2000人，远期达到5000人”的发展目标。这20年来，宁波大学注重运用校内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不断加强对师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为学校的快速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2006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庆祝20周年校庆时，被浙江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重点建设高校。当年我捐出1000万元人民币，宁波市政府及宁波大学亦各自捐出1000万元人民币，供宁波大学成立“包玉刚讲座教授基金”。该基金由宁波大学负责运作，主要用于提高宁波大学的师资及教学水平。
我相信，听到宁波大学的这些成就，天堂里的爸爸一定会露出舒心的笑容！
在实物展柜里，陈列了一件爸爸生前常穿的毛巾浴衣，不断有人驻足细看。一位观看了爸爸遗物的市民感慨地说：“真没想到慷慨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包先生，穿的浴衣竟曾几经补缀，真可谓是‘勤俭建业，持恒健身’之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