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根植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现代性危机也蔓延全球。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和吉登斯都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虽然全球化问题重重，但更多的人以变革的态度乐观地看待这一进程，寄希望于一股来自公民社会的力量规制全球化的方向。
这种对公民社会的信任既是对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复兴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实践的一种肯认，也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对公民社会的一种全新理解。在“全球化”和“公民社会”的这种关系之中，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新概念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并且，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广泛谈论全球公民社会，更在于这一话语虽然诞生于“公民社会”与“全球化”话语的结合，但是它已超越两者，成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本章拟从全球化这一问题出发，结合公民社会在本世纪中后期的复兴，对推动全球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作出分析。
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与现代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对过去几个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人类命运的展望。因此，虽然“全球化”一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变得炙手可热，一些学者仍不忘将全球化的历史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或者拿欧洲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劳动力流动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当前的经济依赖水平并不是空前的，经济整合的程度甚至没有超出19世纪晚期的水平。这种对全球化的怀疑态度无法被轻易否定，相对于早期时代来说，今天的世界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新”的、质的变化和不连续性到底表现在哪里，这些确实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安东尼·吉登斯曾谈到，现在“全球化这一术语在全球传播着，这个事实本身恰好就证明了这个词所描述的变化。一些非常新的现象正在世界上出现。”他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新现象，一是世界范围内的通讯革命；二是“无重量经济”即知识经济的到来；三是苏东的剧变；四是日常生活层次上的变迁。然而，威尔·赫顿却认为虽然不能否认当前的世界正在改变，但是所谓的“不连续性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意识，是“认为目前的变化包罗万象、不可避免，认为这些变化的动力远远胜过其他力量，甚至胜过国家的力量”，是一种主观想象。吉登斯和赫顿的分歧是典型的，像存在于全球化问题上的众多分歧一样，在什么是全球化、它是否是一个新概念等问题上有着太多相去甚远的观点；但是，无论分歧多大，众多的观点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因此，尽管对全球化的理解异彩纷呈，但是仍有一些概念能够引导我们的认识，它们不但尝试从现实和未来的角度对全球化作出经验性概括与描述，而且寻求对它进行理论化和制度化的诠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提出，作为社会学中的一种新观念，全球化的中心特征在于，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说明，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在社会学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竞相媲美的全球化理论与研究模式，它们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世界体系模式、文化全球化模式和全球体系模式。
《全球大变革》的作者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等人在考察众多类型的全球化态度后提出，“全球化概念首先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边界，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和共同体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全球化意味着跨边界联系不仅仅是偶然的或者随意的，而是有规则的，因此跨越了世界秩序中的选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联系、交往和流动的模式具有可以察觉到的强度，或者不断加强……”在这种理解之下，赫尔德等人将全球化界定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全球化社会学的创始人乌利里希·贝克对全球化的定义更为全面和深刻。他提出，广义的全球化概念包括客观现实、主观战略与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三个不同层次，他分别使用了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三个不同概念，认为全球性主要是描述一种事实、全球主义主要是描述一种观念，以这两者为基础，全球化就是指“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受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它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相比之下，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概念更富影响力。吉登斯从制度转变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认为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距离的基本样态。
他写道，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也互为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与“时空延伸”、“地域变革”、“现代性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可见，整体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一个立体的流变过程，它正“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政治上看，全球化是相互依存的增强，相对应地，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行动自主性愈发成为有条件的了；从经济上看，全球化是经济要素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流动，它直接指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从文化上看，全球化体现了一种“空间压缩感”，它意味着全球整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考察我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它虽然影响深广，但其历史并不久远。吉登斯曾说，“全球化是指1989年以后的世界”，赫顿也同意苏联的解体“确实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尽管当代全球化的其他要素早在二战以后甚至更早时候就开始显露，但在东西方对立的背景下，“全球化”所要求的地域条件显然是无法满足的。1989年与全球化的联系就在于共产主义的坍塌首先导致了全球地域分离状态的结束，进而导致了所有边界的迅速瓦解，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边界。修尔特曾准确地使用“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一词来描述全球化运动的特征，认为当前全球关系是“超领土”（supra territorial）、“超越边界”（trans border）或“遍及全球”（trans world）的。1989年的意义正在于它是“去领土化”进程中的重要时刻，它不仅促成了冷战体系的崩溃，从此民族国家得以重获主权、重返国际社会，为全球化创造了前提；而且它本身即是一种“去领土化”的典范。
边界的开放使得“全球化”的因素得以释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研究者们在探讨东西方与全球化的关系时，大多习惯于将苏东的共产主义体制视作全球化的障碍。这种判断的预设无疑是，全球化的行进方向是自西向东的，这基本等同于将全球化看作是“美国化”、“欧洲化”或者“西化”。先不论为全球化贴上这些标签是否恰当，这种预设至少涉及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全球化的动力来自哪里，或者说到底是什么促成和推动着全球化进程？这种动力是否存在一定的限度，如果存在，其限度又在哪里？既然全球化既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样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显得十分必要。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共产党宣言》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今的全球化，未尝不可被看作是马克思时代就开始了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延续和加速化。事实上，在当代全球化研究中，许多学者正在运用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来谈论全球化，结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实践活动，从资本扩张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
比如，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直接从全球化角度对新自由主义做出界定。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西方学者博·斯特拉思认为，在90年代，“全球化”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语言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最重要的表述，取代了原来的进步、增长和福利这些表述，“全球化语言与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市场语言建立了联系并予以支持”。我国学者周毅之也提出，“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走向在极广的层面上，实际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追逐全球商业利润的力量以极大的攻势夺取或限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推进政府管理的‘空心化’，并通过传播媒体引发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失望心理，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通过种种诱导使一部分社会力量的利益预期转向国际资本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承认，“当代全球化或者说全球经济进程的加快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推行的结果。”在相关的论述中，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英国思想家吉登斯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
詹姆逊明确将资本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作为分析和探讨全球化问题的基础，突出了对全球化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指出，全球化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在他看来，当前的全球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资本的全球运作。冷战结束以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国家间不同集团的敌对关系被商业和金融关系所取代。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游走转移，增强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成为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重要动力。“资本的逻辑一般来说就是难以遏制的扩张的欲望，或是要求积累必须保持增长，这一要求不能被阻止、减速、停滞或革新，也不能对体系本身造成致命的危害。”资本的这种本性在当代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二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冲击。尤其是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出现，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詹姆逊认为技术是创造新型商品的生产力，又是开拓新的世界空间的工具，它使地球“缩小”，并把资本主义扩展到一种新的规模。此外，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