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香港
网中
朋友说得好：“根本就是相同的材料，报纸把一则新闻刊注销来，电台主持人读完了，又轮到晚上的软性时事节目。你以为上网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原来又是一样的事件、人物及一样的评论。近期，电视台甚至与报馆联盟，节目里的‘直击’片段，都直接由狗仔队提供。而同一些片段，当然会先被放上报馆旗下的网站。”
这就是香港式“传媒”，或，如果你认同“传媒”对本地的大众只有提供娱乐的功能，这，也就是香港式“娱乐”。犹如食肆为了加速顾客人流而设的快餐、特餐，传媒也为它的版面定做“每日例汤”：成龙的下流抑或风流已经明日黄花了——谢谢上帝，今天登场的是GIGI多么“令人讨厌，犯众憎”。例者，例牌也。即是要就供应，不要就拉倒，当中不存在任何选择。所以不管读报、上网、打开电视，只有一窝蜂把GIGI描成大黑脸，不见丁点异议与分歧。
这般人云亦云，居然还标榜网页文化是如何独立、尖端、反霸权、打破市场垄断！上网，真的与进步无关——在这个有很多人借高科技来表达“应该恢复浸猪笼”的地方。
炒楼烫了手，改为炒网页。电视和报纸不屑看，但是在电脑上补给个够。又一次说明了什么东西落在什么人的手中，就会变成他或她的倒影。传媒之后，网亦如是——这里是香港。
娱乐
这里是香港，住于斯长于斯者，叫香港人。香港人如果把这里当自己的家，就不可能对她没有感情。但是，每次有人以书面或口头批评这地方，提出意见，却要铤而走险，随时被人掷以石头：“唱衰香港！”
带头掷石的，是我们的领导人。然后，不论批评的言论是忠言逆耳或苦口良药，都可以嫌它不中听而被否定。当然，“否定”已是一种包涵了，因为身为香港人，应该不会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陌生。如是这般，不想被标签为“唱衰香港”的人便学晓明哲保身，宁愿一厢情愿看好将来，“唱好香港”。
有趣的是，打开报纸，你会发现头版与经济版已渐渐从黑暗中走出来——楼价稳定，恒生指数升至九七年来新高，中国大陆加入世贸后香港有牌发——但，娱乐版却反映我们正一步步踏入中世纪似的“黑暗时期”。
而，对于大多数的香港人来说，娱乐版才是港闻版，版内每个名字，既似股票——价值由市场决定，又是香港人格的倒影。容许我作以下的推论：没有“香港人”，就不会有我们所认识的“成龙”、“蔡枫华”、“洪朝丰”，以及正在酝酿中被石头掷的“梁咏琪”。
“人格”的问题，不会被香港人愈辩愈明，只会在娱乐版放大后，被大众明贬暗褒。有人可以藉类似方式上位，搵真银、过骨（过关），为何我（们）不能？不能，只是因为不敢，是以更加关注——不管面上的表情多么鄙夷。
目光
有两种情感（绪），分别名叫爱和恨，主宰着我们生活上的种种信念。耶稣之所以会叫世人“爱你的敌人”，便是因为自信无惧。自信的泉源，乃是一望无际的胸襟，而拥有这一片平原的人，很少会像我们那样捉襟见肘，误会自己懂得爱人，其实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去爱。
基于这个逻辑，我发现香港人对于爱和恨，原来极为混沌，知之甚少。
当大家咬牙切齿地面对某个名字时，理论上此人便是过街老鼠。你以为他的处境岌岌可危，谁不知，不消一刹那，之前的齿冷、咆吼都可以变成掌声、欢呼、喝采。例子俯拾皆是。像某位不惜以出丑来博取曝光的歌手，终于成功开了个唱，表面上是他个人心愿得偿，但，请勿忽略了现场两千多人的反应，更不宜低估蛰伏的家庭观众——暂时，他们仍然按兵不动，但只要这场演唱会继续被高谈阔论，他们自会加入扑飞、炒飞的行动，或“热潮”。
届时，他们会如梦初醒，承认这位歌手不是大花脸，而是大众精神上的代言人——“剎那光辉不代表永恒！”潦倒归潦倒，厚脸皮也不碍事，重要的是，他终于站上台，以撕破脸皮的方式来赢取别人的目光（ATTENTION）！掌声雷动，正是集体的宣泄：尊严扫地，但，终于被看见了！
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才能得到一直渴求的ATTENTION。若你问我，这个反映着集体欲望的演唱会可以在红馆开足一百场。
精神
在我到过和生活过的中国人社会，往往弥漫两种气氛：上层是意气风发，下层是委曲求全，而两者的中间……好像没有中间——连中层的人们都觉得自己若不能像上层般允文允武，便是毕生遗憾。
难怪“上位”这个名词会风行于坊间。它的广受欢迎，反映多少人蠢蠢欲动。但，在这些不满现状的人群当中，又有几多是主动地想到改善修养和学识，甚至推广至更高层次，追求社会也进步？
对我来说，上述要求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它或许经过漫长的时间，然而效果还是涓滴可见的——透过大众在生活素质上的改革和进步。优质生活的诞生，首先端赖社会上不同角色的人对自己的价值感到肯定，进而认同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联系，并对分工合作加以肯定。简言之，既做好本份，又关心周围，唯有这样，“本份”才不会变做固步自封的代名词，“自己”也可以成为超越自己的推动力。
只是，几乎在所有的中国人社会，都没有这等充裕的时间。香港、大陆、台北，全部跑在数字的脚跟后——要不是就时钟，要不就是股票指数。于是，社会的荣辱视乎个人的安定繁荣程度，即是，名下财产多少。
如是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不讲求公德的社会，以及一堆又一堆孤独得发疯的人群。《明珠报告》：“街上每五人之中，便有一个是潜伏性精神病患者。”说的是香港。
1999年12月8日—12月11日
是非
有几年我在伦敦做独行侠——那是打长途电话去英国仍要七块钱以上一分钟的年代，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绝大部分时间跟香港的朋友隔绝，连报纸也没得看，造成了心情上的疏离，自然而然，开始觉得自己应在归属感的一栏上填：“英国人。”——回想起来，那竟是生平中最耳根清静、天下太平的日子。
你知道吗，英国报纸是没有娱乐版的，纵然卖遍全球的《HELLO》杂志（包括西班牙、法国等版本）其实是英国制造。可是当我的选择是《独立报》和《卫报》，一般的小道消息，便不会像苍蝇飞舞于果子附近，叫人看见，也对滋扰感同身受。
这并非说西方人在讲谈“是非”之上比我们高级多少——他们也有GOSSIP这个字，即是四海之内，皆有说长道短的空间。只是，“是非”虽然不以上乘与下作分野，却可以显露出哪一些是为了过口瘾，又哪一些是位置之战，潜藏政治。
契机可能就在“是非”和“GOSSIP”两字的分别上。后者较近为了发声而发声，同时音量是倾向小的，因为悄悄话若给全世界听了去，只会对讲人者不利。然而表面无伤大雅的“是非”，却有“大是大非”的千军万马在背后随时出击——大义当前，没有一桩（别人的）事情不可以挑起我们的使命感，一如“民族兴亡，匹夫有责”。
以前“是非”是流传的多，现在呢？广播。
2000年1月18日
一对怨偶
（一）
艺人与传媒，好似正在吵架的鼻子和嘴巴——“谁更需要谁？”传媒的版本，总是深深不忿：为什么只有我们被利用，而你们就不能被利用？为什么你们一觉得被利用了，就叫做私隐权被剥夺，而我们只能接受“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游戏规则？
艺人，最响亮的反驳：“‘艺人’只是职业、工作，所有上班族的都有下班时间，艺人不能例外。”
这样子各执一词，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有点像父母子女、婆媳、老板下属之间的纠纷，当事人往往被一句说话牵住鼻子：“道理不在你那一边，它在我这一边。”——看，所有为了紧守（岗）位置而发动的干戈，都是百年抗战，而且常常说打又不打，说了不打，失惊无神间又把炸弹掷到对岸。
你别说，艺人和传媒也适宜搞“两岸三通”，而不是继续鼓吹“敌不动我不动，但是我的声音要比敌人大”。因为，在“公共”这个题目之下，谁更有利只是钱币的两面。然而，艺人和传媒却相信其中一方的确有着绝对的主权——每天接触任何有关艺人的新闻，正正就是见证双方如何争持不下，文斗武斗，务求宣示“我（更）有权”。
有人把这个现象立论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但凡市场上有竞争，只有消费者是真的获益者。”却忽略了可能有很多人并不喜欢在乱葬岗里捡便宜，或被流弹打中。
（二）
在传媒的心目中，艺人都是自私的，当然艺人也是这样看传媒，只不过艺人不能像传媒般以机构或集团的名字来行走江湖——刘是刘，黎是黎，郭是郭，吃粥吃饭，全看个人名字的修为，说得堂皇一点，那叫“名誉”。
传媒有“欺负”艺人的本钱，就是倚仗这一点。所谓的“光暗之战”，乃是身在暗处的人把同样见不得光的别人加以曝光，本来两者都是摸黑行事，只不过其中一方有头有面，更易被顶上的光环出卖。
明白这个逻辑，某影后便以身体力行反击——你按快门，她也按，结果拍人者与被拍者一同被镁光灯的“咔嚓”轰炸，身体轮流遭受闪光镀金。能够出此一着，在某程度上也是进步——再不是走避、装聋扮哑、捱打。但是，当事人有时候也会变成精神上的阿Q——原先只是据理力争，图那长远的清静，却弄成终日高度戒备，一只手老是离不开口袋里的摄影机，这样一来，反而本末倒置，先累自己变了神经质。何况拍了的照片根本没处刊登！
倒不如回复低调，息事宁人。“低调”，马上使人联想起墨镜、垒球帽压住眉心的样板“明星出巡”打扮。尽量隐形和没有特色，正好又挑起了镜头偷窥的欲望——“无私显见私”，乃传媒侦探学的入门第一课。
艺人总有理由支持自己不上镜、不见人、不讲话，除了当要宣传的时候。这样坚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正是传媒眼中的“鸡蛋与鸡”——你自私，所以我才自私。
（三）
大部分的香港艺人均是商人——分身有术的，可以兼饰货品和推销员；若是不懂得SELL自己，就更明白经营的重要性，因此加倍相信卖艺只是副业，投资、炒作才是正经。艺人有句术语“搵真银”，意指正职报酬有限，不过是意思意思；看见真金白银当前，才算有大鱼可钓。
这里的艺人深信他们比起普通人更需要钱——你试过与从事这行业的人聊天吗？愈红者，话题愈是离不开钱，管他是股票经、麻雀经、房地产经，自然绝对少不了饮经食经——享受的学问，也是钱。
虽说也有一些光爱赚，不爱花的。很久之前就道听途说：“艺人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们在行业里的竞争大，寿命又短，是以打工不只为了谋生，而是尽快储够急流勇退的本钱。”——不安全感，果真能由钞票的多少来消灭吗？如果是，有人藉提早退休来抓一笔，之后又后悔离场时太年轻，到重作冯妇不知多久，钱也赚多不知多少，为何却仍在歌台舞榭上让我们看见更多的不安全感？这样的例子，并不被大众见嫌，又是为什么？
也就解释了其他商人为何只在艺人的身上闻到钱、看到钱——包括传媒。难怪口同鼻拗，徒然浪费时间心机——“你用我们来抓银就可以，我们在你身上吸回油水就是没有‘公德’，这是什么逻辑？”
互指对方自私，艺人和传媒一如一对苦于离不得婚的怨偶。
2000年1月25日—1月27日
偶像
从事演艺行业者，如果不做“偶像”，钱马上赚少几个开。但是，“偶像”并不是易做的——有天赋，不代表拥有所需条件的全部。试想，阁下可以忍受面对群众时的举步难行，与名利双收之余，一并附送的不自由吗？
约翰·列侬并不认识向他开枪的男子。最近连四只甲壳虫之中最低调的佐治·夏里逊都捱了一刀。又，嘉宝息影后深居简出，偶尔穿成木乃伊般走到街上，还是被认出来了：“啊！嘉宝！”受惊的她飞奔到对面的行人路，险些遭汽车狼吻。阅罢这则轶事，我笑得打跌，朋友怪我幸灾乐祸，我澄清：“这不是单纯的笑，这是替她苦恼的笑。”（有出中国电影，就叫《苦恼人的笑》。）
“偶像”只能在人海中有限度地走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太有钱了。当然，城中财雄势大的名字俯拾皆是，而比起大小超人，天王天后的身家，不过是花生米。但，“偶像”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钱是因为群众给面子，才会“集腋成裘”。表面上房地产和娱乐都是生意，只是很少人会因为李泽钜长得好看而排队买他的楼盘。
愈有钱的艺人，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根源未必是财富的多少，却是背后的群众力量。因此，“偶像”只适宜在特定的时节和场合现身，否则让人看多了，看出了人的一面，大家就改拜更有神秘感的另一个神了。
艺人以金钱来交换的，不只自由，还有自我价值的自主权。
2000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