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我的住处，并和我一同乘车来到了神武门前。我们被士兵拦了下来，我给士兵出示了我的中文名片，并告诉他我有权入宫。士兵拿着我的名片去请示自己的长官之后，亲王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道：“如果你可以进去的话，就对他们说我是你的随从。”
那时，亲王正经受着两种情感的折磨。如果现在他冒险进入紫禁城，等待他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但出于对皇帝的忠诚，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救护皇帝。如果不是深陷窘境，这位出身高贵的亲王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的身份，他的骄傲，因为今天的局势一落千丈。带着这种复杂的思想，我和载涛亲王不安地等待着士兵的回复，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得进入紫禁城。
我们只好开车离去，在车中载涛含着泪水问我该怎么办，我唯一能说的，就是选择去使馆区请求大使们设法保护皇帝。
车子直接开到了荷兰大使馆，我们找到了欧登科先生，他是荷兰大使，也是外国使团的首席大使。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了英国大公使麻克类爵士，我和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有紧急情况，希望他和我们一起去见荷兰大使，他点头答应了，过了几分钟后，我们四个人便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讨论起来。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关于军队占领紫禁城，英国和荷兰公使竟没有听到任何的风声。我们把所有的零散的消息都告诉了他们，并且讨论了一系列措施，最后决定由两位大使在当天下午去拜访新任的外交总长王正廷博士，如果有必要，就提出抗议，使皇帝不受人身侵犯。
此时，北京的贵族们出现了一片恐慌，关于紫禁城发生大屠杀的谣言，比如皇帝和皇后还有两位太妃都被处死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的耳中。当然最让他们害怕的是所有满洲贵族都会被处死的谣言。恐慌不断加剧，让几十位王公贵族都来到了使馆区，在德国领事馆卫队找了些空房间，我也去了那里探望他们，尽力地安抚着他们。我还没有离开使馆，就得知了皇帝还活着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王公贵族或多或少不那么恐慌了，不过皇帝在下午被赶出了紫禁城，被送往了城北的醇亲王府邸，他成为了政治囚犯而被囚禁在那里。皇家护卫队被缴械，内务府也不再运作。
应我的请求去找王正廷博士商谈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的大使带回了好消息，这个消息是他们和王正廷博士经过激烈的正面针锋相对的辩论之后得到的好结果。王正廷承诺说皇帝不会出现任何的危险，也不会受到任何的虐待，更没有人会限制他的自由。当然，这是皇帝第一次成为自由人，可是作为政治囚犯，他依旧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另外，王正廷还说道，内阁顺应民心，希望和皇帝达成协议，包括皇帝放弃现有头衔，废除内务府和朝廷，使用民国普通公民的身份。那些人早在11月5日就已经将协议放在了皇帝的面前，让他接受。
王正廷博士就是这样解释那天上午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对所有的事情做出解释，我也只是听了一个大概。不过他说的话基本上是可以信任的，除了“顺应民心”之类的胡话。大使在确定皇帝没有生命危险之后，也对结果非常满意。
听了荷兰大使的话之后，我内心的担忧或多或少也释怀了一些，随后我沿着五公里的街道慢慢地向醇亲王府邸走去，当然我不确定我能否进去。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不过冯玉祥的士兵却还在紧闭的王府门前巡逻，庆幸的是在我将名片递给一名巡逻的士兵之后，我被允许进入王府中。走进王府，仆人们很快就认出了我，并告诉我皇帝正等着我。
在很多满洲贵族还有内务府官员的陪同下，皇帝一直都在大客厅里等我并在那里接见了我。在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表现非常冷静，醇亲王反而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着。载涛已经将我们上午在荷兰使馆的事情说过了，他们现在想听到的是我和王正廷会见的情况，所有人都安静地听我讲，除了醇亲王。有时，他还会突然地走到我面前，莫名其妙地跟我说一些话，意思大多都是“请皇上不要惊慌”。好几次这样之后，我不免有些生气地对他说：“陛下现在就站在我身边，你可以直接和他说！”他当时心烦意乱，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话，还有言语中的冒失。
后来，皇帝将我带到他的房间谈话，谈话的时候他显得很镇定，说到大厅里的急躁气氛他觉得既可笑又轻蔑。他简单地说了一下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具体事情则是我从内务府官员那里得到的。大约早上九点，冯玉祥的参谋鹿钟麟带队冲进神武门，并赶走了皇家护卫，他们安排荷枪实弹的守卫守住了门口，不准任何人进出。随后，在几位被逼迫的护卫军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内务府，要求见到“溥仪先生”，最后得知皇帝在皇后宫里的时候，他们则是命令“溥仪先生”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位太妃在三个小时之内必须离开紫禁城，晚一分钟都是后果自负。
接着他们让绍英将一份文件转交给“溥仪先生”，他们还要求皇帝原封不动地接受那一份文件，并声称那是对“优待条件”的修正，这份文件的第一条款就好像是皇帝自己提出来的那样。后来，我得到了这份文件的副本：
修正清室优待条例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例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文件的日期是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即1924年11月5日，签名是鹿钟麟，还有北京督军兼市长王芝祥和警察总长张璧。他们和黄郛都是一伙的，控制了首都，自称他们的集团代表中华民国政府。
绍英看到这份文件之后，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烦恼远比皇帝要多得多。就算是这样，他或者内务府都没有胆量也不会愚蠢到公然反抗这些有准备和动武实力的人。
皇帝只能按照修正的“优待条件”选择出宫，他只带走了一两名仆人能够带走的东西，在御花园他还被告知他现在是民国的自由公民，可却没有自由公民选择自己住所的权利。后来，当汽车从皇城通往外面的北门的一个旁门开出的时候，皇帝立即明白了，他和百姓已经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他的人身自由还有某些令人无奈的限制。
其实皇帝并不想去父亲的府邸，而是想去离那里五公里左右的外国使馆区，当然他不会被允许去那里。就在一个小时后，他也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一名政治囚犯。他想印证这个事实，于是就说自己想到城里走一走，命令他们备好车，但指挥这支部队的长官就说“溥仪先生只能待在家里”。醇亲王王府宽大而杂乱，但是每个出口都有冯玉祥的部队把守。
听完皇帝的讲述，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问皇帝是否希望我留下来陪他。一开始他是希望的，不过随后他思考了之后还是希望我继续和使馆区保持联系。分手前他和我说，他明天早上等我过来，并让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外国人。我离开王府的时候，并没有去向醇亲王告别。出门时，我的车还被警卫军官搜查了一遍，他们担心我会把皇帝藏在毛毯下带出去。
离开醇亲王府，我去使馆区和大使们说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并打听了一些消息。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家里，心里又焦急又沮丧。或许，内务府被推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皇帝从宫廷解脱出来也值得庆贺，当然这一切都应该是在出于皇帝意愿而且经过我们的计划还有共同努力之下实现的，我才会真正感到欣慰。现在我除了感到遗憾和不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感觉。就现在这种事情的处理方式，不管是对中国和中国政府，还是对那些篡夺政权的政客们，或者是那些没有责任的军人们都是有损名声的。
我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皇宫的制度、皇帝的头衔还有其他特权的废除，都在他们野蛮的武力强迫之下得以实现。或许他们不会知道也不会相信，皇帝其实是打算放弃这些特权的，这是他的自愿行为，全国人民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不过，现在这个特权的废除却是在“内阁”的执行下完成的，这些成员对这个少年充满了敌意。曾经，这个少年是他们的君王，他也是那样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甚至不会臣服于任何人。只是可惜没有人会相信他，甚至感激他的无私爱国之心。
更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在确定皇帝是否会威胁国家稳定之前，我很难说冯玉祥及其同伙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北京和一些地区的人还认为，只要前皇帝还活着，中国的政局就不会安定下来，这一点冯玉祥或许也想到了。王正廷博士说“溥仪先生”是自由公民，但是我知道他说的并不是事实，这一点从第二天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其实前皇室接受的修正条款，实质上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条款中并没有保证民国政府会忠实地去遵守这一份条款。就算我对制定条款的人有些误会，但是未来的议会是否会接受这个稍纵即逝的“内阁”制定的单方面的协议也是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个条款，始终认为这个条款不过是在迷惑中外人士，让他们相信皇帝还享受着公正且宽厚的待遇，后面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我并没有冤枉那些人。我一直都不相信他们真有忠诚和诚意。
皇宫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不禁又想起了颐和园还有我曾希望在那里建筑起来的小世界。那个世界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和宁静的。而且，皇帝在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快乐健康的生活。不过，这个小世界最终如同海市蜃楼一样破灭了，颐和园已经不是我梦中的颐和园。对于那里，我只是一个突然闯进又突然离开的路人，或许“老佛爷”的灵魂回到了那里，她在那里求神拜佛，也不会喜欢一个管闲事的“洋鬼子”去烦她。如果她的灵魂看到了自己之前的行为，或许会知道自己给某个人建筑了一个囚房，而且只属于他。
就在几十个小时之前，我向另一位皇帝说了晚安，这位皇帝是否从那时起就注定要过着尽是折磨的生活？前皇帝就是如此，一想到这样可怕的可能性，我甚至希望冯玉祥能够快速地对这里进行最后一击。
这就是在11月5日的中国的紫禁城发生的故事，我在这座皇城已看到清廷13年的黄昏终于进入了黑夜。英国的学生或许不会记住这个日子，不过未来的中国学生都应该记住这个日子，把它作为蒙受耻辱、值得追悔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