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钱三强开始在所内为轻核理论组点将了，他首先圈定一个“学科带头人”黄祖洽。黄祖洽是彭恒武的学生，到原子能研究所后和老师一起进行核物理和反应堆研究，正带领一个组（47组）从理论方面研究各种类型的反应堆，工作做得很深入，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钱三强还有一层考虑，黄祖洽已经参与了原子弹的理论工作，让他担任轻核理论组的组长，可对两边起到沟通的作用。钱三强把决定告诉了黄祖洽：为了早日掌握氢弹理论和技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先行一步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可行的结构做探索研究。这个小组叫轻核理论小组，要注意保密。
在钱三强亲自组织下，轻核理论组工作得最红火的时候曾有40多人，此外，他还亲自到所外面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等，帮助解决数值计算。通过密切的配合，共同努力，工作一步步前进，共写出了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很多没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正是这些工作使得大家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的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为创造氢弹快速发展条件起作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集体，那就是轻核反应试验组（由何泽慧主持工作）。这个组和轻核理论组同时在原子能所成立，这正是钱三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贯体现，也是为氢弹“先行一步”做出的周密安排。他当时的想法：进行氢弹理论探索，无论对其各种物理过程，或者作用原理，或者可能结构的研究，都离不开可靠的核数据，诸如各种有关核反应截面的调研、整理、分析和估算等，无疑是轻核理论组开步走的工作，但是一些关键性的数据，那时或者根本无法收集到，或者与文献记载有出入，很难做出评估，而准确度要求又极高，这就必须通过实验来精确测量。钱三强决定成立轻核反应试验组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轻核反应数据的精确测量以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组顺利开展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轻核理论组和轻核反应试验组成为钱三强“两手抓”的工作。
时任反应实验组组长的丁大钊回忆说：在实验组成立的近一年时间内，钱三强先生多次来组讨论及指导工作，对该工作的开展起了定向的作用。钱先生谈到：“希望你们从学校和调研入手，在半年到一年内理出头绪。这个体系中有一大群中子、带电粒子及光子的核作用，不仅产生能量，并且反应过程能自持。希望你们首先能弄清这个反应的过程、有关核数和重要的参数。”参与该组工作的黄胜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0年，钱先生和何先生在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着手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从事轻核反应的研究。这步棋的重要性在1965年显现出来了，正是由于有了这项安排，原子能研究所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科学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短时间内，以一套准确可靠的实测数据证实了某外国文献中一个截面数据的偏差，这对我国研究氢弹技术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两个月（1965年1月），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黄祖洽、于敏等共31人，奉命带着全部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后来情况正如黄祖洽（1991）在《自述》中所写：“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具体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核爆的试验，便在1967年，即原子弹爆炸后仅仅两年零八个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纪录。”关于钱三强和中国氢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却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和课题，那么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三、军转民，建设核电站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钱三强就在各种场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科学家、高校师生、人民大众宣讲原子能的科学知识，预测和描绘原子能在和平建设方面的应用。他指出：“原子能的发现，给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原子能以及各种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经在工业、农业、医学等方面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就是苏联的原子能发电站。”他充满激情地说：“凭借人类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大量运用原子能以后的世界面貌。”在改革开放之初，钱三强又深刻地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原子能事业创业阶段的经验教训，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加速发展我国原子能应用科学和核科学有所借鉴。他特别强调了正确处理好军民关系，加强军民结合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任务和科学储备，工业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两弹一星”研制大工程中的军民结合，是以军为主的军民结合，以民支军。如果不是军民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两弹一星”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军用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民用方面就显得落后了。所以，在继续抓好军用研究的基础上，要把相当一部分力量转到直接为国民经济的建设中来。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国，现在的军民结合，要军转民用，以军支民。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上，处处都闪耀着钱三强高瞻远瞩的科学洞察力。
钱三强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很早就提出了原子能应用于和平建设的问题，他高度评价核电站，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他主张在发展核武器保卫国家的基础上，也要发展我国的核动力，建造核电站，还要普及核技术在工、农、医等方面的应用。为了发展核电站，钱三强在1980年就说了：“如果现在我们在关于国家核电站的任务定下来之前，早一点把核电站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抓起来，假想一个不太大的规模，在一些必要的性能和一些关键部件上早下一点研究的功夫，将来一旦任务定下来，立刻就可以上马。”1990年2月，钱三强和李觉、姜圣阶、王淦昌联名上书江泽民、李鹏，为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事业呼吁，为核电人才队伍可能出现断层担忧。钱三强提出应就如何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纳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规划，切切实实地进行研究和落实。当时我国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战略，因此，有效地解决能源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中国单靠增加燃煤发电，不能改变能源结构。由此带来的交通运输紧张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难以解决，而且所需原煤产量缺口也很大，到了21世纪的中叶，煤炭缺口会很大，除了依靠核电，没有别的方法解决。为此钱三强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发展核电一定要有战略的决心和长远的打算，及早制定我国核电的发展中长期规划，并纳入“八五”、“九五”计划。二、要尽快的落实核电的发展资金，建立稳定的核电建设资金的渠道。并就核电资金的建设渠道由哪些方面解决提出了建议。
2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世界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完全证实了钱三强的科学预测思想。中国的经济建设越来越红火，我国从用电大国进而成为电力紧缺、供电严重不足的大国。终于，从中央到地方，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核电。我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便果断地将核电纳入国家的电力规划之中，中国的核电春天终于到来了。钱三强20世纪50年代的预言终于成为当今的现实。
现在，举国上下核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湖北省早已选好拟建的核电项目选址，湖南省已着手实施全省核电建设规划，重庆、四川宜宾、广东阳江、还有辽宁、山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的核电计划均已启动。就在钱三强的故乡浙江，中国最早的秦山核电站第二期扩建工程又提前3个月于2008年11月顺利完成。该工程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核电品牌，为我国掌握百万级核电站设计、建造核心技术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在经济效益上创造了目前国内核电站最优异的运营记录，更为我国核电站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被誉为中国核电站国产化的开拓者。这是我国在核电站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营征途上登上的新高峰。这足以告慰长眠在八宝山的新中国核事业的科学先驱钱三强。
【作者简介】徐炎章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 杭州 310018
胡业深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浙江 杭州 310018
赖惠能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2009级在职硕士研究生 浙江 杭州 31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