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开始做记者，就是传播，写书编书虽然略有不同，但也是传播的一种。传播是有受众的，自己的作品有影响还是很有满足感的，就像报道写出来有人看。人的本能是生存，但人作为社会动物，还是有更高的追求，所以这是一种要求。我在牢里和朱正就一直在讨论，探讨中国要往何处去，再一个，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我们都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走向世界”，因此也有了这套丛书。
编书志在必得
“文化广场”：您当时做《周作人散文全集》和《走向世界丛书》，您是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情，还是以不无忐忑、试试看的心态来做的？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就是本着一定要做出来的心态，因为里面没有反动的内容，也没有宣扬色情暴力。有人说周作人是汉奸，但我认为，周作人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名利和日本人合作，当然我承认他的有些做法是有问题的，但他对文学的观念到现在都是很先进的。
“文化广场”：另一位老出版家沈昌文，他带出了很多出版人，但您好像更擅长单兵作战，你们二人的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别。
钟叔河：我们两个很大的不同是，他比我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这个人没有这个能力。跟我平等相交的人，有人讲我好也有人讲我坏，在我之下跟我做事的还基本上讲我好，管我的人就很少讲我好了。我有一点，我认为是我失败的一点，曾国藩说过人的一生要有战略也要有策略，我是个不算蠢的人，但我不愿意在人际关系上用脑子。
传记与自传
“文化广场”：《走向世界丛书》当年只出了三十六种，听说剩下的六十四种最近打算出版，现况如何？
钟叔河：现在在做了，岳麓书社已经搞了二三十种了。
“文化广场”：您现在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钟叔河：现在第一件事是《走向世界丛书》里有一两种是我自己愿意弄的，就是张德彝的最后两种，因为前面的都是目录，关于张德彝的小书，因为每篇都有一万多字的前言，八篇就是一本小书了。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没有什么观念和见解，文采不出众，但他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和生活，大量的纪实，记录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文章是用文言文做的，我做些标点分段等具体的编辑工作。
梁由之正在写我的传记。也想过写本自传，我写自己和别人写我的角度肯定不同。我写过很多文章都是自述，放在一起就是自传了。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深圳商报》）
访钟叔河先生
卫洪平
我有幸两次在长沙“念楼钟寓”拜访过钟叔河先生。
第一次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钟先生没有任何客套，平和地把我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宽大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台球案子，想来是老人平时编书、写书累了，便打上几杆，舒活筋骨吧。地板是锃亮的黑色大理石，墙上挂着沈从文、黄永玉的字。
紧靠沙发是一个躺椅，老人就靠在躺椅上，用极富韵味的湘音跟我聊起来。此前我已读过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出版的《走向世界》，深深折服于钟先生的思想和文采。书中收集的是他为《走向世界丛书》里每一部书写的叙论，他给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钟书先生“主动”给此书作序，称首次在《读书》杂志看见这些文章，“就感到惊喜”；又说，“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钟先生早年饱历苦难，一双眼睛却依然那样清澈、纯净。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钟先生腹笥之广和惊人的记忆力让我叹服。临走时钟先生引我到“念楼北屋”，指着满书架他的著作，问我要哪几种。我选了《念楼集》和《书前书后》。老人坐在书桌前签名，又找了一个信袋，把书装进去递给我。几天后我就把《念楼集》读完了，特别喜欢书中那些浇胸中块垒、“多言外意”的钟氏风格的文字。我给钟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回信，我从回信里真切感受到钟先生虚怀、求是、谨严不苟的风范。
八年后，即二〇一一年三月，我第二次去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枫林宾馆。我有个愚见，人跟书一样，有的人似中外古今的名著名篇，滋味绵长，常读常新。在我眼里钟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于是下榻后来不及盥洗，就跟钟先生电话约好，公事结束后去念楼拜访。电话里钟先生的声音中气十足，语音清晰，全然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
那天是个周末，出租车在橘子洲大桥遇堵。接连两天都在下雨，现在雨停了，天还是灰暗阴沉。从车窗看出去，橘子洲、长沙城笼罩在蒙蒙云雾之中。下午五点钟才来到营盘东路三十八号那座高层住宅楼下。物业很好，楼道、电梯洁净如洗。上到二十层，出电梯左拐，迎面看见防盗门上铸铜的“念楼钟寓”。保姆小谢应着铃声跑过来开门，钟先生已站在门厅了。
与八年前相比，钟先生脸上多了几颗老人斑。钟夫人已经去世，我感到念楼里不免有些孤清。客厅靠窗多了一张书桌，上面摆着正在校阅的书稿。那张台球案子依然摆在客厅中央。
落座后，钟先生顺手拿过一张校样给我看，是胡适手书的长卷，一边说：“这是前些年出过的一本书，现在要重印。”又递过一册已出版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说：“原来印得不好。本来是长卷，印的时候分开了，这次重印就印成长卷。”
我俯身看胡适那个手书的长卷，见上面密密麻麻、但又是整整齐齐地，用红笔标明校正的字、标点和各种符号。这是钟先生一贯的风格。
书桌上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牛皮纸信封。钟先生告诉我，这是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亲笔信，说着取出信来，指给我看那一笔不颤不抖、不歪不斜、娟秀清丽的小字。钟先生还念出声来，对一些内容作着注解。征得钟先生同意，我用相机把信封正面拍下来，留作纪念。
钟先生念完信，重新折好装进信封。他似乎想起什么，站起来，一边走向客厅靠墙的书柜，一边说：“我要送给你和你哥哥卫建民一套书。”书拿来了，是两套，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一套装在硬纸盒子里，一套没装盒子，码得整整齐齐。原来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新版的《念楼学短》，五个分册依次为《逝者如斯》《桃李不言》《月下》《之乎者也》《勿相忘》。书的体例和版式与前些年出版的《学其短》《念楼学短》一样。钟先生扭过身伏在靠窗的书桌上，给两套书分别签了名。
我因为过几天就要调往大同工作，便请钟先生赐教。钟先生随手拿过一张白纸，稍加思索，写道：“为政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又在一旁注明，“这是知堂最喜欢引用的一句古人言”。
钟先生吩咐小谢多蒸米饭，留我吃了晚饭。我在返回枫林宾馆的车上端详着《念楼学短》，这套书真是漂亮。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每本书的厚度几乎完全一样。回到宾馆逐册查验，果然除第五分册《勿相忘》是二百一十一个页码外，其余四个分册全都是二百一十三个页码。全书共计五百三十篇。这是多么考究、清爽、益智的一套书啊！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原日报》）
更能消几番风雨
王平
近些年来，去念楼拜访或采访钟叔河先生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念楼”的人于是也多了。这未必是钟先生本人喜欢的事，因为他并不是个爱热闹的人。不过，倘若碰上几个谈得来的，钟先生的话匣子还是容易打开。他尤其愿意与年轻的、有些见识的读书人交谈。有一回，《晨报周刊》的小袁带香港凤凰卫视的梁文道来拜访钟先生，我也去了。梁君是我喜欢的年轻学人，口才文章俱佳。出了好几本书，在当下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影响。梁文道由衷地对钟先生说，《走向世界丛书》是对他有启蒙作用的一套书。钟先生很高兴。那一次，大家相谈甚欢。
“念楼”乍一听恐怕有人不太明白来由。其实“念”就是“廿”，二十，钟先生住二十楼，由于“户户外貌咸同”，便在门口挂了块竹形直额，上刻“念楼钟寓”四字作为标志，并无其他什么特殊含意——固然钟先生对“念”字本意可能心有戚戚焉。
门口的这块直额其实是一塑胶仿铜件。原件挂在客厅墙上，为钟先生的友人浙江桐乡叶君精镌，堪称竹刻佳作，“念楼钟寓”几字则是钟先生集自周作人的手书。因担心损伤竹材，不敢硬钉，才另外请人仿制一件，固定在门外。
钟先生搬入念楼十多年了，与“念楼”有关的书出了好几种。其中《念楼学短》我尤其喜欢。所选古文皆百字以内，且独立成篇，以倡好文贵短的意思。每篇古文均配以“念楼读”及“念楼曰”，加起来亦不足三百字，却耐得咀嚼，经得看。还有一本《念楼集》，所收文章大半都是在念楼写的，我也喜欢看。
现在钟先生的书房系由客厅兼任。原先那间书房太小，于是钟先生与老伴朱纯合计，搬到客厅里了。反正来的客人多是谈书看书的，这样做正合适。客厅约三十平方米，算大的了。窗户朝南，书桌呈斜角置于窗下，光线很好。东西两面墙壁各置一排大书架，多为古籍或工具书。当然，《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李锐全集》等书也占有重要地位。朱纯大姐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老头挪书房》，饶见情趣。客厅中间则放了一张台球桌，不大，原先我以为是钟先生将其缩小尺寸请人定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张标准尺寸的美式台球桌。钟先生不好动，读书写作之余唯独喜欢和老伴打打台球。可惜老伴去世多年了。
因为近水楼台，我常常去钟先生家坐一坐，听他聊天。话题海阔天空不拘一格，即兴随意，妙谈之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和学问。可惜我记性不佳，便常想，每次聊天若把它录下音来，久而久之编成一本书叫《念楼聊天》，必定好看。细想又难得做成。因为凡事一认真，便不随意，聊天不随意，还有什么意思？
钟先生并不好收藏。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一辈子与书、与读书人打交道，多少总会留下几样或有意思，或可纪念的字画、摆设之类。还有些东西，则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有些关联，初看并不起眼，更谈不上贵重，说起来却有来历。譬如一九七六年在劳改队里给妻子制作的竹筒，一九六八年自制的欧洲式样细木工刨，还有他女儿从巴黎购回送给他的书册形木盒，以及友人从旧金山购赠的十八世纪北美移民用铜灯等。这些东西摆在书架上，不占地方不动声色，却悄然散发着一种温馨而亲切的日常生活气息。
钟先生说，本来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手艺很好的工匠。此言确实不虚。就拿他在牢里面制作的那个竹筒而言，上刻竹叶数片，并题上“斑竹一枝千滴泪”，堪称精美，更何况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雕刻出来的。钟先生却笑言，因刻的是伟大领袖的诗句，才能公然为之。其实这句诗也有暗寓之意，它饱含了钟先生在牢改队里对妻子的深深思念。再说钟先生手工制作的两把细木工刨，也可圈可点。其时钟先生和妻子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并兼搞一点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所以还有点余暇和兴趣做几样喜欢的工具。这两把刨子做工、材质俱佳。一把刨身是血椆，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为梽木，木楔用花梨；另一把全部用名贵木材黄檀制作，材料居然来源于“破四旧”砸烂的古老家具，堪称“废物利用”的典范。
说到古老家具，钟先生至今仍有一件事情不无惋惜。故事发生的时间更早，即“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他租住在北门佘家塘一栋老楼里，房主是一位曾出任过民国时期最高法院院长的老先生。此公担心一房好家具迟早难保，有意将一张紫檀木雕花大床作价八元卖给钟先生。钟先生想反正睡觉也要张床，何况此床既好且大，睡个两三人还可余出一边堆书。可惜钟先生的父亲执意阻止，不愿“右派”儿子有半点张扬。结果此床被长沙民族乐器厂买下，且当即一顿敲拆，悉数散去做胡琴了。
钟先生委实在任何困厄的处境中仍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张力和乐观精神，并且在个性被极度压抑的时代仍能头脑清醒，坚持独立的自由思想。固然，他被报社打成“右派”也恰恰就因了“错就错在有思想”。即便在劳改队服刑期间，他也曾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即以那位工人的名义借阅）通读了《二十四史》。通过读史，更加增强了钟先生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
在钟先生保存的个人物品中，时光印痕最深的应该是他父亲教他读宋词的手抄本。当时他父亲已七十岁了，钟先生却还只是读高小的年纪。钟先生说，小时候他们父子出去，人家把他们当祖孙辈看。我开玩笑说，看来晚年得子此子必定聪明，确有印证。钟先生却说不不，我哥哥比我聪明得多。还说自己儿时初学四则应用题“鸡兔同笼”，就蠢到了极点，居然去问父亲，谁会把两只脚的鸡往四只脚的兔子笼里赶，还不怕麻烦去数多少头多少脚？气得他的老父亲直翘胡子，大骂儿子“下愚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