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胡乔木
这次社会科学院党代表大会，是我院成立以来第一次大会。在过去，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也没有举行过像这样作为全院党的领导机关的代表大会。我们是按照党章修改草案的规定，得到中央书记处的同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过去实行党组制。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委员会以后，党组就结束了它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仍然不能够完全合乎理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向理想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想讲一下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问题，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社会科学院为国家的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为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最后谈一谈关于党的工作问题。
关于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我不想具体列举了。我想说一说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科学机构，在我们国家应该起哪些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这也就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其次，它要探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科学问题，努力作出解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科学问题，包括中国的和世界的。对于这些问题要作出答案，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要努力求得解答。这是一个社会科学机构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要总结和普及前人的以及当代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
以上三方面的作用有互相重复的地方，但是着重点不同。
社会科学院应该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工作，来对党、政府、社会和人民作出贡献。社会科学院成立的三年中间，全国各方面对于社会科学院的期望很高。我想我们的工作也许可以这样说，期望很高，成就有限，影响不小，责任很大。成就有限这是正常的，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可以不去回溯解放以后十七年的历史，只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算起到现在，不过三年零一个月。在这三年中间，全院的同志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面，工作是很努力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这个成就究竟是初步的和有限的。我们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全面地担当起来，全院的同志，首先是全院的共产党员，是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党的代表大会一定会着重来讨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怎么样才能够团结一致地为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昌盛，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现在我说说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跟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社会科学院要努力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叶剑英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为国家现代化服务方面有重大的责任。
其次，我们要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通常说的科学技术现代化里面，当然就包括有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我们要争取中国的社会科学实现现代化。
同时，我们作为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作为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就得要努力使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现代化。
现在我再就这几个方面作些具体说明。
关于社会科学院怎么样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我想我们整个的社会科学院都在为国家的现代化尽力，当然在这个方面，研究经济学的几个所担负着更直接的任务。可是，其他的所也都从不同的方面为国家的现代化作出贡献。法学所从加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这一方面，来帮助、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这些是属于直接的应用的。其他有的所，比方说哲学所、考古所、语言所，它们是不是在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自己的文学、文学研究工作，没有自己的考古工作，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的研究。这是我随便举的例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都在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作贡献。
有同志提出，希望把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讲一讲。社会科学院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那就是说，它是研究理论的。它怎么和实际联系起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这是个总的要求。但各个学科的研究任务不一样，同一学科研究的不同题目性质也可以很不一样，我们不能提出简单划一的要求。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行不通，那就要犯错误。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客观性质早已决定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有同志说，研究哲学的人常常受到这样的批评：哲学是从概念到概念，这样的哲学不受欢迎。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现实斗争。哲学家不但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但是哲学确实要研究大量比较抽象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确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都有兴趣。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数学，大家都承认它非常有用，但数学研究的问题不是都能够直接应用。我们要努力把哲学的规律性和方法性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这很重要。这是一方面的任务。但是，如果把哲学研究的任务缩得很小，认为哲学只能研究一些可以直接应用的问题，只能用来解释当前政治的形势和任务，这就不对了。世界是什么？人能不能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人的活动有没有规律，有没有自由，有没有意义？什么是真、是善、是美？这些永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重复过去的答案。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认识的前进，每个时代都要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我们不能停止在马列主义的现成书本上，而必须对人类的新经验、新知识作出总结。
所以研究这些哲学的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仍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首要的任务。实际上，在哲学史上，也只能这样来衡量和评价哲学上的成就。认为研究哲学的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就是从概念到概念，就是脱离实际，这种批评是不对的。研究这些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也仍然是为实际服务，因为概念是从实际生活，从实际世界产生出来的，研究这些概念，是实际生活、实际世界、科学发展的要求，这并不是任何个人的玄想决定的。彻底地研究清楚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答案，那么它也就会参加改变世界的工作。
研究历史也遇到过一些非难。例如，有人批评某些历史研究者是“为历史而历史”。我们当然不赞成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一座庞大的殿堂，需要有很多学者在很多方面进行不同种类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研究得到有价值的成果，这个成果会成为科学殿堂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对人民有用的精神财富，我们就要感谢他的工作。社会科学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不可能设想所有科学问题的解决都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或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有用，我们不能对科学提出这样狭隘的、短视的要求。
科学的天地是广阔的，我们要求科学的主流，但是不可能所有的科学都成为主流，这样就没有主流，主流也不可能产生。作为主流，我们当然是要重视实际的问题，研究当代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哪怕是我们在研究一些最实际问题的时候，例如调查某一个地方，写出某一个地方的情况、经验的调查报告，作为社会科学院派出去的调查组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应该和其他的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至少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要力求对所调查的事实作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和解释。
研究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或者研究一些离开现在比较远的问题的时候，固然要冒受到刚才说过的各种各样批评的风险。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同志认为，还是研究比较抽象的、古代的问题比较安全，因为在这方面即使研究得不好，也不会马上受到什么样的指责。而研究实际问题，如果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就会受到严重的批评。这也是一种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更大一些。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总归会有风险，科学工作的任务既然是探索未知，就难免会犯错误，会失败。我们应该宣布解除这些风险的警报。我们决不因为有一些题目比较离开实际，去作一种不合理的指责，也不要因为研究实际问题，提出的意见被认为不正确而受到一种不合理的指责。这两方面的工作，如果作出成绩，都是对科学的贡献，也都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对党对政府的贡献。当然，从科学工作者本身来讲，也应该有科学上的勇气，不因为会受到种种不合理的指责，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畏缩不前。
究竟什么算是一种科学的成果？我想我们的科学的成果，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它都应该至少要有这些条件：它有足够的事实的根据，经过周密的论证，提出一种有系统的创新的见解、意见。可以是成本的著作，也可以是单篇的论文。也可以是翻译，翻译也可以是一种创造。也可以是一种资料的编辑，它所编辑的资料使用了别人所没有使用过的资料，发现了别人所没有发现的价值，这就是一种创造。对于实际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提出来的方案，也是科学成果。对于实际工作提出来的方案、意见，可以被采纳，也可以不被采纳，也可以被部分的采纳。我听说有些国家，对于科学研究机关采取这样的办法，就是向科学研究机关提出一个题目，要求科学研究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的意见。这样的研究成品，可以被采纳，也可以不被采纳，但是都有报酬。也许我们将来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制度改革得更加合理一点，有些研究单位就可以实行这种办法，由一个政府部门来定货，然后由这个政府部门付给报酬。当然，提出的方案也不能说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完满的、有效的。另外，主管采纳不采纳的人，他也不可能始终是正确的，也许一个正确的研究成果没有被接受，这不证明这研究的结果没有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同志们，把刚才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顾虑都打消，我们应该勇敢地进行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
还有同志提出，学术的问题同政治的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界线？在什么时候学术的问题就会变成为政治的问题？我想，学术的问题，跟政治的问题是两样的，学术就是学术。当然政治问题也可以成为学术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是不是就不可以讨论呢？政治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讨论、研究和发表，这是不同的范围的问题。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政治问题，它发表不发表，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很清楚的。涉及国家的重大的利害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应该作为政治问题去对待。我们也要研究政治问题，但是，我们是要当作科学来研究，我们就在研究政治学。我以前说过，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的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这样的科学著作，应该有它充分的自由。
我刚才说的，都是为着说明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虽然总的原则是要结合，但是，在什么样程度上结合，在什么条件下结合，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是会有非常不同的情况的，我们不能用一种狭隘的简单化的尺度来对科学研究提出要求。在这个方面，为着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确实需要不仅仅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间种种错误的提法、错误的观点，加以批判，加以纠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中间，也有不少不正确的提法、不正确的观点、不正确的做法，对研究人员不正确的处理、对待，也都应该加以纠正，这样我们的社会科学才能够得到繁荣。总之，我是想说，为现代化服务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们应该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去了解，不能认为只有某些工作是为现代化服务，而另外一些工作就好像是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间可以忽略的。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有一种健全的现代化。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们社会科学怎么样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中间（甚至有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很多新的发展。发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的对象，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新的发展，哪一些对我们有用，哪一些在某一方面有用，在某一方面需要批判。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整个的说来，比较旧，对于新的情况很不熟悉。有一些可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广泛利用的新方法，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利用。这样，使得我们同世界上学术领域中共同有用的方面，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地位。我们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在过去30年中间，我们的科研工作不但中断一个时期，而且本来我们有一些学术领域，就非常薄弱。不仅仅是新发展起来的学科、资料、方法方面的空白，而且就是比较老的知识，我们本来就没有人研究。我们讲现代化的时候也得要包括把这方面的空白弥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