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银行家的理念为海运业闯出新路
1955年爸爸以160，000英镑买进他的第一条船，是条英国装煤的旧货船，有27年船龄，是一条1.6万吨的燃煤轮船，命名为“金安”号（Golden Alpha），也是我第一次攀舷梯登上的大船。当爸爸投身航运业的时候，世界上已有了不少船王级人物，如美国的卢维克（Ludwig，D.K.）、希腊的奥纳西斯（Onassis）和尼亚哥斯（Niarchos），等等。
即使在香港，也有好几家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董浩云更是领袖式的人物，被誉为“香港船王”。
我仔细分析过，什么是爸爸的“笨办法”？
美国一本畅销杂志《新闻周刊》曾经专文介绍过爸爸发迹史，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笨办法”的较为中肯的注释。
文章写道：
做航运的船，必须能够赚钱。他（包玉刚）对追求这个目的具有耐心。
他避免冒险的单程包租，却以几乎达到四分之三的船只承接利润较低，但较为安全的几年期的定期包租。
包玉刚买了第一艘船以后，马上把它租给了日本Yamashita‐Shin‐nihon公司。[作者注：环球的首条船“金安”号（Golden Alpha），直译为“黄金A”号，此名也意味着爸爸远见的目标，由“A”开始表示将来还有很多船只，也是如金之宝。1956年，也就是包玉刚购买“金安”号半年之后，爆发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埃及总统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派军队占领了运河的两端，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使用运河。
埃及总统的这一决定，使世界上大多数来往欧亚的船只，必须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随着航程增远，运费理所当然翻着跟头往上涨，对船只的需求也猛然增长起来。
也是包玉刚好运，适逢此时，他租予日本山下汽轮公司的“金安”号的唯一短租期刚好期满，Shinnihon公司付出了比原来高几倍的租金，才为“金安”号续了长期约。
包玉刚就拿着这笔钱，继续购买二、三手的轮船，并以四到五年的长期租约，租给日本和香港货运公司。
当时国际上普遍采取短期结算的办法，按照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因为租金每日上升，行程计算当然划算，船主自然得利更高。但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薄利长租的策略。
放着高价不租，却用几年的租约把自己捆死，这是什么生意手法？行家们纷纷对这位新同行的做法嘲笑不已。有人笑他是“傻瓜”，有人则批评他不能算真正的船家，只是一个“专门做船运生意的银行家”。
然而，正是由于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以其特有的冷静，预见到国际市场的变化多端而采取了这个利润不高但保险的经营方式，才使他避过了航运史上的几次大起大落。
包玉刚认为，长期租约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收入稳定、降低风险。
包玉刚很清楚，像苏伊士运河这类的事件，不会经常发生，不能抱丝毫侥幸心理，如果采用散租的方法，遇上好景时，固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但如果遇上经济衰退或不利因素时，船只只能停泊荒弃在一旁，连维修保养费也亏蚀掉。
其二是可以取得银行的信用保证。
出售船只的所在国的银行，愿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供包玉刚缴付购买船只现金不足所致的余额。
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已拥有七条货船，并把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公司”。
这期间，包玉刚的主要经营伙伴是日本的货运公司和造船公司。
自从包玉刚把他的第一艘船租给日本的公司起，他便和日本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爸爸看中日本人，则是基于四个原因：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尽快恢复国力，遂从重工业入手，为了鼓励造船业，兴建新船厂，政府设立Export Credit（出口信用证），用以向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大开方便之门，鼓励外商在日本订船。日本银行提供的出口贷款利息要比提供给本国人的利息低得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爸爸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二、日本是个岛国，战后复生，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但本身资源并不丰富，要大量依赖外国原料，需要大量的进口运输。
三、日元币值坚挺，租约用日元结算，相对于用美元结算的购船和分期付款费用，有利可图。
四、造船业是日本重点发展的行业。因此，日本造船工人的队伍团队精神强、纪律严格、干事认真，特别能吃苦耐劳，加上较新的造船设备，比英国和北欧厂史较长的船厂更具有竞争力。不但船只售价较为便宜，而且品质臻于世界一流，造船的工期更短更快；反之，欧洲船厂陈旧，工作态度、作风等已望尘莫及。
而多年来，日本方面所以看重爸爸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爸爸的经商作风稳健、诚信、保守，值得信赖。加上他沟通能力强，国际朋友的网络大，船只出租的网络也大。
二、爸爸融资能力强，因为环球利用上出口信用证筹资金比日本人便宜。
三、日本的货运公司鉴于政府外汇管制条件严格，不愿意自筹资金购买旧船或建造新船，反而喜欢租外商船来用。
四、环球每年在日本订了不少新建造的船只，对日本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环球的船只在巴拿马等国家登记，费用较便宜，而雇用香港人和菲律宾人做船员，亦使运作成本降低，出租也便宜。相反，日本公司的船只，必须用日本人和日本船员，又要有很多劳工保障条件，使成本增加，削弱了竞争力。
正是基于这种互惠互利的原因，爸爸与日本人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当爸爸决定从贸易转到航运时，最初祖父不大赞成，觉得本钱太大，风险太高，自己又不懂此行业。但爸爸最后把爷爷说服，决定从事航运业。爸爸开业后，初期买入的20多艘老旧船只，的确带来了不少技术性的挑战。当时公司的领导们都是从国内来的，都是外行人。但在爸爸的勤奋努力领导下，加上他能接受新雇的不同国籍技术人员的意见，公司决定订造新船。
爸爸第一艘新船是1962年向日本人订造的，名为“东樱”号，载重量1.8万吨，是一艘运木材的船，把木材由加拿大运至日本。其他船只计有油轮、运煤货轮、运铁矿砂货轮等。最小的也有2万吨，大的有30万吨的油轮，称为VLCC（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自从爸爸到美国来，与我一起看美国榄球赛之后，他悟出每个订单的数量越大，在价钱上、品质上就越有优先权。
1970年代初，航运市场一片兴旺，船东们纷纷争取在日本造船，致使日本的船厂码头不够，订造船要排队等。爸爸却因量大能在日本拿到造新船的船坞。
后来，1970年代末，经济不景气，航运业也衰退，许多船东因找不到租户而停止船运，结果银行坏账纷纷。而爸爸的船只都“买了保险”，每艘船在建造前，必然有了长租约才订，租金收入非常稳妥。业内人所共知的“Shikumisen”（先有长租约才订船），就是爸爸所谓的“笨办法”！也是他在航运业里的成功秘诀。
爸爸不愧是银行家出身，关键时刻，他的稳健、低风险的银行家作风，也赢得了香港汇丰银行对他的信任，提供巨额贷款供他购入新船。
2.借鸡生蛋
要银行家帮忙，找也要找一个最大最有威望的。后来的香港汇丰银行主席桑达士（Saunders），当时是汇丰银行总会计主任。他是英国人，很不容易接见中国人，而爸爸那时不是很有钱，也没有什么名气，英语讲得也很一般，但他决定去拜访这位桑达士先生。
爸爸定下决心便立即行动。他每天坐在桑达士先生办公室的门前等候，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终于引起了桑达士的注意，桑达士觉得好奇，问他的助手：那个每日坐在我门前的中国人是谁？你请他进来吧。
爸爸走进香港汇丰银行总会计主任桑达士先生办公室，没几句客套话，立即直奔主题，非常专注地向桑达士先生介绍日本造船业：“目前日本造船的设备、性能已达到欧洲的水平，售价却要便宜三分之一，而且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在保养期间，船厂包起一切维修费用，只要是他们卖出的船，不管在哪个港口抛锚、出毛病，他们都会立即派出工程师乘飞机赶去维修，费用也是他们包。
另外，他们是把船造好了，送到买主手上才收钱，日本人这些做生意的手法，对船主的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日本人造船便宜，为什么不用自己造的船，却愿意租用您的船呢？”
桑达士反问道。
爸爸点点头：
“桑达士先生，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日本人虽然造船水平大有进展，最重要是他们并不想拥有船队，因为他们国内筹集造船的外汇有困难，拿不到出口信贷（Export Credit）。
政府也为加强重工业发展，用低价吸引外商在日本订造船。而日本自己的船队要挂本国旗、使用本国船员，但日本的人工福利比其他国籍的贵，成本高，他们宁愿租外国船用。”
“所以你这些年总和日本人做生意。”桑达士客气地总结着，眼睛里已经流露出漫不经心的神情，希望早点结束这次谈话。
爸爸微微一笑，说：
“在香港搞航运，有很多有利因素。像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在国际上会有不少敌人，搞航运有太多敌人的话就会受到限制。香港是个自由港，任何国籍的轮船都可以进来，同样，我们也可以拥有任何国籍的轮船，挂任何国家的国旗，只要是对我们有利便可以。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公司订造一条新船，是1.6万吨，船价为100万美金。我已和日本一家公司谈妥，船造好后租给他们，期限为5年，第一年租金为75万美金，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桑达士为难了。
当时，香港的银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行中人士称之为“黑书”：请不要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追究原因也很简单：就在于这几种行业风险太大。桑达士心里快速拨动了算盘：“一年的租金虽然有75万美元，但是人工、燃料、损耗等等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扣除这些，剩下的并不多，包玉刚买这条船，起码得十多年才归本，如果我借钱给他，那么银行就得承担这么长期的风险。”
爸爸见桑达士低头沉吟不语，便问道：“这个条件还不够吗？”
桑达士实话实说：“包先生，对于船运业，我们银行一向比较谨慎，银行贷款给你包先生也是清楚的……”
“你是说需要我找一位可靠的担保人，对吧？”
“对！”桑达士点点头。
“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愿意为我开一张LC。”
“LC？”桑达士有点吃惊。
LC是Letter of Credit的简称，即是银行信用证。
银行能开信用证，就证明租约保障没有问题，爸爸如果能拿到一张LC，不就跟找到一个可靠的担保人一样吗？
对于这点，桑达士非常明白。
不过，他可不相信爸爸能拿到日本银行的LC。
他与日本人打过太多的交道，日本银行做生意的精明程度，是不可能给爸爸开这种信用证的！
于是，他乐得送个“画饼充饥”的顺水人情，爽声说道：“包先生，只要你拿来信用证，我马上给你贴现。”
“此话当真？”爸爸眼睛一亮。
“一言为定！”桑达士答道。
一个口头协定就这样产生了。
后来，回顾这些往事时，桑达士先生很感触地对我们说过：“我当时答应包先生，说实话，并非我有发展香港汇丰银行的创造性眼光和胆识，却没想到因为你爸爸的努力，把不可能变为现实，竟拿来了日本的信用证！于是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从此汇丰银行与环球公司的合作，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这些年来，生意越做越好，而我与包先生之间的友谊也就在这样的合作中建立、发展和不断加深。我对你们父亲的尊重，也越来越高。”
到日本开一张LC，使这计划实现可不容易。
结果是姑丈告诉我的（因为二姑丈是在日本帮爸爸的，很得力）：“你爸爸先到日本去见他租户的总经理，说明他的构想，日本人英语不很通顺，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答应让你爸爸和他的银行经理谈谈。你爸爸又进行了一番劝说，并且保证一定竭力履行自己应负的责任，有效地管理。如果船只失事，保险赔偿金将透过他的银行归租户；银行经理又和租户进一步商议，很不容易你爸爸才如愿以偿，得到了信用证。你知道你爸爸的性格，要做必干、要干必成，无人能挡住他的志气。”
桑达士先生拿到爸爸递给他的信用证，吃惊之余确实对爸爸的成功深为佩服。
于是，他立即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香港汇丰银行不但根据船价加上租赁费贷款给爸爸，而且开始跟环球航运集团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桑达士和爸爸之间建立了非常信任的友情。后来更扩大到若干成功的合营合资，甚至帮助爸爸收购九龙仓、会德丰。爸爸也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一位华裔董事，后来成为其副主席。
我和海文回到香港后，常与香港汇丰银行的主席桑达士爵士见面。已经成为爸爸老朋友的桑达士，总是哈哈笑地表扬爸爸，他红红的脸犹如圣诞老人，常常笑容满面。他多次表达了对爸爸非常尊敬和信赖的真挚友情。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也成为我们的亲密朋友。
而日本租户对所租用的那艘船很满意，后来又租用了爸爸许多艘船。近年来船客所涉及的船只价值十分巨大，贷款银行对船只的抵押价值更为注意，以信用证付租费的情形也日益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