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十四项即是儿玉总督备忘录全部内容。其中多项为立足于实际的措施，足以察知当时儿玉总督为首之指导者统治台湾之大方针所在。且此备忘录并非仅是儿玉源太郎个人见解，不难想象，同其他许多意见一样，皆是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合作之产物。
更加详细体现后藤民政长官对对岸经营意见的乃是以下所载台湾银行厦门支行设置问题之意见书。
三、台湾银行厦门支店设置论
当时台湾银行创立委员会反复开会商议而提出之厦门支店设置意见书，究竟是以后藤民政长官之名提出还是以总督之名提出，至今不明。但即便以儿玉总督之名提出，从其一流论述来看，亦甚为容易推察出应是由后藤民政长官起草或由其口授成文。另外虽然该意见书并未有年月日，但附有“香港上海银行本年上半季决算书”——八九八年上半期之决算书，由此可推断该意见书应起草于明治三十一年秋冬之间。
该意见书首先由台湾银行设置问题说起，既提到“因台湾银行业务范围极为广大，政府亦应予之以他社无法类比之特权”等赞成舆论之同时，亦陈述其为“迩来多有世人希望反对之”，具体记述如下：
以下余欲陈述之希望非仅图范围广大或特别保护。为求银行本身之完全成功，须于厦门设立一支店。且此店虽名为台湾银行支店，但其所用资金、劳力大多出自台湾银行本店，希冀以其至少半数以上之财力充实于该支店。
以上即是厦门支店设置论之中心。然而究竟缘何需要设置如此庞大的支店呢？其实，此乃事关台湾生死存亡之重大问题。后藤伯爵继续论述道：
该银行之设置事关本岛诸般经营，且有最为重要之关系，实为日后经济政策上之问题。若此经济政策不完善，则台湾经营终难免营养不良，随之诸般设施亦将难奏其效。非但如此，余乃深信其必然枯死。余固缺乏经济经验，但对其研究却未敢等闲视之，因其处于重要且不可回避之地位。
之后，（后藤伯爵）更进一步论述台湾与对岸地方之关系，甚至断言台湾经济之中心在于清国，从而再次强调自身论点：
现今依余研究之结果，对岸地方即清国同本岛经济上之关系恰如同一国家内的关系，非但如此，称台湾经济之中心反在对岸地方即清国亦未尝不可。本来经济之事便与行政颇有密切关系，而行政又同其历史甚有关联，故就经济政策而言，若欲制定确切稳固之方针，则须知其中一大要事当属注目其行政及历史上之关系。
伯爵以为台湾岛由福建省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之台湾省乃是“距今仅十余年前”之事，且其即便已成为台湾省，但仍归福建省总督监督，两百年来“自行政百般之事，至农工商业、学术技艺”皆在福建省支配之下，列举此等事实之后，如下断言道：
乃知厦门为台湾中心，至少历史上其曾为制约台湾经济领域之中心点，而人民一般均已习以为常，几乎就像遗传一般。故不难推断今日欲立即破除此习惯乃是至难之事。
然而世人动则列举英国香港左右支那大陆商权之事实，且有妄言称今后应将清国南部商权转移至台湾。对此，后藤伯爵乃答曰“香港能有今日非一朝一夕所成，其经营至兹已有四五十年，方得见此成就”，而后更断言“将其货物集散之点移至台湾”绝非善策：
往时设立厦门道台一职以来，厦门同台湾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今于通信之上彼我依旧如同处一国之关系，非但如此，经济中心点亦在厦门，此为迩来余屡屡陈述之处。余更深切冀望得以利用此般关系，于经济中心点——厦门设立一台湾银行支店，从而由外部协助台湾经济，恰如本店一般尽其效用。
作为其中一例，后藤伯爵又描述了台湾茶商之实情，台湾之金融中心在于对岸厦门，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台湾银行无疑应以此厦门支店为立足点，重点开展与香港、上海及其他支那重要通商港口的贸易。其记述如下：
若台湾银行仅止于本岛之内，则其存款至多亦不出一千万元，而若能令此支店于厦门形成商业上之一大势力，则存款可至几千万元犹为未可知。一目了然，该支店设置一事非但能在台湾经营上达成金融机关之效用，对帝国将来之南洋商略亦可发生很大的效益。
说到为何要将台湾银行厦门支店作为“帝国南进之先锋”？且看后藤伯爵一流的辩论才能，其辞云：
作为帝国南进前驱而应决意实行之第一步，除于厦门设立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外别无良策。更何况近日我帝国同清国已缔结永久不割让福建省之条约。今后国际上之竞争并非以武装力量侵略土地、人民，而是以金融实力占领土地、人民。即战略已转为商略，此为不可争辨之事实。帝国占领台湾后若台湾经营仅止于台湾，帝国拓殖亦仅限于台湾，此暂且不论；若帝国以北守南进为国策，沐浴帝国恩泽不仅止台湾人民。占领台湾仅是得一适当的“殖民站”，若欲完成支那南部、南洋诸岛人民亦能沐浴帝国恩泽之宏图，则切望早日速速采用愚见且决行之。
此意见书之后又引用香港上海银行之报告书，论述对岸地方金融业如何重要及有利，并总结道“乃敢开陈愚见，即台湾经营上应以在厦门设立（台湾银行）支店为当务之急，切望得诸君之赞成”。
由上述言论足见务实政治家——后藤伯爵在对岸经营上抱有何等切合实际之意见，而此意见书最终亦为台湾银行创立委员会所采纳，台湾银行厦门支店终成我帝国对岸经营之重要机关。
四、差旅对岸
由桂、儿玉、后藤三人之意见书，我帝国对对岸经营的意向大致在于何处想必已然清楚分明。
其将采取军事的抑或是经济的行为还需由海内外之形势决定，但将对岸厦门置于我帝国势力范围之下，以其作为立足点而在南清地方发展帝国势力，大则能遂行大日本主义国策，小则可尽收台湾统治之效，故而其实属绝对重要之事。而此点亦是三者共同之根本结论。
如此一来，为实现此结论而作之基础工作，后藤民政长官又着手开始福建省视察旅行。随行者有松冈县治课长、小泽副官、三好外事课嘱托、熊谷外事课嘱托，其他如正在拜访台湾总督府之泽村繁太郎、中岛真雄、台日记者奥山十平亦在此列。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一日，伯爵一行乘坐淡水九号由淡水港出发，翌日即早早抵达厦门港。
《台湾日日新报》于后藤民政长官出发之时，特意刊载如下评论，当中可见对民政长官之期待。
后藤民政长官终于本日由淡水出发，登上南清巡游之途。吾人深信此绝非寻常官游。
想来台湾事业经营计划已告一段落，岛内各部、局渐见生动。世人对土匪问题大兴喧嚣议论之时，当局者已然胸有成竹以图革新百政，振兴本岛经营上之诸般事业，现今成功已然历历可见。唯殖产兴业一点之上，少有企划公布于世，应是台湾已脱开摇篮行进至自动位置，且得一好对手，终达驰骋于生存竞争场之时机。即当局应为本岛企划者已全归振兴通商贸易之上。
由本岛之地位观之，于通商贸易上之关系有三：第一，同内地之关系；第二，同南洋诸岛之关系；第三，同所谓对岸之关系。而此等关系里最为重要之急务当属同对岸之通商。台湾由福建省分离而成独立一省仅为十数年前之事，且不说二者民族相同，即便风俗习惯亦无异。本岛经营之上，在研究对岸同时，须知经营对岸亦属最为紧要。当局者昨年以来特别注目对岸，或奖励南清航行，或开办日语学校，以图密切本岛同对岸之关系，另同驻于南清之帝国领事多有协议，设定福州及厦门所在之专管租借地云云，足见帝国对南清态度已然加进步伐。后藤长官今次出游究竟携何划策。吾辈对后藤长官之希望与其说在世人所谓之对岸经营，毋宁说是观其行静待其企划谋略。至于何出此言，则因其时应兴办之事业，不出通商贸易之外。
吾辈皆须注意，若欲对外兴建设施，则今日开始须执慎重之意。即台湾整装待发之际，应料及此次将引发世界极大注目，对其设施之舆论亦随之纷纭复杂。故而此期间之对岸政策绝非容易之业。如得破此难关，圆满达成其目的，始能充实本岛之经营。
吾等两百余万黎民同彼岸一千余万人民相互呼应，成为我通商贸易上之先锋，四亿之民驰骋于和平竞争场之内，驰骋于世界经济界之内，应可期待。
后藤伯爵究竟欲为何事？以下吾辈且转而记述其福建之行。
五、访问福建省
四月二日上午七时，后藤伯爵一行驶抵厦门港，帝国驻厦领事及其他日本侨民前来迎接，八时左右登陆，各自下榻宿地。伯爵居所定于领事馆。
二日整个上午，同上野厦门领事、丰岛福州领事等促膝交谈，讨论台湾及对岸政策相关协议。下午接待对岸首屈一指之资产家——林维源之来访。
林维源同后藤伯爵虽是初次见面，但其会见竟长达三小时，当时报纸乃传云“其会谈甚为融洽，甚而不时传出哄笑声于室外”。与林维源之关系，容后再加以详述。
四月三日，在领事引领之下巡览虎头山专管租借地，其后搭乘篷船拜访台湾银行厦门支店。而此店虽于四月一日方才开张，房屋亦为原本料理店之房屋承租而来，但赤羽支店长眉宇间新锐之气溢然可见。
当日上午，参观东亚书院之授课并训示诸教师，夜晚拜访林维源。正式访问清国政要乃从四日开始。
四月四日上午十时，后藤伯爵一行首先拜访杨提督及其衙门。坐定之后，进行一番寒暄，伯爵率先开口说道：
余初至台湾就任，深觉统治之上，甚有必要视察同母国仍有关联之对岸各地风土人情，遂生至贵地观光之念。然因匆匆赴任、公事多端而未得遂其志，迩来台湾庶政稍就其绪，百般设施渐得其宜，近日方才稍得闲暇，一为贯其初衷，二为建立同贵地诸官间之友谊，特奉我台湾总督之命来航。
之后转入会谈，但谈话多数为外交辞令，并未谈及实质性内容。“后藤民政长官对岸巡视应接谈话笔记”一文作了如下记述：
长官云：贵下或贵幕僚诸官他日来台出游之时，当尽其所能而予以招待。答曰：奈何公事多端，未得擅自离任之机会。言辞虽简短，但清国武官较无势力，无法任心行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次会见，杨提督始终答以恳切恭谦之词，尤其于送往迎来之时皆率众多属官，且设仪仗兵，发礼炮三次，可谓极尽殷勤礼遇。
归途中，伯爵一行又拜访了厦门道台延年及其所在衙门。延年果然为旅洋归来之人，客室皆为洋风装饰，招待室外又设会客室。在与杨提督同样之互致寒暄后，延道台乃提起福建人民之入台湾籍问题。延年乃曰：台湾与福建仅一衣带水之隔，商民往来尤为频繁，譬如于当地犯罪之后潜逃至台，巧借入籍为手段，此时因该犯罪者拥贵国国籍，敝国无从查究，如斯将造成甚多彼此交往上之障碍。
伯爵听罢，乃答曰：道台所言极是，但此事毕竟为两国官吏往来不甚亲密所致之结果，不论如何，我总督府所定登陆条令等其他入籍诸多法规皆为几无遗憾之设施。贵官所忧之事乃是所谓无赖之徒乘机逃脱法网所为，彼此当局者之关系若能与人民般亲密，则此等琐事不足深忧。故恳请贵官务必前来我台湾，视察我制度设施，非但可作贵官之参考，于国际交往上亦有不少裨益。
之后，乃又继续言道：日本文明乃吸收西洋各国之精华，应用于东洋文物之产物，尤其于兵备、警察制度等非但相对节约费用及劳力，亦适宜我东洋风土民情，故而倘若贵国模仿我制度即可借所谓他力而得以享用文明成果，于经济等各方面而言，亦是适宜之极。
以上即是伯爵对日本文明所持言论，之所以以此呼吁对岸清国要人，乃是因为其用意在于欲从文化上将对岸地方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而后，伯爵想起延道台旅洋归来一事遂继续说道： 但愿余同贵官之交情，今后将愈加浓厚。曾听得一广学多国语言之博士所言即意气相投之人只凭“然否”二字便可疏通意思。日后只要不存隔阂，大可期待彼此友谊，纵操不甚熟练但双方皆有研究之德语交流，亦能毫无拘谨，谈笑风生。
双方遂大谈出洋之事，谈话亦愈加亲密。上述《笔记》记述该情状时，写道：“道台满面得意之色。总之，该道台因有游历欧洲之素养，故应答如流，尤其外交手腕于支那官吏之中甚属罕见”。
四月五日，杨提督为致答礼，延道台为道寒暄，相继访问领事馆，领事馆遂设午宴招待二人。当日下午，（伯爵）一行人便由厦门出发，于六日抵达福州。
七日，伯爵一行拜访许总督。伯爵之寒暄一如之前所作之辞，之后进入外交辞令，伯爵遂言曰：我国文明乃取西洋之长而应用于我东洋之产物，将我国文明输入贵国于东洋关系上甚有必要，故贵国若有意从我国聘用军员或其他人才，余愿于其中效斡旋之劳。
总督听罢仅是赞赏日本文运之盛大而作为回答，但此时真正让伯爵吃惊之事为此时许总督竟亦提出福建人民入籍台湾问题。伯爵所作回答当然同前次一般。《笔记》如下记录当时会谈情景：许总督之态度即所谓支那官吏之一贯模式，对话语气完全未脱守旧口吻。而本日会谈虽非进取活泼，但其严肃郑重之态，为历来各国公使访问之中亦属罕见者。
归途中，伯爵一行人又顺路拜访洋务局并在局内会见张布政使、周按察使、杨洋务局长代理、启盐法道台、徐福州府知府、刘闽县知县、叶候官县知县等。会谈之时，张布政使竟又提出福建省人民入籍问题。算上此次已是第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