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号召全党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然而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光明与黑暗两条路；有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两种命运；有新中国与旧中国两种前途。毛泽东在这里运用了“排中律”的原理，即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中，通过对比，选择其中一个是真的，非此即彼。然后，他向全党提出，要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的意见，当然是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抉择。他坚定不移地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从而动员和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实现这个任务。
文章写到这里，经过对比分析，全党努力奋斗的目标已经明确。然而，毛泽东没有就此搁笔。
他继续运用逻辑手段，揭示了一个真理性的认识：这个任务一定能够实现。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1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
很明显，毛泽东从上述两个判断的对比论证中，选择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正确判断，说明中国人民追求光明的前途的愿望一定能够变成现实。这就意味着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逻辑的力量使得文章的说服力得到极大增强。今天的人们听到这样充满信心的判断，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了毛泽东文章包含的逻辑力量。
如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领导方针是“放”还是“收”的问题时，作了富有深远意义的对比论证。
毛泽东先是采取段旨撮要的方法，提纲挈领地摆出问题。他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
他将以下要谈论的“放”与“收”的问题，上升到国家领导方针的高度来认识，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接下来，他展开了对“收”和“放”两种方针的比较分析：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容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容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
至此，对“放”与“收”的对比分析过程基本结束。虽然笔墨不多，但人们清楚地看到，一收一放，性质截然不同；孰优孰劣，效果显而易见。
最后，毛泽东明确交代了结论意见：“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这个结论的产生是对比论证过程的必然结局。
对比论证的优点在于，能够强化事物之间的区别，把纷繁复杂的问题在对比论证的过程中弄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于是，问题的结论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
七、间接论证，迂回说理
毛泽东的论证方法灵活多样。在写作实践中，他还运用了间接论证的方法。这是因为，有些论题的证明并非都那么顺畅自然，那么直截了当，有时的确难以证明某一论题的真实性。这时，毛泽东便巧妙地运用反证法和排除法，即或者先证明与此论题相对立的彼论题的虚假性，然后再确立此论题的真实性；或者先假借有几种可能存在的论据，然后依次推翻那些错误的论据，保留正确的论据。这种迂回说理的论证方式，虽不如前面的论证方法来得爽利快捷，却使文章的论证过程一波三折，更加耐人寻味。
我们先看毛泽东运用反证法论证观点的例子。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在论述原子弹与战争的关系时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
毛泽东在这里运用反证法时，用了反问句，显得很有气势，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再来看看毛泽东运用排除法论证观点的例子。
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开始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问题，以便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指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着作中，毛泽东系统地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关系时，毛泽东运用排除法，得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个重大而正确的历史结论。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期可以参加革命，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读罢这段文字，我们看到，毛泽东并不是一上来就正面论证自己的论点。他没有直接说，中国革命战争应当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最有政治远见，最有组织性，最有资格，等等（这种说法，并不会使人感到牵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而是首先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由谁来领导的论证背景，提出了几种可能有的假定，然后再经过分析筛选，运用排除法得出结论：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显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然被排除在领导者之外，这不用赘述。那么，战争的领导者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农民阶级，要么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要么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这几种可能性。接着，毛泽东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进行了逐一透辟的分析，指明它们都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者，也不能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因此，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性之后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
然后，他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必然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根据。他指出：在这个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这些论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得出的科学结论更加牢不可破。
运用排除法得出结论，给人一种客观性更强的感觉。这的确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老人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
第二节反驳论证，战无不胜
在议论文的论证方式上，驳论是一种特殊的“以破为立”的论证方式。这种文章，通过揭露和批驳对方观点的谬误来证实自已观点的正确性。驳论除了采用上述与立论相同的论证方法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论证方法。就反驳的途径而言，驳论可以分为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和反驳论证等三种方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非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敌对势力的第一位旗手。其中，在驳论文章写作方面，也形成了鲜明的个性，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批可供学习借鉴的精品力作。他巧妙地运用驳论艺术，揭批错误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其中，驳倒论敌的论点是他的驳论文章的主要目的。因为，推翻了论点，论敌就会在论战中败下阵来。反驳论据和论证，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推翻对方的论点。
实践证明，毛泽东是一位驳论高手。在与论敌的无数次笔墨交锋中，他的文章纵横捭闼，张弛有度，游刃有余，战无不胜，他正是依靠逻辑手段打败论敌，“破”中求“立”，确立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无论多么貌似强大的论敌及其论证体系，在毛泽东文章所呈现的撼人心魄的逻辑力量面前，都毫无例外地土崩瓦解了。
一、反驳论点，当头一棒
反驳论点，即用毋庸质疑的事实和道理证明对方论点谬误。毛泽东反驳论点的篇章很多，其反驳艺术可谓炉火纯青。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摈弃前嫌，积极调停，终于说服张杨二人释放蒋介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获释后，于12月26日自洛阳飞抵南京，惊魂未定，就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声称西安事变是受“反动派”包围所致。此处的所谓“反动派”暗指主张团结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但却故意含糊其词，隐而不宣，企图混淆视听。
蒋介石耍的那点鬼把戏，逃不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毛泽东岂能听之任之，两日后，即12月28日，他奋笔疾书，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颠倒黑白的反动观点予以坚决而巧妙的批驳。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善于捕捉战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在写作文章时也很注重把握时机。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击是很讲究“火候”的。因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刚刚形成，毛泽东既要旗帜鲜明、申明大义，又要注意策略、巧妙行事。他先指出：蒋介石12月26日的声明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这段文字无疑为后面的反驳埋下伏笔。接着，他对蒋介石声明中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一番话表示了赞扬，又叙述了蒋介石被释放前对结束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所作的允诺。这些都是“反攻”前的等待，是“开炮”前的蓄势，毛泽东为创造行文的波澜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