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世纪末叶到6世纪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9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50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150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4卷《楞伽经》就够了。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简单化的一个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则卧于破烂的古墓中。自达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头陀苦行”的和尚。（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诏召请一个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来。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他是全国闻名的苦修和尚。
他由湖北经南阳，到两京时，武则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见其声望之大。他在两京住了六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个时期里，他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菩提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
这个时期，是楞伽宗的极盛时期。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个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会，出来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传法弟子。而慧能和神会是主张顿悟的，有人对神会和尚说：“现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势焰熏天的时候；你攻击他，你不怕吗？”神会回答说：“我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时神会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二十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
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死于739年）、义福（死于732年）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最初由洛阳贬逐到江西弋阳，以后移到湖北武当、襄阳、荆州等地。三年中贬逐四次。可是反对党愈压迫，政府愈贬逐，他的声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93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六年（德宗贞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七十年来，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霉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是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学说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念：“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盘，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譬如商朝的传说，和周朝的太公，一个是泥水匠，一个在水边钓鱼的人，一时机会来了，一个贫苦的人一跳而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担负国家的重任：这叫做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议事；所谓顿悟，就是一日豁然顿悟。中国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这是神会积极的思想。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恶，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8世纪到9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还有一种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9世纪中叶（公元841年），宗密和尚（一个很有学问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禅宗和尚《语录》。
可惜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长达万字，讲到从8世纪到9世纪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大别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的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钞》。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
刚才讲的是佛教内部的革命。最后要讲经过外面摧残的史实。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残佛教最厉害的一年。唐朝学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经过21年，到武宗时竟实现。当时毁寺4600余区，毁招提兰若（私造寺）40000余区，迫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弃：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坏。后来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却是没有办法恢复旧观，因为经过这样大的变化以后，寺院的几千万顷田产被没收，十多万男女奴隶被解放；要恢复堂皇的建筑，没有钱怎样能做到？在这个环境下，只有禅宗派不要建筑。
在9世纪中叶，佛教出了两个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临济和尚。我们看他的《语录》，充满了“呵佛骂祖”的气味。举例说：古时一位秀才到庙里去，和尚不大理会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却率领徒众欢迎。等到府台走了，这位秀才问他：佛教是讲平等的，为什么这样对我？和尚回答说：我们是禅门；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这位秀才掴了他一掌。和尚问他，你怎么打人。他回答也是说：打了就是不打。从敦煌所保留的《语录》看来，才晓得真正呵佛骂祖时代，才知道以后的《禅宗语录》99％是假的。
佛教极盛时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以仍然是佛教。韩退之在《原道》1790个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学、诚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个人作罗汉，不是讲出世的；他是有社会和政治的目标的。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做罗汉，不是出世的。这是中国与印度的不同。韩文公以后，程子、朱子的学说，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经过几百年佛教革命运动，中国古代的思想复活了，哲学思想也复兴了。这段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新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