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格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生活变成了为争夺国家掌握的资源的战场：过于重视平等，团体权利和对少数群体的照顾，妨碍了司法自由、机会均等这些社会的基本条件。相对于早期西方的市民社会而言，当前的自由生活反而是一种倒退。因此，格雷建议东欧应当学习以前的西方，在专制主义下建立市民社会，而不是学习现在的西方，让市民社会生活在大众民主造成的混乱中。在继续进行私有化和建立真正的法制的同时，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那些限制民主而不是高扬民主的建制。乍看来，格雷所提倡的专制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然而，这却正体现了格雷的自由公民社会的激进理想。在他的理解中，既然大众民主无力保障市民社会中经济自由和契约自由的实现，那么就只能依赖于强制性的外力。但与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寄希望于自治团体发挥对公民社会的规范理解不同，格雷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这体现的正是黑格尔的国家主义传统。在复兴的公民社会理论中，格雷的观点尤其值得思考。
在左翼阵营中同样存在反对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力量，其代表人物是约翰·基恩。基恩认为，“一种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理论……必须更多地考虑它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的主要的组织原则。”基恩将市场看作公民社会的力量之源，剥夺了财富来源的市民社会实际上丧失了捍卫和扩大其权力的物质基础。从一个简单的事实来看，工人运动的可能性就寓于一定的经济能力。另外，经济领域也是市民社会得以对抗国家的力量之源，如果没有经济前提，行动者不可能发挥社会功能，慈善团体、工会、专业性的组织和工人联合会等都无法建立。总之，“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市民社会不可能存在下去”。因此，基恩激烈反对将经济领域独立出市民社会的三分法，认为在国家之外将市民社会作两层划分所体现的仍是从前那种强调市场失灵的老观点。但是，基恩虽然批评对市场力量的全盘否定，同时也指出，市场的确不尽如人意，它存在结构性弱点：市场失灵和市场变化从来就不是自发愈合的，它总是要仰仗互助的以及自愿的各种社会基础组织；并且，市场无法创造出社会秩序，关键的社会整合在市场的互动中无法实现。可以说，“没有市民社会的地方，就不会有市场”。可见，基恩对市民社会经济性质的强调不但是有针对性的，而且是有原则的。他主张的实则是一种以经济为核心的、市场与社团联合互动的社会结构，在其中市场和社团的功能和作用分明，但却并不因此应该和能够彼此分离，更不应该将任何一部分划离公民社会这个统一的概念。
然而，概念上的分歧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公民社会的期待。在西方，除新自由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宣扬公民社会理论之外，倡导“第三条道路”的新左派也以公民社会的培养作为应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的落脚点。
“第三条道路”指涉广泛的内容，至少包含了美国民主党和西欧左翼政党为解决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种种执政理论，但以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精神导师吉登斯的理论主张和英国工党的政治实践为其主体内容。
工党的转型和布莱尔主义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福利体制危机和国家干预主义反思和应对。我国学者王振华指出，“工党着力于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大力宣扬超越左、右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变化密切相关”。这种转型和变化即是后福特主义的来临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支持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同样是英国变革的重要背景，布莱尔曾谈到，“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认真对待世界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改变”。这些改变表现在：（1）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的日益发展；（2）技术的进步以及专业技能和信息增加成了就业和新兴产业的主要驱动者；（3）妇女角色发生了改变，必须为她们提供机会；（4）政治本身性质的急剧变化。为了回应变化，政府必须处理两股压力，一股来自要求更多自治权力的地方，另一股来自全球化后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仰赖国际合作才能处理的世界。吉登斯也对“全球化”对福利国家造成的挑战作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新的全球化时期不仅冲击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冲击了其公民把自己的财富等同于国家财富的信念。国家没有能力对经济生活提供有效的中央控制”。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工党下台后，福利危机就交由保守党应对，而保守党在长达18年的执政历史中更是直接面对了全球化的挑战。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欧洲其他福利国家以及美国。众所周知，美国的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从来都是被相提并论，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而相近时期内，欧洲其他福利国也在向右转，这正是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的特点。
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中进行，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是对正面的吸收，同时也有对负面的扬弃。新自由主义看似在全球取得了胜利，但它同时也经受着挑战，吉登斯就曾提出，新自由主义本身也陷入了困境。在英国，新自由主义一向被看作是保守主义自由化的结果，它由保守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组成。
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对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而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创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新自由主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极大张力，被吉登斯视为一种深层次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此外，新自由主义因为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处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完全排除了国家权力。这更是一贯信奉国家力量的左派所不能接受的。在理论上的缺陷之外，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实践中造成的负面效应也历历在目：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道德的下滑、社会公正的丧失等引起了公众广泛的不满和反对。到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危机已经到达了社会承受能力的边缘。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自然无法成为解决社会痼疾的上上方案，必须有新的政治方案来取代它。
一条理想的政治道路应该“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而是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政策结合起来，在国家与市场、安全感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这便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尝试。“第三条道路”理论则试图对这种尝试做出勾画，形成新的政治意识形态。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明确表示“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布莱尔在1998年9月27日于《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题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的文章中写道：“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所谓过时的意识形态是指由国家干预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所支配的观念。而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如朱利恩·L.格兰特在新工党路线中所发现的，是由社区、义务、责任和机会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社区价值在世纪末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重要信仰。尤妮斯·劳森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社区’以及社区主义思想成了一些中间派和左派政治家手中挥舞的大纛，变成他们为争夺政治权力而制定决策的基础。美国新民主党1992年和1996年的竞选表现是这样，英国新工党1997年竞选亦不例外。他们都举着‘社区’这面旗帜，标榜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如何的与众不同，这一点从他们的‘第三条道路’运动中可见一斑。”吉登斯在其著作中尤其强调社区建设之于“第三条道路”政治的重大意义，他写道，“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第三条道路”中，社区有时具有与共同体以及公民社会基本等同的含义，有时它又作为公民社会或共同体的一个单位而存在，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即是如此。社区思想的提出与左派对社会公民素质的日渐衰落的担忧密切相关，是为了医治英国社会的新自由派的伤病；它同时也是向“旧工党”开战的一个旗号，谴责旧工党对英国社会今天的沉疴抱着自由论者的心态。对社区价值的强调是在为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因而，新工党倡导将社区建立在明确价值、家庭观念以及文明社会繁荣的基础上，主张重塑家庭结构以及人与政府、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就家庭结构而言，新工党将经济机会的缺乏、社会的排斥性等问题视作父母及家庭问题的后遗症，因此热衷于减少婚外妊娠，提倡“已婚的双亲家庭”，以维护家庭观念。就人与政府、人与组织的关系而言，新工党则强调，政府可以通过社区以团结与协商的精神取代撒切尔时期个人主义竞争的社会毁坏性。
在这种理解中，社区所突出的是一种合作精神，它追求建立一种适应全球化的民主管理方式。因此，无论是社区价值，还是新的“共同体”意识抑或公民社会思想，都强调跨阶级合作、公共领域的建立以及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而民主化的顺利进行和公共领域的重建却又可看作取得广泛合作的基础。吉登斯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还不够民主，这导致了官僚主义的盛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对社会权力的不必要干预，因此，国家必须展开权力的“非中心化过程”。这一过程不局限于传统的由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还应表现为由国家向跨国组织的权力上交。此即所谓的“双向民主化”过程。此外，民主化也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更新、直接民主机制以及公共领域的透明度、行政效率的提高等等内容。公共领域的重建作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存在。吉登斯指出，“社区复兴政策不能忽视公共领域。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不论在国家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是使民主化进程与社区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公共领域的建立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政府应“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争论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
强调社区价值自然会将责任、义务及机会等词汇放在醒目的位置，因为这些都是公民社会重建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种理解中，格兰特所指出的“第三条道路”的另外三大支柱都具备了从属于社区政治这一首要支柱的性质。
新左派在不否认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公民社会（社区及公共领域）的决定性地位。但是，与新自由主义强调公民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治的意义不同，第三条道路寄希望于公民社会，乃在于它是一个能够不断发展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关系的领域。而且，“第三条道路”也并不认为市民社会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而是强调政府必须对社区导致的问题和紧张关系作出斟酌和判断，国家应主导社会秩序。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新左派从传统左翼中“变革”出来的过程中，另一股由于不满传统左翼运动现实效应的力量也成长起来了，这就是发端于1968年的新社会运动。这一年，西方的青年学生、妇女和反战和平人士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大规模抗议运动，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官僚体制。作为新社会运动的萌芽，1968年运动的抗议主题直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后果，诸如人性异化、环境破坏、性别压抑等等，突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的主题。它所反映的社会冲突扩及整个文化层面，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主题有所区别，另外，运动所主张的“非暴力行动”方式以及运动组成人员的多阶层性也使它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运动。到70年代，新社会运动大规模爆发，各种主题的抗议运动形式迭出，尤以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的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为主要形态。80年代以后，新社会运动已成为欧洲政治中稳定的现实，并且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以政治谋求解决问题的道路，这一时期，欧洲许多国家的绿党成立。进入90年代，由于1989年苏东剧变的影响，西方传统的左翼运动受到重创，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在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并在重新寻求自己在当代西方政治现实中的定位。新社会运动在这一变动中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