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乐观主义者在袁世凯死后再度产生了类似“无害民主”的想法。原本被解散且被袁世凯极为蔑视的国会也再度建立起来。然而，重新推行国会制度的结果告诉我们，哪怕袁世凯会在其他事情上犯下莫大的过错，但他对议会民主制的评论却没有多大偏差。
中国国会第一次召开时就明确显示出同政治发展不匹配的情况。1912年，人们极度希望通过国会展现出他们可以自我管理的能力。在1913年，一个拥有敏锐观察力的法国神父对中国的政治情况做了一个精确的概括：“北京国会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暗杀与阴谋。”
议会民主制在之后的两年中接连两次陷入非常危险的时期。其中一次就是已经失败的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计谋，另一次危机也是复辟事件。1916年，袁世凯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帝国，1917年，张勋却试图让已沉睡的清朝复苏。国会制度因这两次的复辟行动只坚持到了1924年底就关闭了。直到1934年，国会都未能恢复。正如前文所说，中国无论是在清政府时期还是现在，都与共和没有多少关系。
前文讲到的那个法国神父并非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相反他严重斥责袁世凯的行为。不过，他认为与当时所建立的国会制度相比，一直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利益。他曾说：“袁世凯曾让国家免于国会的束缚，可见他能够让中国免于毁灭。”
袁世凯时期过去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公开评论共和政体的失败，至多也不过在私下里谈论。其实，共和政体失败和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很大关系。这些人中受过教育的人大约占十分之一，剩下的全是麻木而无知的人，想要他们同知识分子一样热衷政治，简直是天方夜谭。格雷厄姆·华莱斯曾估计，在英国任何一个地区，真正关心政治的人最多只占所有选民的十分之一。英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更无法对中国抱有更大的希望了。假设，在那些接受过教育的人当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热衷于政治，也许比例有些夸大，即使如此，也只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对政治关心。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在任何一种国会制度下，其政治权力都被职业政治家所掌控。在这些政治家中，只有少数人能为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中国的家族制也是共和失败的另一因素。家族制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人们会被这种制度束缚，在国家和家族利益之间，会首选家族利益。在封建王朝，人们却要依照皇帝的意愿做事，因为儒教伦理的基石便是忠君。像陈独秀这样的人都认为，儒教与共和政体势不两立，只要继续尊崇儒家教义，就总会有人企图复辟帝制。
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勇气公开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也有少数人小心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就有在英国深造过的作家陈士光。他曾在191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现代中国》的著作，这是一本对政治研究很有价值的书籍。他曾表示：“我并不喜欢满族人，也不赞同君主制。然而，我时常思考，倘若中国不能平安顺利地向民国政府过渡，那么保留清朝皇帝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推行君主立宪制是否会让中国的情况更乐观些呢？”
通过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观察，陈先生发现君主制并非意味统治的专制性。可惜，很多满怀热情的革命人士一直未能发现这一点。那些一直留在国内，或者是对西方各国的认知仅限于美国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他们还没有掌握转化书本和现实之间的能力，也缺乏将政治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的机会。他们只是单纯认为“共和”同“君主”只有单一的一种形式，完全不清楚其中的复杂结构。他们自己主观推测出的危险趋势让他们对政治的判断力消失殆尽。
1915年，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感叹民国已经出现而且将要被极大地削弱。确实，民国自成立之初已经走过近四个春秋，人民却没有得到革命时所说的“自由”。虽然孙中山相信，处在君主制下的人民是热爱自由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假如我们不喜欢美国或者法国的议会制度，至少我们应该对德国、日本以及英国那样的制度有所期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西方各国只有美国和法国是“共和”国家，而其他则被列为“君主”国家，人民都认为前者享有更多的自由。
可惜，这名作者没有看到美国的另一作者也在同一个月发表的文章：“在美国，自由与公正意味着政府的主权在人民的手里，这并非事实。我们因为民主而有一万个主人，这些主人的尊贵程度远胜欧洲唯一的君王。英国名义上是君主制，但是美国人可以看到伦敦的家族制度和惯例审判要远多于纽约或者芝加哥。”
中国帝制时期，人民的自由程度很高，而且政府的管理很得当。甚至在王朝衰败时期，人民的生活也远好于混乱的民国“共和”时期。倘若中国人也有她的“一万个主人”，那么，至少有大多数会比贪婪的君主更加浪费人民的生活和财产。
1911年，武昌爆发起义，黎元洪被迫成为了革命党军的领导人。袁世凯统治时期，黎元洪迫于形势出任副总统。其实他当时的处境并不比一个国事犯更好。倘若袁世凯没有严加看管他，黎元洪很可能加入反抗袁世凯的阵营。之后，他继袁世凯成为了总统。可惜，黎元洪根本无法担当治理国家的责任。和大部分人相同，他完全不明白有关西方议会民主制的知识，对民主缺乏热情，也缺少那种干大事业的激情。
他没有阻止那些指向他以及另外一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接连不断的阴谋诡计的能力。而且，对于秩序混乱的问题他也无法解决。
当时北京比较平静，于是人们的目光被战略重地徐州所吸引。张勋以及他的军队驻守在徐州并且控制着津浦铁路线，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对北方影响巨大。
张勋忠于朝廷和袁世凯。自袁世凯彻底垮台后，他对清政府的忠心日益深厚。对于如何解决目前动荡的局势，张勋直截了当地向外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张勋认为保留清朝留辫子的特征是自己忠于朝廷的一个证明，因此他坚持留发辫并被他人讽刺为“辫帅”。张勋的军队也因为必须留发辫而被人称为“辫子军”，不过他们似乎对这个称呼不以为然。
1916年底到1917年初，张勋召集了一系列政治会议。这些会议比较神秘，出席的人除了张勋的友人和他的追随者，还有来自华中和华北各地区的半独立的领导者或者这些领导者的代表。会议内容不为外人所知，相关刊物的报道也只是猜想。但我们可以确定，张勋得到了参加者的承诺，他们会支持清朝的复辟运动并给予配合。
黎元洪并非不知道张勋的政治倾向。即使对张勋不甚了解，也能想到假如张勋控制了北京城，他会有什么样的行动。黎元洪在徐州会议结束后便邀请张勋来北京访问，以此调解各政治势力间的关系。
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也在这些政治势力当中，这些人一直反对张勋。而且，国民党还在广州设立了敌对政府。但黎元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是否成为协约国的同盟者，并与德国开战。孙中山以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人士反对的呼声非常高，虽然他们流露出对战胜国应得的好处的期望。但是，中国的政治分歧不单是南北双方的对立，中部和北方的其他政治势力似乎也无法共存。曾因袁世凯而关闭的国会在黎元洪的授意下再度召开，但黎元洪并没有相关经验，因此国会经常出现脱离控制的局面。之后，黎元洪只好向张勋请求援助。
张勋对自己的军队实力十分自信，毫不怀疑那些参加徐州会议并对他复辟行动给予承诺的人，这是他最大的失误。张勋的精锐部队在徐州驻守，而随他进京的军队战斗力很弱，这让他没有能力掌控全局。
1917年6月，身为“调停人”的张勋进入北京，并且向黎元洪提出要求，解散毫无作用的国会。毫无实权又优柔寡断的黎元洪听从了张勋的意见。康有为以及其他忠于朝廷的人接到张勋的密令到北京集合。一到两周内，这些人都来到了北京并且爆发出了他们一直压抑的激情，这些人接连宣布了很多有关恢复帝制的诏谕（起草人员是康有为以及曾担任过清政府外交人员的梁敦彦）。于是，宣统皇帝在7月初重掌政权。
其实，宣统皇帝一直握有皇权，不应该将这次行动称为宣统复辟。“优待条件”规定皇帝放弃的只是政权而非其尊号和尊严。张勋以及其他忠于朝廷的人都觉得皇帝在1912年颁布的退位诏书必须废除。在他们心中，皇帝退位是为了让中国免于战乱，并顺从民意建立国家共和政体。废除诏书就代表共和政体被废除而君主制恢复。一直有名无实的小皇帝现在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