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河先生是岳麓书社的创业人之一，他在任职岳麓书社总编辑时，有过许多开创之举。他主持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享誉遐迩，已有几种不同文字版本，真的是“走向世界”了。他负责编印的《凤凰丛书》，专意于旧籍新刊，旨在文化积累，贡献甚大。他率先刊印曾国藩、周作人等人的著作，不惧风险，有胆有识，在读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我想“岳麓”今天在社会上的声誉，应该说与叔河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好几年前，有位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人，同我谈及《从东方到西方》一书（即钟叔河为《走向世界丛书》所写的多篇前言结集），对作者其人佩服不已。另有一位我认识的学人，亦是研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盛赞《走向世界丛书》，认为该丛书为研治近代中国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叔河先生实不愧为当代大陆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
叔河先生虽于数年前已卸去总编辑重任，我则以为这对他似更有利，大可静心致力于编书著书。我觉得他编书著书，以及他写在“书前书后”的文字，虽颇见“雅趣”，但决不是“自娱”性的，而是用心良苦，不乏“为往圣继绝学”的心志，客观上起到了传递文化薪火的作用，叔河先生已刚过“耳顺”之年，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六十为一甲子，有周而复始的意思，因此也就又拥有了一片新天地。去年闻说他承担了一项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忙于著作研究，我寄函致贺。他在复函中说：“事实上还并没有完全‘投入’。”我是真希望他能“投入”，而且企盼着能够先睹他的著作为念为快。
（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香港《大公报》）
致舒芜书（节录）
程千帆
重禹兄：
叔河先生文及兄所补谊，甚精辟，可算是给风派君子一鞭，然不知有效否也。世人竞选高大全之今人，祸延古贤，久已忘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之教导，于是乎只知李白的人民性加浪漫主义，白居易则人民性加现实主义矣。封建地主阶级要其妻妾婢妓提供性服务，虽文天祥亦视为当然，且在其心目中，上阳白发、浔阳商妇固可同情，而杨枝、骆马亦当留恋，事或并行而不悖也。故白居易从不自称为现实主义的人民文学家，亦从不因有人加此封号遂竟掩盖其不伟大的一面。世人欲以高大全之帽子赠之，又拉起一块遮羞布，名曰“历史的局限性”，宜其林锴先生之呵也。
弟帆，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
重禹尊兄：
叔河先生文，若如尊示，实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之嗣章。古人颂天声振汉，大业昌唐，亦有臭汉脏唐之诮，大概超人之私生活亦复超人。近人有以此议则天皇帝者，陈寅老叹曰，若想到她是皇帝，则自可不必如此云云。令人齿冷者要既为妓女又立牌坊，古难圆光，以欺后世耳。肇仓积学可佩，然其思路沉实而不灵通，或是邵西老人之传也。辨乐天事，弟所谓欲以文献学解决文艺学问题。尊意云何？
千帆拜，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二〇〇三年七月《闲堂书简》初版）
钟叔河先生的散文
徐雁平
《钟叔河散文》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名家散文系列中的一种。钟先生的散文能自成一家，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阴。集中的文章基本上是八十年代以后写成的，是成熟的心智对现实与历史的点点滴滴的观照，因为那场劫难的扼杀和折磨，他的文章被迫省略了那种风花雪月的抒情阶段，而直接从思考与回忆开始，故而文章的气息显得老成，好像有些灯下闲坐，细说前尘旧事的味道。另外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钟先生的很多散文，明显是有周作人散文的流风余韵。但愿我没有误读。
近些年在散文的分类中，是有“学者散文类”一类，它的特点可能是注重散文的学理品位，而在抒情描写上更加节制，如果这一名目能立得住脚的话，钟叔河先生的散文当然可以列入其中。钟先生生于一九三一年，十八岁起做编辑，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最为人称道的是《凤凰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和周作人散文的系统整理，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意义或许不很明显，但将其置入改革开放之初的语境中，它们有令人震撼的影响。他从整理旧籍中发掘出新精神，以与时代的潮音相呼应；或者以旧籍新刊弥补中国当时贫弱的精神世界。这种有规模的整理，并不是一夜就做成的，钟先生在此之前就潜心准备过多少年，思索的结晶就是《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等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连同后来结集的《书前书后》，都是编辑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因写所知、所感、所想，故绝不浮泛。按钟先生的想法，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编辑应用文”。说到编辑应用文，可真不能小看，要写得好，有思想，不落俗套，绝非易事。看看宗白华为《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写的编者按语，以及叶圣陶先生为开明书店图书写的广告，岂等闲之辈能为之！好多年前，我就读过《〈凤凰丛书〉总序》《〈走向世界〉后记》这两篇短文，感觉之好，以至到今天在同类作品中仍没有一篇能超过它们，它们好像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文辞和思想的收放都恰到好处，忍不住要抄录《〈凤凰丛书〉总序》中的几小段文字：
《凤凰丛书》专刊旧籍，不收新作。它的宗旨是宽容。入选之书，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和立场，不必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
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新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凤凰丛书》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欢迎大家提供选题，参加编辑，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伊斯兰神话中的西摩尔格也是一种神鸟，“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希望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
也就是从这两篇稍早的序文中，我隐约感觉到钟先生的文笔是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后来在他不断编辑整理周作人散文的过程中，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耳濡目染，受影响是情理之中的事。再后来在《书屋》上读到一封钟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周作人的信，谈他对周氏散文深到的感受，更证示他对周氏散文的喜爱并非泛泛的崇拜偶像，三十年后，他用十年之力重编“周作人散文全编”，收散文近三千篇，共分十卷，第一卷是《中国气味》（思想·社会·时事），第二卷《千百年眼》（国史·国粹·国民），第三卷《本色》（文学·文章·文化），第四卷《人与虫》（自然·科教·文明）……单看这种以主题为中心的编排方法，也稍能窥见钟先生对周氏散文的整体性把握。他对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笺注，曾与周氏的诗、丰子恺的画并称三美，他的笺注方法主要是以周氏之文（有时也引鲁迅之文）笺注周氏之诗，并辅以他的日记或其他杂著，七十二篇笺注就是七十二篇隽永的小品文，实在让人感受到民俗之美和逝去的平民生活的境况。
我也有点相信除文笔和审美趣味之外，钟先生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和那种亲切的感受，也是受了周作人的熏染。如《汉口竹枝词》《西关古仔》《黄鸭叫》《血门的风俗》诸篇就是这方面的佳作，它们是过去生活的记忆与知识的融贯，其中《黄鸭叫》写的是湘江中一种很贱的野生小鱼，在文中我们能嗅到鱼的鲜美，感到民风民俗的点滴和社会的变迁，文末还有一段小小的考订与感想，它几乎是一幅世俗生活的风情画，那种闲淡的笔调最似周氏晚年的“《亦报》随笔”。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二日《深圳特区报》）
读《偶然集》随想
卫建民
我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按先后次序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郁达夫选的一组；上海书店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采辑的几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周作人早期散文选》；最后，就是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书话》《知堂序跋》，以及随后出版的一大批“钟本”知堂文集。
八十年代中期，我才二十几岁，正是叔河先生在“大跃进”时期致函苦雨斋索书的年纪。不同的是，我正处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且有稳定的职业；读文学书，只是工作之余的爱好。叔河先生当年读知堂的书，却是以戴罪之身，白天拉板车养家糊口，夜晚就着油灯，紧闭门户读禁书，连给苦雨斋写信，也是“特到附近小店中买了几张那种一面粗一面光的极薄而省的红色横格‘材料纸’，一小瓶墨汁和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知堂思想的力量和文章之美，大大地安慰了这位年轻的“楚囚”。
二十几岁时，知堂的文章使我从浮浪转入沉静；“苦雨斋”的声音，充实了我无数的假日和夜晚，我读知堂，主要是不满于当代文学的轻浅浮嚣，才从当代折返到现代。从此，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自信有了新的眼光，不会跟着浪潮盲目走了。在对知堂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上，叔河先生耗费的精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有目共睹，不必费辞。虽然做这些他自己愿意做的事一度给他带来麻烦，但他真是“痛并快乐着”，从不在麻烦中退缩。有人批评说：“这个人不是出刽子手的书就是出汉奸的书，从不出马列的书！”叔河先生笑着说：“我是个古籍出版社嘛，怎么出马列的书？”
在整理出版知堂文集，特别是中国人最早出使外国的书籍，间或作点小考证时，他更像个老顽童，始终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获得一点新知，解破一个疑团，校正个把错讹误植的字——从他的文章看——他就手舞足蹈，满心喜悦。他的文章，有花更有刺，常惹得一些人不高兴，但那不过是童心未泯，童言无忌。他少年时本想考北大的考古或地理系，结果，由于多重叠合的“偶然”，掉入坎坷之途。对自己的命运，他常有荒诞滑稽之感：“离休老干开会，和老红军、老八路、地下党老同志们坐在一起，不免自惭后进，因为我之所以成为离休老干，完全出于偶然。”
春节刚过，我收到叔河先生寄赠的新著，书名就叫《偶然集》。以个人的命运现象为新集命名，倒也相宜。
《偶然集》的大部分文章，我在他过去惠赠的集子中已读过。这册新集新收入他近年偶然出游写的游记，还有它集漏收的《柏林寺访书》，以及他当年以记者身份写的访问记。不知为什么，《柏林寺访书》，总给我悲壮之美的感觉。几篇游记，也是“传达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思”，难能可贵的是情绪饱满，兴致盎然，不像一位望七老人的文章。他是满怀憧憬的中学生时就偶然“参加革命”，他的心境永远保持在中学时代。“建民先生：此册不堪持赠。只因扯了原封面及官们的序，似稍有‘版本价值’也。”这是叔河先生题写在《偶然集》作者照片下的话。我也当编辑，仔细翻检，明白了作者的整容术：《偶然集》，原本列入什么“文库”，是节约成本、一个书号出一大套的那种。原来的封面是什么样，不得而知，反正作者不喜欢。因此，凡送朋友的版本，作者都换成了浅灰色、素雅的封面，并在封三勒口印了勘误表，且声明：“本书因作者未能终校，留有下列错误，乞改正并恕罪。”据作者手迹影印的诗，因有一个错字，也用圆珠笔改正。更特别的是，一位地方长官为“文库”写的“总序”目录，作者用涂改液覆盖，生怕它污染素面。文人的洁癖一至于此，真使我感叹不已！
当代的出版物，真还有什么“版本价值”吗？如有，那么《偶然集》就是。另外，我还想说，喜欢读周作人文章的人，一定要读“钟本”。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
独有书癖不可医
张国功
还想读的有出版界长者钟叔河先生的几册集子。钟先生蛰居湖湘，八十年代的《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和编订的周作人、曾国藩文集开一时先河，更难得的是，钟先生自己亦擅文章，笔致老辣，意蕴深刻。这有他的《钟叔河散文》为证。记得去年得到先生赐寄的一本《偶然集》。此书原名《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散文方阵·钟叔河卷》，有趣的是先生“不识抬举”，径自将样书书装换去，印了一百本《偶然集》。他在勒口上印上：“作者本怯于‘投军’，插在‘方阵’中有点怕跟不上队，于是把留着送人的几本书换成这个封面。取名‘偶然’，是因为写写文章本出偶然。”先生在信中说该书“有一点版本价值”，我就像集邮者得到一张错票，在书架上瞄一眼就心喜不已。
近年先生写得多的是“学其短”系列，弘扬百字以下文字的好处。在书友间广受好评的，还有他以千百字文所作的《儿童杂事诗笺释》，不仅装帧让读书人大开其眼，行文亦雅致蕴藉，书话大家黄裳先生叹为“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致”。假期里正好可领略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