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天，我请求Lady Clague给我试做义工。Lady Clague介绍我去九龙一间女童院（专门拘留犯罪女童）做暑期义工。她丈夫Sir Douglas Clague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怡和大老板。
为要了解犯罪女童的家庭背景，我去走访她们的家。去到其中一个女童的家，我爬上一幢房子的五楼，上到阁楼，好像已经无路可走了，可推开头顶的一块木板，再爬入天花板内，天呀！里面还住着一家六口人，大人小孩子进了屋里，根本直不起腰，都只能用爬的办法走路。当时香港没有节育概念，很多家庭都是有很多孩子。越穷孩子越多。
我坐下来与他们聊了一会，更觉得震惊！
他们一家六口每月收入只有三四百港元。原来香港不但没有强制读书的规定，也没有最低工资制度。
这样的事，使我心中很郁闷，对当时的英国政府非常不满。对当时住山顶大屋的英国人，和住木屋区的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尤感不平。
1971年的一天，爸爸请新上任的港督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在家中吃饭，按照习惯，又是叫我代替妈妈作陪。（因为妈妈不会说英语，不喜欢陪英国客人）
望着桌上通红的龙虾、清蒸的石斑鱼、鲜味扑鼻的“佛跳墙”，我眼前又出现了挑水的小姑娘，天花板上住着的那家只能用爬的办法走路的六口之家……只有17岁的我再也忍不住，鼓起勇气，用英语激动地对港督说：“港督先生，你可知道，我们今天吃的这顿饭，可供一户穷苦人家吃上一个月？”
“什么？”麦理浩非常意外地反问道。
我壮着胆子，索性把我亲眼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港督，我越讲越激动，“香港太缺乏社会保障和儿童保障了，你如果不信的话，请亲自去调查一下”。
爸爸见我竟向自己的客人质询，还提出了那么多的要求，赶紧制止我，想立刻改换谈话的题目。
“不，不！”港督笑着对爸爸摇摇手：“孩子嘴里无虚言，安娜，你接着说。”
于是，我把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一向港督麦理浩先生讲了。
我最后说：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14岁以上的童工，工作一天只够买两个面包，基本收不到钱。英国工业革命已在一个多世纪前发生，但香港在20世纪，仍然还没有劳工保险、强制教育、童工法例和最低薪金。为什么英国人的一套社会保障，不用在香港？”
麦理浩接不上话，点点头说：“我要调查一下。”
“安娜，谢谢你提醒。”临别时，麦理浩握握我的手，转头又向爸爸称赞道：“包先生，你的女儿关心下层民生，教育得不错！”
事后，麦理浩亲自巡视木屋区四周环境，成为有此举动的第一位港督，他还推动廉租屋政策，给予低下阶层房屋保障。后来又先后推行强制教育制度、制定保障童工法例和有关工伤赔偿的保障。
后来，爸爸更喜欢带着我接待各种朋友，他时常微笑着摸摸我的头，但从来不会夸我。不过，我心里清楚他对我有所认同，否则不会常带我在他身边，去会见不同的朋友。当然，他也一定觉得能接触不同的朋友，有助于我锻炼人生和操练英语。
4.男孩子可干的，女孩子也能干！
1955年的一天，爸爸购置了第一艘轮船，一条有27年船龄的二手煤船，是英国制造，名叫“Golden Alpha”，因为Alpha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也是爸爸开始他船业的第一艘船。
那天，爸爸带我到船上去参观，先要乘小艇（在港称为“Walla Walla”），驶至锈迹斑斑的旧煤船边，停泊下来，从大船上放下了长长的绳梯。
“来，陪庆，你跟着这位水手顺这个绳梯爬上去登上大船！”
那位船员先往上爬，绳梯忽左忽右不断晃动着。
只有14岁的我，抬头看看高高的船舷，低头看看翻腾的海浪，心里真是害怕极了。我一面向上攀爬，一面全身发抖：“爸爸，往上爬太危险了，万一不小心掉下来，会不会掉进大船和小船之间的大海里，被两船夹死？”
爸爸指着已经爬上船舷的水手，大声地鼓励我说：“不用怕，你瞧他，男孩子能干成的，女孩子也一定能！你很勇敢，又会游泳，没有任何问题！我跟在你后面爬上去。”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咬紧牙关，只顾抬头往上看，一步又一步，终于艰难地爬上去了！
“男孩子能干成的，女孩子也一定能！”
爸爸的这句话让我终生受益！
也在同一年，爸爸很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话：“老大，你知道妈妈不爱外出应酬，我知道她的个性，不愿意让她太为难。可是为了事业的发展，爸爸需要社交应酬，你是大女儿，以后你必须代表妈妈陪爸爸出席一些应酬活动，这是帮爸爸，也是锻炼你自己的应变和交际能力，这对你今后也会有好处的。”
爸爸做事一向不太喜欢多解释，下了命令便要去干。
长女的责任心，使我立即点头。其实从心里我对应酬很反感，虽然我会听爸爸那一口上海腔的英语，但对生意内容不明白，爸爸又不解释，往往觉得很枯燥，很心烦。这是什么事业？一条锈斑重重的二手船，又如何能赚钱？完全不像餐饮业或制造业，有什么前途？
谁知道，第一次陪完客户，回到家里，我就与爸爸大吵一架！
那时，爸爸造船主要在日本，在假期里爸爸带我去日本，一晚和日本银行的一位社长和几个主要助手晚宴，菜肴十分丰盛，席间还请来年纪不轻的日本艺伎（Geisha Girls）陪同客人一起唱歌，一同起舞。一顿饭吃了几个小时。
那几个日本人喝了许多酒后，立即不像刚来时那样规矩、礼貌。他们脸红脖子粗，还不时地对服务小姐动手动脚。
吃完饭还不肯回酒店，听翻译说，他们还要换个地方接着喝，然后再到夜总会跳舞！
爸爸客气地对他们说：
“很对不起，因为女儿小，我不能陪你们去了，下面的活动已经安排好了，我让人给你们带路，祝你们玩得尽兴、快乐！”
坐在车里，我咬牙忍着，肚里的怒火就像快要喷发的火山里翻腾的岩浆。
一进家门，我再也忍不住了：“爸爸，你还是中国人吗？！我从历史课本上也知道，日本占领南京就杀害了30万中国人！可是你现在请日本人吃饭，还安排他们去夜总会花天酒地，你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吗？！”
我两手握拳，浑身发抖，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爸爸如此失望。
爸爸大概也很累、很疲倦了，也没有耐心解释，只说：“陪庆，你年纪太轻，看问题还不够客观，不够准确。你不懂，去睡吧。”
那天，我整晚睡不着，翻过来倒过去，越想越生气。
后来，过了几天，爸爸才找我说：“陪庆，确实不应该忘记历史上的民族仇恨，但应该弄清楚的是，当年发动侵华战争的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老百姓。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民来说，他们的孩子被迫入伍，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他们本身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至今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所以，对待那场战争，应该把政府和普通老百姓分开来看，要把搞政治和做生意区别开来。你做人不能那么小气，气量大才能做得到大事。”
我觉得有道理，也冷静下来。
过了十多年，回忆到爸爸自己心中的痛苦：为了家人（九十多口人），为了创业，爸爸是要放开肚量，把历史放到一边，甚至要触犯女儿的敏感和教养，对日本人赔着笑脸，真是好不容易。
后来，也是姨丈向我解释：
“那天我们请的那位社长，他也曾被迫当兵到过中国，我们刚认识时，只要一提到这段侵略历史，他总是充满愧疚，总怀着深深的罪恶感。你爸爸不断对他们说，两国交战的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双方互惠互利的民间生意，应该是互相帮助的朋友。
原本那位社长为人谨慎，很难得到他的信任。但因为非常感谢你爸爸的宽宏大量，他便积极提供担保，帮助我们得到日本政府最优惠的造船贷款，总是按时按质地交付新船。他是我们生意上比较可靠的伙伴朋友，你爸爸怎么能不好好招待呢？”
这种复杂的社会，当时的我并不了解，更不了解爸爸为何对这些日本人赔笑，远胜于家人。爸爸回家总是满脸倦容，吃饭时常常连话都不想讲。爸爸是太疲倦了，身为女儿应该体谅。其实我现在才明白，爸爸这一生几乎是把所有精力放入事业中，创办一个他一点不懂的行业，要在所有的银行家面前建立诚信。要在他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眼中有成就。
记得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也不发达，我几次跟爸爸去应酬吃饭，饭桌上只是放上精美的日式餐点，每碗每碟小菜，布置得非常美丽，有花有叶，但分量小到不能充饥，回到宾馆就赶紧找饼干吃。
但爸爸从来没有抱怨，只是对我说：“他们是拿自己最好最贵重的来款待我们。”
爸爸总是为他人说话，为他人着想，而且也要求我要了解和体谅他人的观点。
我不太能接受。
“菜量少，就弄得咸一点嘛！老天，淡淡的，一点味道也没有，光客气地邀请你吃，吃，吃，可有什么能吃的嘛！只是吃个眼睛罢了！”
爸爸接着开导我：
“确实，日本人现在经济并不宽裕，尤其他们都是蓝领阶层，不可能七个碟子八个碗，做出很多大菜。当然，日本民族的习惯就是吃得很淡，其实，这样的饮食习惯倒比较健康呢！你要记住，‘入乡随俗’，什么时候都要懂得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不要总以自己的习惯去苛求别人，只有这样待人处事，才可能广交朋友，才能把事业做成做大！要善于学习，你自己去想想吧！”
爸爸唯恐女儿滋生娇气和傲气，总想把我教训一顿：“你看，日本朋友们的团队精神很强，有很强的纪律性，他们忘我工作，是为国家、为公司，具有一种敬业献身精神，现在虽然不富有，但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国家一定能富强。我们中国人也要有这种精神，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
是的，我陪爸爸一块参加各种应酬活动，多数时间我都像乖乖女一样坐在旁边，温文尔雅，笑口常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