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求“好好运用”顾顺章
4月27日（星期一）顾顺章在一个班的宪兵监护下被国民党用轮船押解到南京。
关于他押解到南京之后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和被转手于中统徐恩曾，以及国民党特务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等一些情形，蔡孟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蔡孟坚到下关接顾顺章下船，按照陈立夫的指示，先押送到原来钱壮飞办公所在的徐恩曾设在中山东路的秘密办事处。蔡孟坚说：“直至这时，顾顺章下车一看门牌号码，才说‘这是我们驻京办事处，进门就说：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核心间谍，还介绍李克农继任他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安排为共产党另一据点，你们中央一切对付共产党重要资料每日由钱派人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来核阅。我在汉口即知你是武汉负责人，就是钱某派其女婿刘藉千（杞夫）做交通员逐日自南京、上海，交国民党中央一切重要情报，连历次中央军围剿计划加上各地反共负责人名单，所以我查出你的名字。如果钱已逃上海，报告周恩来，则我的计划全部完了！’我当时告徐，同时电话报告陈立夫，其时查询钱某不知去向……我其时判断，钱译电发现顾被捕自首，即已逃沪告密。但我仍假意安慰顾，即钱已搭车逃沪，已通知沪宁路沿途缉捕，顾大为叹气。”
稍事休息，蔡孟坚就带顾顺章到蒋介石的官邸。蔡孟坚说：“我与顾一同进入蒋的会客厅，发现彼时在中央陈立夫手下任秘书的张道藩坐在距离不远一座位上，他向我打招呼，不必介绍顾相识，我则将顾供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中央最高间谍，查已在逃种种告之。道藩当嘱：‘此事绝对不可报告蒋介石，你年轻（23岁）要增加经验，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烦。’旋见蒋介石穿着长衫走进客厅始终站着，竟先和我握手，称我努力，甚好甚好。我立即向蒋介石介绍，这位就是向我方归顺的顾顺章，顾自以为已是‘座上客’，竟伸手向着蒋介石，蒋介石未予握手，仅说：‘你归顺中央，甚好甚好，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为国效力。’蒋介石仅站着说了这句话，即说‘再见’。
顾原自信必成‘座上客’，不料已做‘阶下囚’！蒋介石忽然复出至内室门口，嘱我送回顾后，我个人即回官邸再晋见一次。我即时乘车送顾回到徐恩曾的中山东路办事处……我就原车再去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即入客厅接见。询及顾曾说过具体意见，我就顾在车中所谈，他要求我‘中央承认共产党为公开政党，促使共产党自动放弃武力……’蒋介石当时笑着说：‘顾已成为反共自首叛徒，还有什么影响力量，你仍利用顾相机指导运用，随时向我报告。’我再将顾所告恽代英之被捕情况向蒋介石报告（闻蒋旋即下令找到恽代英予以处决），但对于徐恩曾手下唯一机要秘书钱壮飞系中共间谍一事，不是完全听张道藩的阻吓未向蒋介石实报，完全凭个人对陈立夫先生平常的慈祥风范，更以他与蒋介石关系，可能他本人不慎也有责任，故其时亦未敢向蒋介石透露。临别，蒋介石嘱我对顾好好运用。迨我返抵留置顾的处所，不见顾影，这是徐恩曾在个人恐慌中自惭形秽，不顾情理，将顾与我永远隔离。彼时我判断徐怕顾在我掌握下必能利用顾立大功，能受到蒋介石嘉励。”
以上毕竟是蔡孟坚在事情过去几十年后的回忆，真实性已大打折扣，一些说法也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如“毛、周改组中共中央，经鲍罗廷……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豫鄂皖边区领导徐向前部、中共中央要把向忠发送到井冈山等，但顾顺章被捕后的经过等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可信的。
应该实事求是地讲，顾顺章经不起严峻革命斗争的考验，叛变培养他多年、他为之而奋斗多年的党，出卖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对中国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他出卖时还不是把情报全部和盘托出给国民党，而是有所保留。他这样做出于何种心理，我们不必做细深的考究。不然，像他这样负责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的中共高官，一定掌握着许许多多中共和其他反蒋派的机密，一旦和盘托出，其破坏性将更大更厉害。
过去曾流行一种说法：第三党领导人“也是这个叛徒（指顾顺章——笔者注）抓的”。其实，这个说法是误传。为纠正这个误解，我要征引中国农工民主党（当时的第三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肖翰香先生整理的该党档案材料。这个材料论证：出卖邓演达的，是第三党的干部陈敬斋。
肖先生在他撰写的《邓演达被害记》中谈道：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8月间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当时的第三党、后来的农工党的前身），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蒋斗争。到1931年上半年，邓演达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组织建设和起兵准备等方面，都已有一定的规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邓演达在上海，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会谋，侦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并悬赏缉捕邓演达。
情况十分险恶，很多同志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他的战友、第三党负责军事方面的干部严重力劝邓演达去日本或香港暂避。邓演达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即不明捕，也会暗杀的。”陈友仁在香港托章克转告邓演达：“上海不能再待了，要邓先生马上到香港来。”邓演达回复：“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怎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南京市干部会负责人谢树英受南京市党员委托，专程到上海见邓，劝他“暂离开，以避风险。”邓演达听后很激动，在桌子上一拍，说：“中国老百姓等不得啊！”又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
邓演达为了回答他的同志、战友们对他的关怀，并激励全党同志的斗志，在第三党中央出版的《政治通告》中撰文说：“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
面对恶劣环境，邓演达毫不畏惧，总是以“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来宽慰大家，一直到离开上海。
出卖邓演达的叛徒，就出现在他的党内，叫陈敬斋，他是第三党上海市干部会的干部，江西都昌人，1899年生，学生时期便品质恶劣，生活腐化，绰号叫“窑公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花光了家产，生活无着，便投机革命，于1928年春到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邓演达回国建党前由谭平山等倡议组党所用的名称），他在被该党派往南昌工作期间就有泄密之嫌。
1931年4月，陈敬斋在上海见了邓演达，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到职以后，经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难，闹着要补贴。邓演达还是尽可能满足他的需求，多次发给他补贴。
陈敬斋的个人品质极坏，在工作中也表现了出来。他经常在同志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搞得机关矛盾重重，松松垮垮，与第三党上海干部会地下机关的要求极不适应。
有鉴于此，第三党于1931年6月停止了他的工作。当时因为是地下组织，处分干部特别慎重。第三党经再三考虑，决定调他去福建工作。起初他拒不受命，多次动员、劝说都没有效果。可是过一段时间，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表示愿去福建，并要求走之前见邓演达一面，听听指示。原来他这时已包藏祸心。
一个灵魂龌龊的家伙，“为我”是他人生的准则。陈敬斋被停止工作以后，苦恼极了。他老琢磨着：“邓演达不信任我，往后怎么办？”他由对前途悲观而产生怀恨。这时，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他的妻子因生活无着寄居在娘家，嫂子常撵她，多次来信要接济，说不寄钱去就自尽，如何是好？他急得心如火燎。他越想越钻进了死胡同：革命有什么意思，没有钱革什么命！不如另找出路。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正在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1931年8月3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邓演达正在上海，与他有联系，如需要他，请派人来联系，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
1931年8月9日至12日，蒋介石接到陈敬斋的密告信后，让国民党特务机关以钟国昌的名义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与陈敬斋联系的启事。《启事》曰：“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7号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兄昌白。”
陈敬斋按启事指定的地址与蒋介石派来的人联系上了，并得到“给5万块钱。出国留学”的承诺。
陈敬斋受宠若惊，兴高采烈。以为这一下可要时来运转了。从此，他也被国民党特务暗中盯住了。以后，特务们又先后约他在惠中旅社、远东饭店一起密谋策划，伺机行事。
1931年8月15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将第三党中央各部门的地址侦察清楚，并发出了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沈维岳、丁丁、杨允鸿等人的拘票。
8月17日，第三党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借愚园坊20号任道援私宅，由邓演达讲课，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是为即将举行的江西武装起义而举办的。为慎重起见，邓演达提前一天于夜间11时潜入会场借宿。
陈敬斋随罗任进入课堂，一见邓演达昂首挺胸，威武严肃，一身正气，就禁不住胆战心慌，两耳嗡嗡作响，邓演达讲的是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待不住了，要出去向特务报信，便佯称肚子痛，要出去买包仁丹，邓准他离席。他走出大门不远，就碰见盯梢而来预伏在周围的几个特务。他们急促地问陈敬斋：“邓演达在里面吗？”陈只答应一声“在”，特务们就不让他再说什么，急忙叫他坐上汽车，送到闸北一个饭店，当夜又带他乘车去了南京。
特务们送走了陈敬斋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巡捕房的中西探子即一拥而至，将愚园坊20号包围得水泄不通，然后破门而入，逮捕了邓演达等人。国民党于当年11月29日将邓演达秘密杀害。
叛徒到了南京，只拿到8000元奖金，国民党再也不理他了。他只好像一条癞皮狗，夹着尾巴回到江西景德镇老家，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自产自销，重操家传的旧业。
1950年3月8日，陈敬斋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安厅逮捕归案。以后解到北京，由最高人民检察署令北京市人民检察署，于1951年3月22日向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提起公诉。经过多次审讯，陈敬斋对出卖邓演达等人供认不讳。同年4月25日，被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判处死刑。
从以上档案材料可知，出卖第三党领导人的，不是顾顺章；顾顺章叛变后的供词，是有一定保留的。但顾顺章毕竟是当年中共中央特工领导人，他虽然成了阶下囚，却自以为手中还有不少王牌，在何成浚、蔡孟坚面前，神气十足，耍威风地提出三点：
一、赶快送他到南京去，要面见蒋介石，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
二、务必保密他被捕叛变的消息，不要打电话给南京；
三、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关于顾顺章面见蒋介石的情况，本着已在前边引了蔡孟坚后来的回忆材料供读者参考。为了还原完整历史线索，本着要回过头去从何成浚、蔡孟坚二人如何处置被捕并叛变的顾顺章说起。
抓到顾顺章后，何成浚、蔡孟坚等邀功心切，连拍六份电报报去了南京，指名要徐恩曾亲译，这些电报的内容是：顾顺章已被捕获并自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他已交代中共上海首脑机关及所有要害机关的住地；要用军舰解送顾顺章，或用飞机解送，越快越好，千万不能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