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溪的最后一个清晨我读完小说集的最后一篇：《悔》。“我”的一辆雪佛兰旧货车被人偷走，偷车贼是个黑人酒鬼，他把那辆货车当成了自己的家。旧货车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可“我”还是将车讨要回来。第二天车又被偷窃，如我们所猜度的，仍是被酒鬼偷走，“我”又追要回来……如此几个反复后“我”终于愤怒。在“我”看来，“我”已放他一马，让他免受牢狱之灾，他怎能知恩不图报？酒鬼被警察带走，车物归原主，可“我”的内心却不得安宁，最后干脆将车送给了酒鬼。“我”意识到，放弃这辆卡车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而与酒鬼无关……
从宁波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在回味这个故事；从机场到东直门的快轨上，我在回味这个故事；从东直门到北京站的2号线上，我仍在回味这个故事。嘈杂的潮水般的人流中，我还忍不住戴上眼镜掏出那本薄薄的《死水恶波》重新翻读起来。后来在甬道里与面目不清的旅人擦肩而过时，我发现自己俨然变成了蒂姆笔下的人：身心俱疲又心怀小善，于昏黄灯火下步履踉跄地迈向陡挺的楼梯……回到唐山后，我发觉眼镜遗失在地铁上了。说实话我有点懊恼，可我一点没迁怒到蒂姆·高特罗先生身上。
2013年10月28日
一座城，一个人
提起香港，对我这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方人来说，是1979年的《楚留香》，是1983年的《射雕英雄传》，是《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是TVB的律师剧和探案集……它们代表了即将被遗忘的青春中最好的一部分。所以香港在我的想象中，是凌乱温暖的，那些破碎的记忆终归无法粘连成一个多棱面的现代都市，对它也总是怀有某种天然的仰视和下意识的构建。如今，葛亮的小说让这座岛在我的想象中有了更立体的展现和记忆，或者说，他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让我闻到了只属于香港的独特气息。这气息让人沉醉，又让人伤怀不已。
从《朱雀》到《七声》，到《绘色》，再到这本短篇集《浣熊》，葛亮的小说有迹可循。《浣熊》中的小说基本上以香港为故事背景。大江健三郎曾经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切生活方式之中。”那么，葛亮从南京到香港，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对准了浮华之下的芸芸众生，对准了那些最卑微的灵魂亦在情理之中。平朴的灵魂在他的笔下摇曳挣扎，面容或恬淡或狰狞，见证了无数渺小灰尘的飘移沉沦。
在《浣熊》中，“浣熊”是风暴之名，亦昭示女人内心的风暴。它为我们演绎了在港台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桥段：一个警察卧底，揭开模特经纪公司骗局，而当事人却爱上了做卧底的警察。这个故事如果让别人来讲一定庸俗不堪，然而葛亮将它讲得香艳而不低俗，甚至有些哀婉。在警察审问女主人公时，她没有恐慌和怨怒，而是盯着警察想：“他将领口扣得太严，看不到白金项链，和那枚A字。”故事到这里，苍凉的意味豁然蔓延。也许在香港这个光怪陆离的都市，所谓风暴，所谓个人内心的挣扎与留恋、爱恋与厌弃，都可有可无。
相对于《浣熊》，《猴子》更为缜密精巧，故事与技法的精准铆合让人惊讶。在我看来，这是篇近乎完美的短篇。从中我们能管窥到葛亮精湛的小说技艺。一只叫杜林的红颊黑猿从动物园里跑出来，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个体变故。尽职尽责的饲养员被迫辞职，女明星被迫住进精神病医院，偷渡者的女儿因杜林被车撞死，而那个无聊的小报记者——一个曾经有理想的媒体人——也只能发完新闻稿后无奈地说一句“一天灿烂的好星”。葛亮写了香港社会各个层面的脸庞：饲养员、看似风光实则处处被人钳制的女明星、进城的乡下人，狗仔队。他们被席卷进一起简单的动物逃逸事件，被动、无可奈何，甚而是有些辛酸哀伤。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娱乐至死的社会里，人人俱是身不由己，任何微小的浪花都会让他们溺亡。似乎也只有杜林，这只貌似比人类还要聪慧的黑猿，倒是主宰着自己的命运，然而最后也只能以悲剧收场。葛亮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这只猴子与其说它是一只具象的动物，不如说是你自己审视自己的生活，进一步看待这座城市的契机。”这可能是他写这篇小说的初衷，而作为读者，我读到的不止如此。这只猴子身上所具备的“美德”（专一、强健、熟思、冷静）似乎是人类在现代社会所遗忘和摈弃的，作为一个预设的“逃离者”，它不经意间成了这篇小说真正的主宰和灵魂。
而在《龙舟》《杀鱼》等篇什中，葛亮写尽了香港的民俗。在中国文学史中，民俗小说有着深厚传统。宋元话本小说中，民俗描写比比皆是，而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歧路灯》《红楼梦》都有不少精妙的地方民俗描写。“五四”后，老舍、沈从文、沙汀、艾芜诸人的小说中，关于民俗风情的描绘成为其小说最重要的符号。毫无疑问，葛亮有意或无意延续了这种传统。《龙舟》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大学生于野在海岛上看到的龙舟赛盛况，中间夹杂着对父亲、继母的回忆。看似在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还乡”，实则只是为继母怀了自己的孩子苦恼而已。用继母的话来讲，是“你造出了你爸的另一个继承人，他会抢去你的饭碗”。在一场与女鬼的艳遇后，于野抛尸旅馆，而继母在此时也诞下一子。而父亲心神不宁地给夜不归宿的于野打电话……其实无法将这篇小说归类，是民俗小说、私小说还是灵异小说？这些因子都有，葛亮无疑深谙各类小说技法，并能将壁垒打通融汇，使小说散发出近乎妖异的光亮。《杀鱼》则是关于“云澳”的民俗小说。“云澳”是指香港的大澳。写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男孩的故事，通篇散发着浓郁的乡野气息。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样的海岛渔村似乎只在大陆留存。也许香港有趣的部分，恰恰在于它是这样的地域：它能最集中地体现出现代化甚至全球化和传统之间的抵牾、碰撞。在小说里，葛亮耐心细致地描述了传统的渔民作业方式，如何经营蚝场，如何杀鱼，不一而足。看似是后工业时代生产方式和传统农业方式冰冷的碰撞，实则体现出来两代人迥异的价值观。这让我们对香港异质的部分有着更深刻的抚摸和体恤，它勾连了香港与大陆相通的肌体与血液，有种陌生的感动。
除却民俗小说，葛亮还写了形形色色的畸零人，颇具郁达夫风范。《德律风》是接线女和保安男的故事。他们在生活最底层苦苦挣扎，卑微的理想和欲望被庞大的看不见的那只手轻轻掐灭，而那些隐秘的、微小的欢乐却永远无法被洪流淹没。接线女再也没有接到保安打的热线电话，可每次铃声响起，她的心还是会动一动。这“一动”于她而言，或是最实具的幸福。《街童》中，男孩为了妓女，最后跑到深圳卖肾……可以说，葛亮的笔触延伸到了人性最幽暗之荒地，在冷酷地佐证生之艰难时，他仍不忘点燃半支火烛，以照亮最阴暗潮湿的角落。
因为《浣熊》，香港这座遥远的都市在我愚钝的想象中变得更为真切，也更为模糊。我不知道某天真实地站在维多利亚港时，内心会是如何的嗟叹。我记得有一次给葛亮打电话，他正在地铁里奔走。他说风球来了，几条线路瘫痪，出租车也打不到。间或我听到他用粤语跟旁人不紧不慢地交谈。我说注意安全啊。他笑着说，放心，习惯了。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冲淡优雅。然后，他就站在地铁口，跟我聊了足足一个小时的小说。我不知道他那天是坐地铁还是打的出租，我只知道，这个表相文静帅气的男人，将会以他斐然的才华和敏锐的笔触，继续记录香港的芸芸众生。或许遥远的未来，他也终会成为这座国际都市一个醒目的、不可或缺的文学注脚。
2013年11月19日
短篇小说到底有多美
孤独到底的《石泉城》
不得不说，《共产党》是这些年读过的最美短篇之一。故事很简单，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被母亲的情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带着去打猎，猎物是湖里成千上万的野鹅。母亲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也许在她看来，让一个朝三暮四的情人带着儿子打猎本身是件不靠谱的事。对少年来讲，母亲的情人是活力和青春的象征——骑着辆棕色哈雷戴维森，脚上穿着黑红两色的长套鞋，反戴一顶棒球帽。少年甚至想：“我觉得他肯定在CIA干过，看见或发现什么让他觉悟了，并最终被CIA赶了出来。”狩猎的过程惊心动魄，关于野鹅的描写更是让人惊艳。狩猎结束后，母亲发现一只受伤的野鹅，并要求情人将它打死。她说：“你必须把它打死。难道规矩不就是这样的吗？”情人在她的胁迫下最终打死了那只鸟，而他与她的关系，也在这场狩猎中彻底终结，他甚至把枪递给少年说：“你难道不想开枪打死我？没有人想去死，但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少年没有动手，他只是想：“我为他感到难过，就像他已经死了一样。”小说的结尾，是少年和母亲站在阳台上，母亲问他：“你觉得我还有女人味吗？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懂这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你觉得我还有吗？”少年抬头看着阳台前的薄雾，虽然看不见野鹅，但是他能听见它们飞翔时发出的声音，能感觉到它们翅膀下面流动的气流。于是他说：“有，我觉得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