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局势是：受解放战争的影响，昆明成了反动势力退居的后方，情况十分复杂。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的呼声已在昆明响起。紧接着反动派镇压进步人士，迫害爱国学生的白色恐怖也已开始了，首先是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这一明目张胆的血腥事件，激起了全昆明市大中院校师生的愤慨，“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游行开始了。军统特务肆无忌惮地镇压学生，西南联大女学生张莹、潘琰就是这次运动中牺牲的。他们还逮捕了数百师生，这就是1948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七一五”惨案。而此时，阿灿的三妹静琪，在建民中学读书，而我仍在求实中学读书，也都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中。作为大姐的阿灿，除关心妹子们的求学外，对她们自己选择的路，给予支持及配合，从中也得到鼓励。
这时的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学校停课，有的被查封，军警在继续抓人。
事件无独有偶，在这次运动中爱国民主人士宣伯超老师被关进监狱，好友吕秀珍被关押在警务部。有一天早晨，天刚亮，谢妈手拿一张字条来到阿灿的卧室。阿灿一看是吕秀珍的字迹，上面写道：“小灿，我被拘留，赶快设法营救。”那时的阿灿满腔正义之心，为了就要到来的光明，为了纯真的友谊，急中生智赶快拿好孙渡的名片，乘上自己的黄包车，跑到南菁中学找警备司令关某。他接过名片很客气地问：“夫人，你能保证吕秀珍不是地下党员吗？”阿灿说：“她不是”。在亲笔签字后，她把秀珍带到自己家里躲起来。这一段时间，秀珍完全用阿灿的服饰化装成一个摩登小姐模样，烫了卷发，还戴上黑眼镜，哪里看得出是个地下党员呢？她每天出入于翠湖东路孙渡公馆内，十分自如地进行她的工作。阿灿还巧妙地邀约朋友，请来乐队，在孙公馆里开起了舞会。
宣伯超老师的问题就比较难办了，因他已被关进模范监狱，他的妻子彭文容天天来找阿灿要求她帮助设法营救。因伯超老师为人善良正直，又是个颇有学识的爱国人士，就和唐芸庚谈到这件事，她说：“我俩就去找省长卢汉谈谈吧。”当时的卢公馆就在翠湖附近，隔她家不远，于是她俩就去拜会卢汉。卢汉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们，她们谈了来意，拜托他酌情解决。事隔不几天，宣老师果然也出狱了。
曾经有过多次秀珍要求阿灿，掩护她和她的同志借用阿灿家的书房开会。她还在阳台上为她们看哨。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秀珍被审查，她详细交代了这段经过，专案人员来到丽江了解，阿灿才知道在她家书房里开会的是滇桂黔边纵七支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重要人物。旧时代的孙公馆做了不少有益之事。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秀珍说她要离开昆明去找组织，没有路费要她提供一些，阿灿的钱并不多，当时拿出自己的一条金质项链送她叫她自己去处理作为路费。
她还一再地要求阿灿，如有人来找就说去香港了。在青年时代，秀珍是阿灿的好朋友，宣伯超是她的老师，他们曾经鼓励过她，但她也以自己的一片真诚，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她们需要她的时候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回想起她的一生，这可算是最珍贵的一页。
二、最后的团聚
阿灿回忆，1949年底孙渡从重庆与张群、龙泽会同机回到昆明。她为他的回来非常高兴。他见了女儿沛沛和儿子小锦亲了又亲，见了她的家人也格外高兴，妈妈和二妈做出几样丽江口味的菜。他说几十年来都没有吃到过这样好吃的菜了，当夜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第二天早晨孙渡说要下楼去看看二妹张煜琪，一见了面他好像感到十分难过，二妹也流下眼泪，他就安慰说：“慢慢养病，总有一天会好的。”上了楼之后他说：“真可惜，不是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囡囡了。”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昆明和平解放。阿灿凭着仅有的一点认识，认为这是件好事，国民党的腐败谁喜欢？孙渡也经常说国民党太腐败。
他们都向往着会带来一种新的局面，但孙渡又顾虑这个突变对他不利，开始烦闷起来。阿灿尽量安慰他：“现在你已回到家就安心休息吧！”自他回来后，许多过去的同僚好友都来拜会他。有住在附近的卢汉先生，总是穿着一身全白的便服，拖着拖鞋手捧劳病筒（竹制的烟筒），带着一个便衣随行来找他闲谈。有时张冲先生也来。客人走了之后，阿灿都喜欢问问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孙志舟，你有政治问题，快些写检查交代历史问题。”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她也催他写，但有一天他满脸透红地瞪着眼睛把笔甩在一边对她说：“你懂什么？叫我交代什么？我讲武堂毕业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司命令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能违背吗？能不听吗？”她紧接着说：“你是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出了名的小诸葛，谁不知道呀？你就交代那些和红军对抗的问题嘛？”这时他脸色变过来了就说：“我的夫人，我参加过不少战役，龙云叫我去剿土匪我就剿，在云贵交界的四渡赤水中，我明明知道这是自己人在杀自己人，都在有意无意地闪开，让自己人少流血。我没有故意地杀过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无辜人民或百姓，1936年到你们丽江那回，我不是在追而是在送。”最后他谈起了有代价的为民族而战的八年抗日经过，“这么长的历史，交代什么？带着千军万马时不起义，现在纸上谈兵能说明什么？不写了，听其自然，束手待擒更为干脆。”她就说：“要是你在锦州时起义，那该多好。”孙渡说：“有过机会，但比较精锐的滇军都调往前线长春一带，我属下所部全凭蒋介石调来遣去，实则有职无权，只留下一营人保卫锦州，当时曾接到过朱德的联系，然而周围被军统特务重重包围。我曾与可靠的参谋长安乐山策划过，但突来命令调我去人生地不熟的热河当省主席。削去我的兵权，不但成了光杆司令，去上任时原来的主席都还未走，我一气之下只带着一个贴身随行坐火车到了上海，在三轮车上自己的大衣毛毯等物都丢失了。然后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重庆，去拜会了蒋委员长，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齐去台湾，他说会有你的职位，但说‘我还有妻室儿女在昆明，请求回家’。蒋介石说：‘给你十锭黄条回去安定吧。’但我没有要，我就回来了。”这些都是他的原话。阿灿叹道：岁月的长河已带走了孙渡过去的辉煌，最后蒋介石先生把他的滇军改编，把他变成光杆司令，调到遥远偏僻的热河（其实等于流放），算是手下留情。或许蒋没有忘记让这个当年红军长征时，送了红军，没有助自己一臂之力的孙渡，因而让孙渡独自去选择生与死之路。这一年来孙渡的心情十分不好，但能在家里和孩子玩玩，和他挚爱的妻子谈心，他对这样平静的日子感到是一生从未有过的享受。
1950年8月28日，在这非常时期，他们的第三个小女儿溶溶出生了。
家里的经济已感到入不敷出，应该早些分散，能走的就走，能留的则留，于是决定将祖母、父亲、二妈、二妹送回家乡丽江，把母亲及两个读书的妹妹留下。
困境来临，阿灿也只好与这几位亲人挥泪告别。
孙渡订着一份《云南日报》，天天必看，甚至每个角落都要看到，看完之后都要和阿灿交谈，有一天他说：“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要开始了。”真的，已经开始了，大约每天十点钟就能听到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被持枪的军警押送到北门外刑场枪决。
一天夜里孩子都静静地睡着了，妈妈为他们添了火盆里的炭火，他十分歉意地说：“阿婆，这真是太麻烦您了。”妈妈笑笑转身下了楼。他边烤火边把阿灿的手握得紧紧的说：“现在这局面对我非常不利，我被抓走了，你怎么办？”阿灿答不上来，扑在他的怀里，紧紧搂着他，泣不成声。他轻轻地用手抹掉她脸上的泪，很镇定地说：“家中没有现金、没有存折、没有股份，只有这所当年做龙云的秘书长时建下的翠湖东路7号的房子和太和街西门子一院旧房。如生活困难，你可以变卖家里的物品，可以把锦儿出世时同僚送的那些小金镯、小金锁卖掉，还可以卖掉其中一处房子。”又说：“你的母亲是个好人，请她陪着你把我的三个孩子拉扯大吧，我想你的三妹四妹也会帮助你的，我的爱妻，我爱你，我所担心的是你年轻，太使我牵挂。”说着说着也滴下泪，他怕她不安，就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只是要你心里有个准备。”这一夜，他俩都没合上眼。
敏感的人都在各自做打算，万万没有想到唐芸庚突然提出与孙渡离婚。我二舅陪着她到昆明地方法院，经调解协商离婚，并把太和街西门子房子判给她所有。
然后到最后，阿灿和她的三个孩子无家可归了，因为翠湖东路7号的房子被当时的政府征用了。
1951年3月5日，夜里十点左右，孙公馆的铁门被砸得咚咚直响，妈妈去开了门。四个军警，手持逮捕证，举着小手枪，上楼来到正屋喊道：“孙渡出来，你已被捕，马上就走！”他从容而镇定，接过阿灿递给他的博士帽，最后看了她一眼，轻快地下楼，随之听到隆隆的吉普车声渐渐离远了。阿灿的眼前一片漆黑，觉得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当她恢复过来时，是慈祥的母亲抱着她，用坚定的声音说：“我的小灿，我最心疼的女儿，家中的事都是你帮我们解决，在你困难的时候，全家都会帮助你的，妈妈要永远陪着你，把你的三个宝宝领大，你放心吧！”
这时沛沛6岁，小锦4岁，溶溶才7个月，真是前途茫茫，不知去向！从此，孙渡和妻儿们的团聚也就永远结束了。
1951年3月5日，孙渡在“肃反”运动中被捕。1963年，孙渡被大赦释放，后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委员。1967年4月，病故于昆明，终年69岁。
我的大姐就在这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将三个子女抚育成长；1952年参加了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文教班）学习后分配工作。1954年“肃反”运动中，因孙渡的株连被划为“反动分子”开除公职，下放到山区劳动改造七年之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宣伯超和吕秀珍都证实了在“七·一五”张灿琪营救他们的情况。
她得以平反，恢复教师名誉，工资全部补发，并连升了两级工资。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四妹啊，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
我曾经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最大的收获是，党认可了我的真诚和善良，让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安度晚年，享受四世同堂的幸福，所以我知足常乐，与世无争，心胸宁静，珍惜生命。我对我的一生用四句话作为总结：童年温馨，青年美，中年坎坷，晚年福。”
2004年的夏天，陆良县文化局的周康林先生专程来到丽江拜访了张灿琪。谈到他们家乡的人民爱戴孙渡，称他为陆良县唯一的一个抗日名将。目前正在编写县志和孙渡的回忆录。家乡人民将孙渡出生地附近一口冒出清悠悠的水井中的水比拟成孙渡一生为人廉洁的象征。这让我的大姐及孙渡的三个儿女无比的高兴和欣慰。
忆父亲周霖
周孚定
一说到周霖，许多人都只知道他是个画家、教师。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家教严谨而又严厉的人。他不仅是个酷爱艺术的画家，而且年轻时就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他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民公仆，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族统战人士，是为人谦恭、光明磊落的学者。
父亲从小受留学日本的曾祖父、祖父两代人的教诲，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养，思想上又倾向革命，追求进步，年轻时曾到过上海、北平、广州、南宁、香港、河内、昆明等地谋生。他看到旧社会的黑暗，厌恶军阀和官僚，不愿意做官。凭着他的品德、学识、才能和见识，多次被聘任，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他在24岁时就把省长唐继尧亲发的“知县存记”当作废纸丢入火中。他曾辞去永胜县税务局局长之职，曾拒绝出任丽江县教育局局长和专员秘书长等职。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参加丽江县委新闻处的工作，从首任文工队队长、首任文化馆馆长到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首任副县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除了“文革”中被迫停职外，父亲不仅没有中途辞职，而且在每个岗位上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忘我工作，把他的智慧和才能都倾注在他的工作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父亲曾被当作地主关进寺庙（后被县委纠正放出委以文工队队长之职），当时家里人真为他担心。我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直到后来听赵行修老师讲：“周老先生在寺庙里跟我们关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讲什么叫‘剥削’和‘压迫’，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道理，知道了农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赵老师还经常说：“你父亲真是我的恩师、再生父亲。”直到现在，我们都佩服他身处逆境竟能那样坦然，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始终向往光明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