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一个一个地来，每一次有人推门而入，我跟莱昂都忍不住去瞅。我们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流萤的到来。可是我们失望了一次又一次。莱昂挨着“破产妹妹”坐，可是好像也没什么兴致。
流萤终于来了。我有好几年没看到过她了。她一身玄色劲装，梳了低低的发髻，还真有些国际章的范儿。见到众人先行抱拳，一字一句地说：“人生的每一次相逢，都是久别重逢。”大家便都知道她刚看了《一代宗师》。眼镜男孩马上答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众人一阵哄笑。我跟莱昂去看凯威，凯威正瓷着眼望流萤。也许，真正念念不忘的是他。流萤说，她这些天都一直在练咏春拳，已小有所成，有谁不信可上前一试。那个眼镜男孩就晃着膀子上去。两人二话没说就演习起来。当然，结果不出我们意料，男孩被流萤一掌推了开去，倒退几步后几乎跌坐到地板上。这时莱昂脱口说：“好挫手！”
我知道莱昂喜欢武术，不过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我也知道莱昂对咏春拳情有独钟，曾经跟着视频学习过两个礼拜。流萤对着莱昂说：“这位仁兄，对咏春也略知一二吗？”我相信莱昂这时已忘了我跟他打的赌。我听到他中气十足地说：“我倒知道一点。”流萤道：“不妨一叙。”莱昂就是这时突然全身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犹如一颗宝石终于被人擦拭掉厚厚的蒙尘。我看到他站起来，先朝众人点点头，这才目视着流萤款款道：“咏春拳，主要包括小念头、标指和寻桥三套拳；手型呢，有凤眼、柳叶；手法倒是多些，有挫手、撩手、三搒手、左右破排手、沉桥、黏打；步法嘛，有三字马、追马。”
流萤的眼睛亮了。她“哎哟”了声，拍着小手坐到了莱昂身边，恭恭敬敬给他倒了一杯茶。众人也都满怀敬意地逡巡着莱昂。我相信莱昂也知道大家都在瞅他。他正襟危坐，面带微笑，时而颔首，时而沉思，时而目光坚定地盯着炭锅里翻滚上来的五花肉，稳稳用筷子夹起一条，放进嘴里细细地嚼。我相信在流萤眼里，连他稍微撇起的沾着肉汁的嘴角也是迷人的。
那是顿难忘的、热烈的晚餐。只有凯威挨着我喝闷酒。流萤已经不认识他了。流萤完全忘记了这个曾经让她难以释怀的小正太。他想去打招呼，又觉得很没面子。莱昂跟流萤倒是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我们听到他大声地给她解释凤眼拳如何如何，又站起来耸身习练一番，拳风几乎击到我脸上。“破产妹妹”也对他刮目相看起来，不停地问些关于叶问的逸事。莱昂就掉转身子对“破产妹妹”说，叶问去香港后就再没回去过，还经常去嫖妓，这些正史里都是只字不提的。流萤一看“破产妹妹”出手，马上又连珠炮般问了莱昂若干“沉桥”的手法。莱昂又调转身形去看流萤。
“他现在很开心，”凯威笑着说，“他没有白来。”
“我们该为他高兴。”
“这就是我们把他强拽到这儿的原因啊。有美女，有美酒，还有滚烫的涮羊肉。”
“他好像很喜欢她。一个男人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就会舒服点。”
“希望如此吧，”凯威努努嘴，“瞧，他们已经在互留手机号码了。”
那天晚上，我们闹腾到很晚，小红也喝多了，夹了一块又一块的肥油塞进红润的嘴巴；“破产妹妹”跟眼镜男孩一直在讨论《样样干》；莱昂跟流萤，留了号码后又切磋起拳法……
回到酒店时，莱昂洗了澡。我问他，你要出去吗？他瞥我一眼说，明天，我们还是坐火车回云落县吧。我问他，春天的时候你会邀请流萤到我们那儿看桃花吗？他又瞥我一眼说，如果你不坐火车，你自己去坐汽车好了……然后他戴上耳塞平躺在床铺上。他很高，他躺在床上也很高。我觉得他即便戴了耳塞，还是会失眠的。
第二天我们去坐火车。凯威开车送我们到了火车站。火车站很怪异，要走上百个台阶才能到候车室。由于是始发站，人很少。莱昂上了火车后，先戴上那双破手套，上面沾着的饭粒不晓得什么时候蹭掉了。后来他又窸窸窣窣地戴口罩。我说过，那个口罩很大，上面印着贝克汉姆的鼻子和嘴巴，看上去让莱昂像一个烧伤的病人。当他缓缓地从怀里掏出柔软的帽子箍在头上时，我合上眼睛假寐了会儿。我知道，一切都不会改变，一还是一，二还是二，三也不会生出万物……在火车的隆隆声中，我真的睡了过去。当我一个激灵醒过来时，我看到莱昂正坐在窗户旁边，拿手机录窗外的风景。火车正顶着弥漫起来的雪色飞奔。可除了雪，还有什么好看的。依然是平原那种司空见惯的破矮平房、灰秃秃的麦田和一晃即逝的肮脏羊群。我只是盯着莱昂的那顶黑色绒线帽，迷迷瞪瞪地想，莱昂终于坐上火车了。他的口罩委实很好看。
2013年3月4日于滦南
一个“沉默”的理想主义者
毫无疑问，跟云雷喝酒是件舒服自在的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不打“酒官司”。这样的人我也遇见过，除了天生具有好酒量，还须具备一种癫狂的气质——比如我们小镇上绰号“佐罗”的保险推销员。“佐罗”一入席就成了天然的主宰者，挨个打圈，每人一瓶百威啤酒，站着咕咚咕咚一气灌完，再得意地拍拍肚子说些叽里呱啦的祝酒词。云雷不是这样的人，你敬他酒他就喝，喝多喝少由你决定，从不驳人面子，也极少花哨的言语，脸上始终是那种憨厚的、略显羞涩的笑。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左岸文化网网友聚会上。那是次让人难忘的相聚。北京的夏天，空气里浮游着莫名其妙的热烈和甜美。那天坐了四五桌朋友。我看到云雷轮桌敬酒。后来我问他喝了多少？他笑着说快撑不住了，喝了一瓶半。喝了一瓶半牛栏山二锅头的云雷又跟我们去唱歌，他唱的《梅花三弄》。相对于他的酒量，他的歌声要逊色很多。
就慢慢熟起来了。间或去了北京，也愿意招呼他小聚。我本质上是个胆怯的人，跟仰慕的前辈或个性张扬的人相处，总会无端地紧张、不自在。但和云雷在一起就不这样。他身上天生散发着一种淡然的气场，面对面相坐，会让你觉得安然宁静，无须掩饰或卖弄，犹如一位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沉默寡言的兄长（其实他比我还小两岁）。尤其是上鲁迅文学院的那半年，因为学校离中国艺术研究院较近，我们一帮狐朋狗友常常唤他来喝酒，以致他和同事刘涛成了我们的“编外同学”。
在我记忆里，我们在酒场上只是单纯的吃吃喝喝，从没有正儿八经谈论过文学以及跟文学沾边的话题。这很好，我们都不是酸文假醋的人，我们跟那些从不读书、从不写作的人一样，有着粗糙的、真实的存在感。那是一种必要的、与生活达成某种妥协的仪式。我相信云雷也喜欢沉浸在这种市侩的仪式中。那些占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孤独、虚无、理想和虚幻的仙境，就交给单纯的夜晚吧。我知道我和他，和这个沉默的人，在文学、在艺术上有着太多通感。比如对贾樟柯的看法，云雷曾批判过他，说他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他只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而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我觉得云雷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有些作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们俯视下的世界，只是一个麻冷的、程式化的、没有温度的扁平世界；他们俯视下的人，缺乏那种生动的、立体的、狂躁的、狂欢式的，甚至是恶毒的喊叫和抗争。
还比如谈到“底层文学”时，云雷说，如果我们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简单地对立起来，我们就无法看到它们在反抗新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上的共同性。正是在对这两种文化和现实的反抗中，“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发展出了不同的精神、艺术追求的路向。我对“底层文学”这样的理论知之不多，不过，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云雷的目光是独到的、犀利的。曹文轩先生曾经说过，今天这个世界不缺解构主义者、不缺颓废主义者、不缺向一切泼污的虚无主义者，缺的是保守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云雷就是这样一个貌似沉默恬静，实则悲天悯人、旗帜鲜明、语出惊雷的理想主义者。
在众声喧哗的酒场上，我们不会谈这些。我们当然不会谈这些。
只有一次，我们喝多了去“鸡爪王”吃烧烤，我和他委实争论了一回。争辩的主题和某个人物有关。在对这个人的看法上，他毫无疑问是肯定的，而我是近乎决绝的否定。我记得我当时的声音庞大而急切。我是个没有理论素养的人，在这些复杂的是非问题上也缺乏精细的论证和数据，只是凭着天然的感知磕磕巴巴地跟他较劲。在我们争辩的过程中，他一直微笑。我知道我们肯定都说服不了对方，上了出租车后我们还在不停地说。下车时风大而硬，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张楚，下次我们再好好聊。他的声音浑厚温暖，让我心生歉疚。后来我偶然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提及回老家看到强制拆迁时，他作了这样的感慨：
我们那里的情况就像是没有英雄的《水浒传》。什么意思呢，就是《水浒》中的贪渎黑暗、欺压良民什么的都有，有高俅童贯，有董超薛霸，有买刀的牛二，但就是没有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阮氏兄弟这样的人物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当然是要改变的，但怎么改变，我们不能靠武松这样的个人英雄，还是要靠“五四”的精神，因为我们要反抗的不只是压迫者，而且也包括受害者对压迫者逻辑的认同。
我佩服他这种观点：那就是我们要反抗的也包括受害者对压迫者逻辑的认同。是的，在这个已然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那些在底层惨淡挣扎的孱弱者，正在默认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并把这种承受慢慢合理化。这是可怕的事。联想一下最近某歌星之子涉嫌轮奸事件，就会让人更加绝望无语。歌星聘请的律师团说，因其子是第一个与女生发生关系，所以不算轮奸。再看看各大主流媒体对此歌星不着痕迹的变相声援（某报甚至将嫌犯与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相提并论），除了让旁观者愤懑外，更让他们犹如身陷无底的暗黑之中。我的愤怒是支离破碎的，而云雷则能将胸腹内的愤怒化成理性的、有条理的文字，给那些读到文字的人一些慰藉和光亮，让他们知晓这个世界上，还有和他们一起等待黎明的人。我深信，在中国，云雷这样的知识分子多一些，中国会变得更好一些。
和云雷争辩后不久，我们又喝了一顿酒。那次是苏童老师来北京，云雷知道我是他的粉丝，特意叫我去会上一面。由于堵车，我晚到了将近半个小时，到饭店时，云雷正在门口等我。让我惊喜的是，在酒桌上还碰到了格非老师和其他几位前辈。在酒桌上苏童和格非两位故友互开玩笑。每当苏童招呼格非“刘勇”，格非就一脸严肃地说，童忠贵怎么怎么样。我们都大笑起来。这时云雷拍着我的肩膀说，张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好哥们。
他的手臂很有力，或许是有些微醺，他的目光何止是真诚，简直是炙热——他的大学师友们也说过，他眼睛虽不大，却目光明亮，一忽闪，柔和却又灼人。我看着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木讷、有些寡言、激动时还有些磕巴的理想主义者，廉价的伤感让我不知如何作答。后来，我重重地拍了拍他宽厚的、典型的山东人的肩膀，说：“那当然。”
2013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