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顺利抵达汉口，来到陈赓兄所在兵营。赓兄已按我之意愿让我在二连担任文书。来汉口，人生地又不熟，加上我无出过远门，承蒙陈兄关照；又，陈兄多年未见葵妹，又闻身体不佳，陈兄对妹挂念至极。入伍前，我已把咱商定了的“谭政”大名填报连上。从此，我的名字将改为“谭政”，不再叫那个封建主义的“谭世名”。好不？入伍之后，操练繁忙，唯军事生活尚未习惯。但特务营与其他不一般，这里书报刊物齐全，有《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等。这些从来没见过的书刊，我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咽阅读。走后，仍挂念弱体多病，望不过分劳累，注意保健！
兄谭政启
就在谭政发出家信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于是，谭政非常理智地与家人中断了联系。父亲谭润区与母亲挂念长子，忧心如焚。秋葵更挂念丈夫，回娘家打听，连赓哥也杳无音信。
不久，秋葵病倒了，一病不起。临去世前，她还一直默默呼唤丈夫的名字。家中发生的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谭政并不晓得。
后来，谭政参加了秋收起义，并成为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毛泽东与陈赓的父亲陈绍纯也熟，有一天与谭政谈到他的岳父陈绍纯，说他是个对社会、对革命有贡献的人。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时也到过湘乡。陈绍纯和毛泽东谈得很痛快，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他对毛泽东说：我把大儿子陈赓放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搞革命了，这不，女婿谭世名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可惜女儿、女婿这次离别竟成永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双方交流干部，红一师撤销编制，原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完成长征战略任务。这时，毛泽东又决定重建红一师，特意点将陈赓任师长，谭政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有意让两位童年挚友、革命伙伴搭档，重温亲情、友情、乡情。这是谭陈两位姻兄弟第一次正式搭档，也是唯一一次搭档，毛泽东称之为“珠联璧合”，堪称军史佳话。其间，谭政从陈赓处得知陈秋葵已经病逝，哀痛不已。经陈赓劝慰，谭政后和王长德结婚。
在湘军中认识了彭德怀
再说庶康离家到湘兵招募处，报上了名，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陈赓。赓者，继续也。
这个名字载入史册，也成了荣耀与不断进取的符号。
但当兵的日子是难熬的，伴随着新生活的是一套宽大的湘军服，一顶皱皱巴巴的军帽，一杆冷冰冰的德国造套筒步枪。最初陈赓是候补兵，一月三块铜钱。三个月后，考升二等兵，有五块五角军饷。每天都是踏步、肩枪、齐步走，上饭堂的时候也高喊着：“三国战将勇，当数赵子龙。一二三……四！”独自走向生活的陌生感和新奇感，使他还来不及咀嚼糙米饭的霉味儿和睡稻草铺的湿寒。他经常跑着上岗，抢着出勤务……巴望能早些升为军官，好去带兵打仗，建立奇勋。三个月的操练结束了，他头一次给家里写信，安慰父母。同时还给弟弟和几个小乡邻写了信，鼓动他们也来当兵。晚上，他躺在返潮的稻草铺上，拥着军被，从破墙的隙缝里，望着天空的星星。军营生活的兴奋和紧张使他辗转难眠。他多么盼望早点上战场啊。爷爷的身影出现了，强烈的功名心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碰撞，撞出许多五彩花环的梦。被子又湿又冷，人世又湿又冷。陈赓幻想的世界刚刚落下帷幕，合上眼准备入睡，有人开始掀他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头，叫喊着：“上岗了！上岗！”
不久，陈赓上了战场。他们的对手是北洋军。
子弹在身旁啸叫，空气里充满着看不见的追逐、呐喊、砍杀、嘶鸣。陈赓夹在冲锋的人群里，像老兵一样地喊叫着，冲杀着。慢慢地，耳朵什么也听不见，腿不由自主地往前迈，完全成了上足弦的机械。
天亮时，北洋军撤退了。两军混战的地方，成了一座集体坟墓。陈赓被连长叫去抬担架。他踉踉跄跄地抬起一个排长。排长的腿是自己用枪打伤的。他躺在担架上，举起一只手，喊叫着：“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啊！”他去拖另一个死人时，吓得心口怦怦跳：那是个用别人的血把脸抹得红红的活人……
他有些失望：这就是打仗吗？他们又为什么装死呢？
陈赓所在的部队退到湖南郴州，休整待命。
腐败的军阀部队，各级军官编造各种名义和借口，经常克扣士兵的饷钱，甚至长期不发军饷。尤其是这两年，当兵的每月只能得到五角零用钱，每天供给四钱油。加上部队经常长途行军作战，风餐露宿，营养不良，兵员体质日益下降，疾病流行。陈赓也染上疥疮。
“能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老兵再一次问连长，“你看他疼得要命，只是硬撑着才没有喊出声。还是派人把他送医院吧。”
“他断不了气。不就是几个烂疮嘛，洗个热水澡就好了！”连长嘴一撇，走了。
“陈赓，你们家来人啦！”站岗的士兵隔着窗户喊。
来的是叔叔陈碧纯。
“庶康，你瘦得皮包骨啦！”叔叔被陈赓瘦骨嶙峋、遍体鳞伤的样子吓得面如土色，“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陈赓挣扎着起来，他被疥疮和痢疾拖垮了，没完没了地在厕所里受着罪，虚弱得风一吹就倒。他将身子靠在墙壁上，望着叔叔，眼睛一热，喊了声“叔叔！”
“我弟弟他们好吗？”陈赓急切地问。
“唉，别提了！”叔叔两手拍打着膝盖，深深地闭上眼睛，摇头叹息，“你走之后，你四弟亦悟也跑出来当了兵，你三弟尊三死了……”
“庶康，”叔叔进一步劝说道，“你爹说了，只要你回去，婚姻之事由你做主，上次那家我们已经赔了礼……”
陈赓叹了口气。有多少个夜晚，他痛苦不堪，难以安眠。他出来是为了什么？他多少次默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抗拒着种种诱惑。难道所有的宏愿就此付之一炬？
“庶康，你说话呀？”陈碧纯惴惴不安地催问着。
“叔叔，再让我当两年兵试试，不行，我就……”
“我看你等不到两年，小命就完了。趁你还有口气，跟叔叔回去吧。”陈碧纯撩起袍子，打算替庶康收拾东西，“长官那里你不用怕，我去说，反正你也打不了仗。他们要钱，咱们给，卖房卖地也要把你赎回来！”
“叔叔！”陈赓支起身来，虚弱的病体散发着一股血腥味，他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么一句话，“兵我可以不当，可我决不回去！”
一句话把叔叔惹火了。
“庶康，你怎么这么犟？你爹给你娶门亲是为你好，你还记恨他一辈子！”
“我不是记恨我爹，”陈赓解释着，“我就想在外面闯荡，成不了英雄豪杰，活也是白活！”
“好好，你有本事你去闯吧，反正叔叔管不了你！”
陈碧纯气呼呼地从房间里出来。他知道陈赓脾气天生倔犟，一年多的兵营生活把他磨炼得更加倔犟了，责怪也没有用。他又走回来，把一个老兵叫出来，交给他十块大洋，嘱咐着：“老弟，庶康就拜托你啦，麻烦你给他抓些草药，买些吃食。等他病好了，你劝劝他，还是回家去……”
在老兵的帮助下，陈赓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但是当官的经常克扣军饷，使得士兵们度日如年，有时不得不去野地里捡点东西回来吃。
“石穿！”有一天，陈赓碰到一营一连连长彭德怀带兵出来捡红薯，高兴地喊起他的雅号。
彭德怀认真地翻土，找到一点红薯片就小心地放进袋子里，他问陈赓：“你怎不去考长沙军官讲武堂？”
“嘿！”陈赓指指领子上的士兵符号，丧气地说，“卡脖子啦！”
“你都当了四年兵，怎还不升军官？你们那个‘西红柿’连长只会吃喝嫖赌，不干正事！”
“我跟他闹僵了。他造的饷册子净死人的名字，已经11个月没发银饷了。”
“那家伙是个喝兵血的虫子，你们应该起来闹饷！”
“你上次是怎么闹成功的？”
“你们连长平时最怕谁？”彭德怀反问道。
“团长曾君聘。上次操练，当众克了他一顿。”陈赓不等彭德怀回答，已经悟到了窍门，“你是说拿团长吓他……”
“对！”彭德怀顺着翻过的垄沟，朝前走了一段路，避开众人，跟陈赓小声说，“我已经在连里组织了救贫会，哪个家伙敢欺侮士兵，我就……”彭德怀举起手中的铁锨，朝一块土疙瘩铲去，土块立即碎成两半。
分手时，彭德怀拍拍陈赓的肩膀：“你别怕，闹不成你就到我这里来。”
回到连里，几个湘乡士兵又聚集在一起了。他们把连长的罪恶仔仔细细列了有十几条，然后定了个闹饷的日子，闹了起来。
“陈赓，你煽动士兵闹事，当心军法处置！”连长冲着陈赓大喊，“把他给我绑起来！送军法处！”
“连长，你不用绑我，”陈赓像个好斗的公鸡，红着脸说，“曾团长说他今天要来，你把我交给他处置吧！”说着把手背在背后等候有人来绑。同时，他还转过身去，放了一个屁。
退却的士兵被陈赓一逗，又来了积极性，七嘴八舌地叫嚷走来。
连长张大了嘴，站在那儿，毫无办法，口气变得温和了：“我也不想和弟兄们搞僵，这个月的饷钱，由我本人发放，每人五块！”
极易打发的士兵摸到铮铮作响的五块银洋，便沉醉在幸福的兴奋中。闹饷的第二天晚上，当陈赓准备睡觉的时候，团部一个同乡跑来找他，悄声对他说：
“连长要报复你了！”
“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大不了上别的连去干。”
“上哪？”
“到一营，彭德怀连里……”
“你疯啦！”同乡神色慌乱，一胳膊把陈赓按到铺上，而后压低声音说，“你还不知道？彭连长组织的救贫会，杀了一个姓欧的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是赵恒惕手下一个少将参议的哥哥，事情被告发了，彭连长已经潜逃。连我们曾团长也快吃不了兜着走啦……”
陈赓好容易才找到去团部出公差的机会，他想要求曾君聘团长把他调到别的连。
“你不知道，我已经辞职不干了。”曾君聘告诉他。
“团长，”陈赓央求着，“你带我走吧！”
“你这是胡闹！”曾君聘咆哮着，一拳打在那张临时当茶几的方凳上，茶杯震得咣咣乱响，“你知道吗，私自带兵走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我不管，反正你不带我走，我就不起来！”
曾君聘把烟斗从嘴里取下来，任凭那一缕缕芳馨的烟在鼻子旁边袅袅飘忽。他忽然转过脸，拈着胡子，咯咯大笑起来：
“你这个滑头鬼！起来吧。他妈的，反正我已脱离军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你就跟我到长沙吧。凭我局长的身份，还不能给你谋个办事员干干？少说每月薪水也得50块大洋，比你当湘兵强十倍！”
陈赓心头的重石陡然落地了，再也无心听他后面说了些什么。他兴奋地爬起来，揉揉跪酸的膝盖，一瘸一拐地扶住椅背坐下。突然降临的欢乐使他的脸颊又恢复了昔日的红晕。现在他无所畏惧了，生活在他面前又变得绚丽多彩。
结识毛泽东
1921年秋天，陈赓随曾君聘来到长沙，脱下湘军服，穿上铁路制服，在铁路局当了办事员。有时在站台上打打旗，有时在局里做些报表统计，每月60元薪水，等于湘军一等兵军饷的10倍，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相当阔气的差事。
当时长沙车站并不大。每当火车进站，有的人跨上栅栏墙，有的爬上窗台，还有不少人爬上车站两侧的耳房，真是拥挤不堪。人人都想挤到前面去，有的挤得尖叫，有的哼哼喘气，有的轻声埋怨，有的互相吵骂。开始的一些天，陈赓睡得很少，又睡不好，整天东奔西跑，忙得不可开交。他那一向清脆响亮的声音，变得有点喑哑，瓮声瓮气，好像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可再忙，一下班，他就到夜校读书。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月末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怀着崇高的希望，迈着坚毅的步伐，登上了停泊在湖南长沙码头的一艘轮船，从长沙动身，途经武汉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先后回到湖南，着手建立湖南的党组织。同年10月，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毛泽东等人在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同时，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随后，自修大学还附设了补习学校，吸收文化程度较低的进步青年入学。
贡院东街新开了一家文化书社，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晨报小说》等书籍和《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等杂志，有时还有些《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陈赓每到周末，就去书社转转，看有什么新到的书。
这天，他买了一本新出的《向导》，刚付了钱，就听到耳边有人轻轻建议：“买两份《通俗报》吧！”
陈赓转过脸一看，说话的人四五十岁，留着八字胡，头发不多，戴着一副圆边眼镜，穿着长衫，猛一看，完全是个秀才模样。陈赓觉得这人眼熟，只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陈赓连忙答话：“我买过几期《通俗报》，可惜都是些政府文告，还有些文章在别处也见过，恐怕是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来的，我不买了。”
那人含笑地点点头，说：“看来你很有见解。你说的《通俗报》是老的，现在已经改版，你再读的时候会感到新鲜、痛快。”
陈赓接过报纸，看了一下栏目，便发现那人说的果然不假，不但报纸内容变了，连版式也新颖吸引人。他欣喜地付了钱，买下两份。陈赓刚要出门，突然想起什么，又回过头来问：“先生莫不是毛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