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创建中共特科具体工作
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顾顺章仍为特务科负责人。
特务科原为中央军委或中央军事部的一个内设机构，如今从中央军委中单列出来重建，其规格与组织、宣传、军事等重要机构并列。这说明中共中央对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更加重视了。这样做，主要是严峻的形势、血淋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安全极为重要。
上海自四一二政变以来，国民党特务警探同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侦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中共的负责人和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工会领袖，每星期都有中共的负责同志被捕被杀。当时中共内部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威胁下变节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机密，甚至带着反动军警、巡捕在上海街头，指认和抓捕中共人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此类事屡屡发生，使中共损失惨重。
1927年6月26日下午，一名国民党特务和第二十六军政训处一名职员在上海平望街荣阳里41号亭子里了抓获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通讯员朱盘生和姚振，二人叛变并供出：“共党最大的机关在北四川路下去华界史高德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于是，第二十六军政训处增派两名人员顺藤摸瓜赶到该处。中共江苏省委六人正在楼上开会，他们是省委书记陈延年、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韩步先、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委员黄竞西、吴福民，还有另一人。当敌人上楼冲进会场，他们才发觉，但已经迟了。陈延年为了掩护其他人逃走，奋不顾身冲上去挡住要道，与敌人扭打搏斗，被敌人打得头破血流。
结果，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被捕，另二人逃脱。
陈延年相貌粗陋，穿着工人服，生活朴实，在中共党人中可称模范，在搏斗中弄得面目全非，敌人一时认不出来。韩步先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出卖了尚未暴露身份的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
在南京的蒋介石获悉陈延年被捕，喜出望外，马上批示：陈独秀迂腐书呆不足畏，可怕的是他的虎子陈延年、陈乔年。将陈延年就地枪决！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
郭伯和和黄竞西也同时遇难。此二人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郭伯和，1900年生，1924年加入中共。曾担任上海大学学生会主任、中共上海小沙渡部委书记和中共闸北部委书记，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黄竞西，又名丽华，1897年生，江苏江都人，1925年加入中共，组建中共丹阳独立支部，任书记。1926年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中共党团工作。1927年3月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4月任江苏、上海国民党党部中共党团书记。
韩步先还供出了化名“施英”的赵世炎的住所。
赵世炎名闻遐迩。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右派，都知道赵世炎是上海工人中最有威望的领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抓到他。
1927年7月2日清晨，风雨交加。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根据叛徒的口供，包围了赵世炎的住所——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赵世炎外出未归，特务等着不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两对眼睛通过窗口紧盯着前方，万分着急。
赵世炎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前方，正向家里走来。夏娘娘不顾特务的阻止，拼命冲上窗口，将窗台上用作暗号的花盆推了下去。
瓢泼大雨夹着狂风使人视线模糊，听力不灵，赵世炎依然向前迈进，一进门即被特务逮住。
此时的赵世炎仍然想着战友的安全。他趁特务翻箱倒柜之机，悄声将王若飞的住址告诉妻子，要她尽快设法向党组织报告。
赵世炎在狱中经受各种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开始，他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说自己叫夏仁章，湖北人，是因为家乡闹土匪携巨款来上海避难做生意的，弄得主审这个案子的汪啸崖一时真假难辨。
国民党只好再次提审韩步先，另一位叛徒——上海总工会书记张保臣也帮助他指认，一口咬定他是“施英”，“施英”就是赵世炎。
赵世炎身份暴露后，宁死不屈，在法庭上和监狱里与国民党顽强斗争，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国民党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胆战心惊地说：这个人太厉害，非杀不可，不然将来要吃他的苦头。
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英勇就义于上海枫林桥。
陈延年是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的长子，1898年生，1919年底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共，是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春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领导了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牺牲前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上海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赵世炎，1901年生，四川酉阳人，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长、书记，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牺牲前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代书记。
他们年纪轻轻，就已担负重任，并得到同志和群众的爱戴，都是靠真本事干出来的，且道德品质都是一流的。他们职志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是真正的民族精英，就义时分别是29岁和26岁，真是英年早殁。历史不能假设，若他们不死的话，肯定会为我们民族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中共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
之前，中共在上海方面的几个重要干部也遭杀害，他们分别是：
鲍孝良，又名学良，安徽人。1923年进日商内外棉十五厂拼线间当推纱工，1925年加入中共，任沪西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积极参加1925年2月上海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后，在中共中央保卫局组织的“打狗队”中任沪西区的队长，领导八个小分队，坚决勇敢地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积极参加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被秘密杀害于枫林桥。
糜文浩，又名李仲苏，江苏无锡人，1901年生。1922年到上海邮政总局工作。1923年进商务印刷馆。1924年加入中共，同年冬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10月回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任上海总工会常委，是总工会纠察队负责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他具体负责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弹药和军需物品的筹集和供应，并直接参加南市区的战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斗争，从事宣传印刷工作，揭露国民党右派疯狂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民众的罪行。1927年5月8日，他走进威海卫路崇德里王家印刷所时被预伏在那里的英巡捕逮捕。5月9日引渡到国民党监牢。11日被杀于枫林桥。
佘立亚，化名王炎夏，湖南长沙人，1897年生。1919年自费留学法国，结识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等勤工俭学青年。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由中共组织选送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奉调回国，先后任中华铁路总工会书记、共青团郑州地委书记等职。1926年3月任上海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2月当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组织“打狗队”。3月任中共沪西部委书记、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领导第三次起义中曹家渡、小沙渡等处的战斗。1927年5月下旬，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宁死不屈，被腰斩于枫林桥军法处。
鲍孝良、糜文浩、佘立亚若不被杀害的话，他们一定是后来中共情报工作的骨干。
以上列举的中共精英被捕并惨遭杀害的事件，与当时中共中央情报工作还不完善有关。如果中共有健全的情报和安全保卫机构，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就能提高警惕，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至少能避免或减少损失。
周恩来独具慧眼。他在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东江受挫从香港潜回上海后，看到听到不断传来的一道道中共精英、他的同志被惨杀的报告和消息后，马上向中共中央建议加强特科工作。他强调的加强，就是要把特务科从军事部独立出来，直属中央常委领导。他建议，这项工作急不待缓，迟缓就是对党的犯罪和夺同志的生命。
组织局直属中共中央常委会，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罗亦农任主任。
1927年11月下旬，兼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罗亦农前往武汉指导工作，其组织局主任由周恩来代理。
192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组织局主任。自此起，周恩来担负处理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担子重，责任大，特科建设的具体工作只能交给顾顺章负责。
急事先办，先易后难，因地制宜，这些方法是特科初创时期顾顺章的工作思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顾顺章首先着手后来称为第一科的总务科和第三科行动科的建设工作。
总务科的前身是为中共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之前的主要职能是为中共中央安排办公场所和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干部的居住场所。后来增加和完善了它的职能，主要是设立机关和安排住房，租赁和布置会场，组织和平营救和安抚处理同志被捕被杀后的事宜。
中共中央在武汉做出搬迁上海的决定后，原在“总部”工作的何叔衡、洪扬生、张宝泉、戴琨等人就先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步，潜入上海，租赁房屋，购置办公用品，设立中共中央机关和有关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住处。他们很能干又很灵活，只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这些后勤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1927年10月上旬，当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先后到达上海时就马上可以入住和办公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为租赁房屋一事，洪扬生等人颇费周折。虽然那时上海的空房比较多，但是那时在上海租房子有一条规定：“要有殷实店铺具保”。同时，为中共中央选办公地址，要精心选择房屋的地点，考虑是否出入方便和较为安全。
尽管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已有数年，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但是，这些群众绝大多数是“无产者”，不是“殷实的有产者”，要找许多家殷实店铺具保，一开始十分困难。洪扬生等人千方百计寻找社会关系，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逐步建立了三个具保点：
一是地处劳合路（现六合路）的泰亨源水电行。店主张义安（又名可生），原是洪扬生的远亲，但不往来。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洪扬生主动上门攀亲，认他为表兄。一回生，二回熟。洪扬生要求他为特科租房作保，他愿意，凡有所求，从不推托。
二是地处北四川路老靶子西北角转角的三民照相馆。经理是上海本地人，叫范渔人，又名范梦菊。经过做工作，他也愿意为特科租房作保。后来他还经常协助特科办事，如替特科购买、储藏武器，传递密件和做些掩护工作，成为特科人员。后来，他在营救彭湃等人行动中，严重失职，影响了营救计划，受到批评后不服气，1931年顾顺章叛变，他被捕，也跟着叛变。他的小舅子叶荣生出卖向忠发后，就是他伙同堂弟范忠带着叶荣生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邹练和，共同策划捕捉了向忠发。
三是地处威海卫路永吉里的瑞生布行。店主李瑞生原先是布行店员，组织过店员工会，后开布行。他愿意为特科租房作保。共产党人的感染力使他后来干脆投身革命，成为特科人员，带着全家为中共中央机关服务，中共中央的有些接头联络工作常在他家里、布行里进行。
在这几家的担保下，洪扬生等人租到了不少房子。
那时，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布满了中共的秘密机关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李维汉住在爱多亚路以北的淡水路上，往西就是瞿秋白的住处，再往西是苏兆征的住处。爱多亚路南面有中央农委的机关。从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的机关。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
特科在上海重建并升格为中央特科后，洪扬生等从武汉到上海打前站的原中共中央后勤人员就成为特科一科人员，总理特科的后勤行政事务，故称总务科。科长由洪扬生担任。
洪扬生，又名洪松涛。1921年在上海参加共青团，1922年转为共产党员后，曾在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担任交通工作。1925年底在中央军委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受训后，曾被作为军事特派员派往东北，1927年调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中共中央机关前往武汉，在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不久，即被调进中央特科担任一科科长。
行动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特务科特务股，特务股又是发轫于五卅运动中工人纠察队中的“打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