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明白了。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曾国藩一直是以手举血淋淋的屠刀，野蛮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屠夫面目出现的。实际上，年龄稍大一些的人们都知道，曾氏也有另外一面。他治国齐家均卓有建树，其道德文章一向为人所称颂，一部《曾国藩家书》更含有许多哲理。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诚信为天下倡。”如果人们都能以“诚、信”待人，则今日中国不正之风应可减少许多。
在那些一切以“政策态度”划线的年月里，即使是早已入土的历史人物也不能幸免。如果哪位历史或文学教授敢于在著作中或课堂上客观地评价一下这位一等侯爵、清廷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人物，等待着该教授的，必然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为反动人物涂脂抹粉”之类的罪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一顶“歪曲历史”的大帽子横遭迫害是司空见惯之事。
正因为如此，许多彼时的中国大中学生，别说看过曾文正公家书了，许多人连他的大名也未听说过。
一方面是禁止，焚毁有价值的学术性、历史性著作，片面描述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肆意歪曲，改写历史，这就是“文革”时期江青等人大权在握时的所作所为。为了现实的政治目的，他们可以任意把千百年前的古人从坟墓中挖出来，分别冠以儒家或法家的帽子，或褒或贬，全在娘娘一道懿旨。
他们发明的“古为今用”理论，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杰作。宋江做梦也想不到他曾被冠上一顶“投降派”的大帽子饱受批判，而“四人帮”要攻击周恩来时又暗指他为“现代大儒”。于是乎，一场历史上莫须有的“严重儒法斗争”被御用历史学家炮制出来，为现时的政治权力斗争服务。不知有多少官员、学者、教授和普通人士吃尽了“古为今用”这一理论的苦头。
如今这一切看似荒谬，但在那些疯狂的岁月里，却是无数不由自主被卷入这场“儒法斗争”的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的严酷事实。历史学家吴晗因海瑞而含冤去世，同时历史教授杨荣国却因四处大讲“儒法斗争”而红极一时。这也是历史，可惜至今尚无人真实而全面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这次乘着改革的东风，湖南岳麓书社在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湖南籍著名历史人物的作品之后，又大胆地推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曾国藩作品全集，可以说朝着正确对待历史的方向跨出了可喜的一步。据报道，在要不要出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两卷的问题上，也是有过激烈争论的，但岳麓书社中有眼光的、有魄力的人士终于冲破了种种阻力，使这套书和广大读者几十年来第一次见面了，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说：“曾氏道德文章，世所推重。回忆幼时读其家书，深受启发，印象至今犹存。盖有关待人接物、修养学习之道，即使对今日青年一代，实仍不失其教育意义……”
该文中提出了一个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学术界在今天的改革中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改革打破了旧框框，取得了巨大成果，导致“破产法”“股份公司”等新形式的出现，那么在最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改革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毛泽东曾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他起码在对待历史人物这一点上并没有照自己的话去做。能不能还历史和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无疑是海内外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注意的问题，也正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改革者们的责任所在。
湖南省自明清以至民国，一直是中国开风气之先、接受外来文明影响最深的省份，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便是明证。
岳麓书社这次不但大胆出版《曾文正公全集》，还出版了胡适、左宗棠等是非功过一直广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一批著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史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积累、发扬中华文化尽了职责，使湘省再一次走在了各省的前面。我们希望，岳麓书社的大胆创举，能进一步促进国内出版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使那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必须远涉重洋跑到洋人图书馆内查阅中国有关档案的现象，永远成为另一种“历史”！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北美日报》）
现代读书人的胸襟与眼界
钱理群
一
读《知堂书话》，是一大享受；待要一本正经地来评价《知堂书话》，却是一大苦差。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太杂，叫人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就从这“不知从何说起”说起，也许还是一个办法。用当今流行的语言来说，从“表面层次”的直感切入，说不定可以挖掘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来——真是说不定的。
我们就从《知堂书话》下册周作人评价清代学者刘继庄《广阳杂记》里的一段话说起：
“卷三云：‘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这一节话我们刚好拿来作杂记的总评，紫庭所说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正是刘继庄所自有的。”
可不可以说，这也是《知堂书话》的“总评”，并且是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所“自有”的呢？——大概可以吧。
这就说到了周作人“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出现于清朝末年。借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的观点，清代学术思潮（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终于发展到了“衰落期”；“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当佛说所谓‘灭’相”。这就是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仅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变革的“需要”，而且清朝学术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也由于发展“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期待着一种“突破”，“则反动不得不起”——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反动”也是必然产生的。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周作人和他的兄长鲁迅，以及同时代人，在接触西方文化以前，即周氏兄弟还是绍兴东昌坊新台周家的少爷、三味书屋里的学子的时候，他们身上已经显示出了反叛性的“文化性格”，开始有了与传统读书人相异的别一种“胸襟”与“眼光”。周作人在《书话》里回忆说——
“（我的祖父常）教人自由读书，尤其奖励读小说”（《镜花缘》），“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什么帮助”（《小说的回忆》）。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关于竹枝词》），“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花镜》）……
在这里，读书的趣味与选择背后，隐藏着治学道路与人生道路的根本抉择：周作人从一开始，就背叛了传统“经学”的道路，而走一条“杂学”的“野路子”。周作人后来在《我的杂学》（收录于《知堂回想录》）里也坦白承认：“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当时，走“自旁门入”（《小说的回忆》中引清郑守庭《燕窗闲话》语）的读书道路的，绝不只周作人一人。鲁迅自小也同周作人一样，爱读“野史”“闲书”；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回忆，鲁迅自己买来的第一部书《唐代丛书》，就是一本“杂学入门的课本”，这本书对他们兄弟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氏兄弟对传统经学的拒绝，“杂学”知识结构的建立，反映了时代读书风气的转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封建正统文化既已失去了对它自身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杰出者的吸引力，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然，这种自发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反叛，在根本上说，仍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别择”，其胸襟、眼光都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知识结构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主要价值在“否定”“怀疑”，而非肯定，如梁启超所说，只能产生“破坏性”的文化性格，这不仅因为“建设盖有所未遑”，而且暂时还没有找到足以取代者。因此，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传统文化异质的、别一种体系的西方文化，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彻底的程度，并且孕育、产生出建设性的文化性格，从而出现真正全新的“胸襟”与“眼光”。周作人这一代正是跨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使他们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而且开创了一个时代。这种新的文化性格的创建是彻底的：不仅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审美意识，而且包括了知识结构。
二
中国封建传统的全部本质在于“不把人当人”，以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鲁迅：《灯下漫笔》）；因此，西方文化中“对于人的发现与认识”对于周作人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带有根本性的。鲁迅在本世纪初提出的“立人思想”，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都代表了“人的发现与认识”在现代中国所曾达到的历史高度。周作人在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思想大厦方面尤其倾注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周作人在现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的改造、重建方面所提出的意见，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启发国民“人的自觉”的思考与努力所达到的深度的。早在一九二二年，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周作人在一篇题为《妇女运动与常识》的文章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
正是从推动人的自觉解放运动的总的战略目标出发，周作人竭力鼓吹建立起一个以“认识人自己”为中心的全新的知识结构。周作人设想，在这个知识结构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
“知道你自己”，这古希腊哲人的呼唤，终于在同样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现代知识分子这里得到了历史的呼应。注意的中心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的人，这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所不可能有的。从“生理”的与“心理”的层次，肉与灵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个体，从广泛的联系中去展开人类的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美学的本质，这全方位的考察视解，所达到的辩证认识，都是真正“现代”的。蒙在“人”身上的神秘面纱揭开了，“人”终于有可能把对自身的认识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只有有了这样的胸襟与眼界，以及相应的知识结构，我们才可以说，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