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在文艺的崎岖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跋涉了一生。
尤其是最后20年，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引起国际性的政治风波，他本人在国内遭到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加剧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
《日瓦戈医生》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当政10年，1964年被自己的“亲密的战友们”赶下了台。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他口述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谈及当时的苏联文艺政策时，也提到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处理经过。
他说：他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听信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汇报：“缺乏苏维埃精神”。赫鲁晓夫同意采取行政办法，禁止该书出版。
“小说的原稿流传到国外，在国外出版了，这很自然地引起一片可怕的叫嚣和吵闹。我不知道那部作品在什么程度上适合于诺贝尔奖金的标准，但他们把奖发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吵吵闹闹越演越烈：苏联政府不准作家接受奖金。”赫鲁晓夫说：“我向同行们建议：咱们当众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如果愿意，可以让他出国去接受他的奖金。”但是由于某种情况，他在报纸上做了回答，说他没有为此目的提出出国的要求。我至今后悔当时没有把那部小说印出来。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手段来下结论。如果当时把《日瓦戈医生》印成书，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我相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有人会反驳我：“为时太晚了。”不错，是太晚了，但晚些总比永远不表态好得多。对这类问题，我不应当支持苏斯洛夫。应当让读者对作者作出评价。结果恰恰相反，作者花费了精力写了书，全世界都承认了它，而在苏联却用行政手段禁止了它……”
赫鲁晓夫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了苏斯洛夫。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是被迫发表声明的，并不像赫鲁晓夫讲得那么轻松。
当年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加周年的大会上大骂帕斯捷尔纳克的谢米恰斯内，过了30年，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我记得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赫鲁晓夫把我们请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其中有我，有阿朱别依。苏斯洛夫已在那里。”他说：“我把速记员叫来，你们不反对吧？”于是把速记员叫来了。他说：“你明天做报告？”
我说：“是的。”在报告里应当整整帕斯捷尔纳克，你不会反对。我们现在议论一番，然后你们对文字加加工。最后有苏斯洛夫审阅一遍——明天就讲……他讲了有两页。当然，从他的激烈的立场，说什么，连猪也不会在自己的圈里拉屎……那里还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帕斯捷尔纳克如果那么想呼吸自由空气，他若想离开我们祖国，苏联政府不会反对。”当他讲的时候，我说：“尼吉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代表政府讲话”他对我说：“你讲，我们鼓掌。大家就明白了。”结果就是如此。
处理《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是西蒙诺夫。
他当时是《新世界》杂志主编。他读了《日瓦戈医生》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相当于3万汉字）。他请副主编克里维茨基及3位年龄最高的编委阿加波夫、拉夫列尼约夫和费定提出意见。最后以5个人的名义给帕斯捷尔纳克退了稿。西蒙诺夫是为那部小说的性质定调的人。
20年后，西蒙诺夫在回答一位德国作家的信中，讲了他当时的想法与做法。他写道：“我不想因固执而断言，当时我们的每一个论断或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对的，自然，我认为，在这些或那些细节上我们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对长篇小说作者所持的立场的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我至今也不否认。”
80年代，苏联政治形势、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8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誉得到平反，苏联作协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决定出版他的五卷集，将他的故居改为故居纪念馆等等。
1988年，《日瓦戈医生》终于第一次在苏联用俄文发表，比国外出版该书晚了31年，而且发表在当年拒绝发表该作的西蒙诺夫任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
1989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展览会。在开幕式上，瑞典驻苏大使馆贝尔纳给展览会送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书，并决定在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为1989年获奖者举办的招待会上向帕斯捷尔纳克颁发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应得到的奖章。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和儿媳乘机前往斯德哥尔摩。12月9日，在盛大的招待会上，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斯托雷·阿连教授在众多宾客面前将诺贝尔奖章交给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阿连教授还宣读了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发的两封电报，说瑞典科学院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贝尔奖是被迫的，经过31年后，令人遗憾的是，获奖人已经不在人世，现在将他应得的奖章交给他的儿子。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阿连最后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30周年时，国际天文学家组织还宣布将火星与木星之间有一颗星辰命名为“帕斯捷尔纳克星”。
在这里，再向读者交待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家中各位成员的情况。
帕斯捷尔纳克父母于1921年离开苏联，旅居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193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及两个妹妹移居英国。
1939年母亲去世，享年71岁。
1945年春，父亲住院动手术治疗白内障。视力好转后，他出了院，回家不久，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
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位妻子卢里耶离婚后，二人并没有反目，一直互相关心。帕斯捷尔纳克定期给卢里耶母子送去抚养费，时常去看望他们，在她家里给儿子弹奏钢琴。战争年代，卢里耶母子疏散到大后方，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那里供应较好，她几次托人往莫斯科给帕斯捷尔纳克捎些食物。帕斯捷尔纳克的逝世，使她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病倒了。1965年7月10日在孤独中悄然逝世，享年65岁。她一生梦想成为专业画家，热心于先锋派艺术，可惜她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1996年，帕斯捷尔纳克第二任妻子季娜伊达离开了人世。苏联出版社长期拒不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她没有收入，本人又没有养老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难。在不得已时，她只好出售家中的遗物，最后连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她的一批最珍贵书信也卖了，但她为俄罗斯保存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彼列捷尔金诺村的故居，使它没有遭到破坏。
晚年，她口述了一篇回忆录，由女雕刻家马斯连尼科娃代书，成为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容忽视的第一手资料。
帕斯捷尔纳克与情人奥莉娅相处14年。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没有想到他死后奥莉娅会遭到新的灾难。1960年8月16日，她再次被捕，罪名是“走私犯”，判处8年徒刑。半个多月以后（9月5日），她的女儿、正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三年级的伊琳娜，也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接受外国人的钱款，判处3年徒刑。他们的家产被没收。
1988年，奥莉娅恢复了名誉，1995年逝世，女儿移居国外。
奥莉娅生前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时代的囚徒》，详细地记录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她女儿也写了一本书，名为《波塔波夫胡同的传说》。
奥莉娅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生活对我一点也不慈悲。可是我不抱怨，因为生活给了我爱。”
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弟亚历山大从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毕业后，成为建筑工程师。莫斯科留下了他设计的一些建筑物。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记述父母兄妹的生活经历。
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妹约瑟菲娜，生于莫斯科，死于牛津，享年93岁。
约瑟菲娜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她看到父亲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曾钻研托尔斯泰思想。她认为人类凭借爱心和基督教义可以使世界变善。
约瑟菲娜在国外与远房亲戚、比她年长加岁的表兄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80—1976）结了婚。1938年约瑟菲娜在柏林以安娜·奈的笔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坐标》。后来她在巴黎又出了一本诗集《怀念佩德罗》。
约瑟菲娜在家中讲的是俄语，用的是俄文。她无时无刻不怀念故乡莫斯科。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妹利季娅出国后成为生物化学家、教授，与英国人斯莱特结婚。她同时又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英文译者，她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于1958、1959、1963、1972、1973、1980年多次重版。
利季娅得知大哥病危后，立刻在英国办理手续，以便回莫斯科探望临终的大哥。可是她久久等不到苏联发给她的入境签证。
最后，她拿到了入境签证。当她赶到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时，大哥已经下葬数日。她只能把自己的满腔悲痛和满眼泪水酒在这片无情的土地上！
帕斯捷尔纳克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时间没有磨灭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日益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接受所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