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会的风气开始于南宋学者相互之间的争辩和学术交往。朱熹和陆九渊同为理学家，但观点不一致，一个主张格物穷理，强调读圣贤书，一个主张“心即理”，强调顿悟，“发明本心”。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他们到江西上饶附近的鹅湖寺进行学术探讨，这就是为后人传为美谈的“鹅湖之会”。此后，朱熹又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演讲，并将其所讲内容刻在碑上，写了跋语。陈亮是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学术思想上与朱熹针锋相对，他们之间也注重切磋和争鸣。据《陈亮年谱》记载，陈亮曾往衢婺（浙江金华一带）拜访朱熹，与之展开争辩，朱熹后来也到永康回访陈亮，继续进行论战。至明中叶，在王守仁和湛若水及其弟子的带动下，书院讲会的风气更盛，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将之拓展成地区性的学术活动。明代书院的讲会已逐渐制度化，有规定的日期、隆重的仪式和详密的规约，举行讲会时许多学者远道前来赴会，不同的学派在会上发言，或发挥本学派主张的精义以扩大影响，或辨析各学派主张的异同以取长补短，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发展。讲会的听众不限于书院生徒，地方官吏和社会人士也常常踊跃参加。东林书院作为当时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其举行的讲会也闻名遐迩。《东林会约》中对讲会的日期和仪式有具体规定：“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时酌定。先半月遣帖启知。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大会之首日，先捧圣像，悬于前堂，午初击鼓三声，会众至，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会约》还强调对学术争论应有正确的态度：“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话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第三，书院教学强调自学为主，重视对学生自学的指导。
朱熹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老师只是一个引路的人，有疑难处共同商量罢了。他对于书院的教学主要抓两件事，一是制定学规，指明学习的要求，二是教学生以学习的方法，其弟子即根据他平日教诲辑成《朱子读书法》。朱熹的学生程端礼在元代主持书院时专门制定了《读书分年日程》，要求学生按计划自学课程。明代王守仁也强调学生的自学，教师只是答疑，他在书院“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清初陆世仪在书院讲学时也注重对学生读书的指导，提出分年、分等、分类读书的意见，认为有些书需要读透，有些书只要一般地浏览、涉猎。阮元在广州办学海堂时甚至不设山长，只设学长8人共同负责学生的课业，学生从8名学长中选定一人作为自己的指导，每日的课业须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杜诗》、《昌黎集》、《朱子大全》等书中任选一种学习，并将学习心得记于日程簿上。
第四，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中国古代的教育虽强调师道尊严，但也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书院中尤为突出。依照朱熹的说法，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官学已成为“声利之场”，在利益的驱动下师生之间感情淡薄，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而书院中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追求义理、探讨学问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教师热心教学、学生认真学习的过程之中。朱熹的学生黄时勉在回忆时说，老师“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将一个教育家的神态描绘得十分真切。王守仁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厚，他去世时门人自远方来奔丧者达千余人。东林书院的师生在讲论学术、讽议朝政中结下了深厚感情，即使书院遭到禁毁、师生处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仍能生死相依，患难与共。
对于书院的优点和经验，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归纳得十分精辟：“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
五、清末改书院为学堂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教育的兴起，书院这一传统的教育模式也顺应时代潮流，从局部的改革开始，最终于20世纪初改办为学堂，转入新式教育的轨道。
与前相比，清末的书院出现了诸多变化。
首先，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一批书院。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其足迹从沿海的口岸逐步推进到内地，所办之教会书院也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江西、山东、河北、湖南、湖北等省。传教士之所以称所办教育机构为书院，显然是受到中国旧有书院的影响。但教会书院就其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而论，与中国旧有书院有很大的不同，是以西方学制为框架、以传播宗教教义为目的、兼授中西之学的一种办学模式。它的设立虽然是为西方在华的侵略利益服务，客观上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有助于促进中国近代新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书院一般均注重传授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如福州的鹤龄书院除学习《圣经》、中西文史等内容外，还开设数学、代数学、几何学、身体学、格物学、电学等课程；上海的中西书院有关近代科学方面的课程有数学启蒙、代数学、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等。有的教会书院很重视实验教学，如传教士狄考文曾在山东的登州书院（亦名文会馆）建立理化实验室，苏州的博习书院建有天文台、机器馆等。
其次，中国人也创办了一些以学习西学为主的新式书院。如由传教士参与、中西绅商合办的上海格致书院成立于1876年，该书院既不授制艺帖括，也不教儒家典籍，专以学习新学。格致书院开办之初未设固定的课程，而是推选几名精通西学的董事，每日轮流讲解天文、算法、制造、化学、地质等内容。又如1878年邑绅张焕纶会同沈成浩、徐其德等在上海创办正蒙书院，1885年更名为梅溪书院。该书院开设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歌诗等课程，并强调格致课程以“东西洋教授之法意多暗合者”为主。
再者，不少传统书院也开始改革旧有的教育内容。自19世纪80年代起，许多有识之士便着手在书院进行旧学教育的改造，增设新学课程，如刘光贲在陕西味经书院以天文、舆地、经史、掌故、理学和算学课士，朱一新主持广州广雅书院期间亲自向学生讲授重学、化学、光学、气学等的意义和作用。甲午战争以后，书院改革的呼声更为强烈。1896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提出在书院增设天算格致课程的建议。同年9月，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在递交的《整顿各省书院折》中主张整顿书院有三途，即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随后，礼部据此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参酌采取，以扩旧规而收实效”，各地响应者日多。
如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对长沙的校经书院进行整顿，添设算学、舆地、方言等课程。湖南岳麓书院的山长王先谦则借鉴校经书院的做法，拟定了经史、掌故、算学、译学、舆地5门课程。江苏南菁书院将课程分为经学、古学两门，古学附以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苏州的龙城书院附设致用精舍，学习舆地、算学。广西经古书院添设算学课程，考课内容分算数、算理、天文、时务4项。
19世纪末年，随着新式教育的不断发展，书院自身的改革已跟不上近代化的步伐，书院改学堂也成了势在必行之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颁布上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后因变法失败而未实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政府实行新政，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改为小学堂。此后，各地均遵照执行，先后改书院为学堂，延续千余年的书院制度就此宣告结束。书院制度是封建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封建教育的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均把目光投向了古代的书院，充分肯定书院教育的宝贵经验。胡适甚至这样说：“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胡适的这番话虽显得有些偏颇，却着实耐人寻味，它提醒人们当破旧立新、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候，应如何正确地看待并利用传统的教育资源。有研究者认为：传统教育资源与现代教育之间并非必然对立，相反，前者通过向现代转化促进了后者的发展，而后者也只有充分利用和吸收前者的遗产才能更好地发展。书院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也正是如此，一方面，晚清书院的改革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不仅需要充分利用书院诸如师资、院舍等有形资源，更应认真吸取书院教育经验这一无形资源。
◆学习重点：
书院是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它的产生既继承了私学教育的传统，也受到佛教禅林的影响，强调教育应以研究儒家义理、增进道德修养为宗旨，试图修正当时官学“钓名声，干利禄”的倾向。它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许多有别于官学的独特的教育经验，但同时也受到官府的不断干预和科举化社会的制约，出现了违背原来宗旨的分化和嬗变现象。学习本章内容，一方面要了解书院既不同于私学又不同于官学的特点和基本功能，以及在千余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并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要着重归纳、分析书院教育的独特经验，并关注历史上一些有名书院的发展和特点，从而总结其对当今大学教育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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