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风秋雨》在阿房宫戏院上演之际，杨虎城将军藏他的机要秘书给实验剧团送来了大洋六百元，表现了杨将军对演出抗日戏剧的支持，一九三七年底，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西北各群众抗敌救亡团体，组织学生参加农村工作团，分赴陕西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张寒晖受地下党指示，带领由二中、女中和女师学生二十多人组成的“斧头剧团”，到陕南汉中一带进行宣传工作。
这二十几位学生大多是西安人，年龄都在十四、五岁，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但对抗日宣传工作都具有一颗诚挚火热的心。
张寒晖带领“斧头剧团”到达汉中以后，与先期来到这里的“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会合了。这支由西安“平津同学会”领导的，由流亡大学生组成的演剧队，受民先队的指示，也在汉中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张寒晖在西安时就热情地帮“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导演戏剧，练唱新歌，制定宣传计划。现在，这两支兄弟宣传队伍，为了同一个目的而经常同台演出抗日节目（参看照片九、十）。
宣传队在汉中演出的时节，正值寒冬腊月。汉中地处秦岭山脉之南，虽有崇山峻岭挡住南下的强冷空气，但“三九”天气也要结冰下雪。宣传队在城乡的演出大部分是在街头露天进行的。寒冷的气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张寒晖作为他们的领队和老师，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学生们，当时张寒晖三十五岁，由于他瘦弱多病，早衰的身体已象四十开外的人了，但他仍以充沛的精力工作着。他穿着一件破棉袄，围着一条破围巾，成天为学生们的宣传和生活而奔忙，每到一个地方，他得安排，照顾小演员的吃和住，联系演出场地，排练时，他是导演、指挥，演出时，他是提词，催场，还要在后台帮助做各种效果。如他们演出的小话剧《流亡曲》，是反映流离失所的东北同胞悲苦生活的，演出时，张寒晖在台后发出凄凉颤抖的声音，模仿饥饿者求乞的呼喊：“行好的老爷、太——太！”为演出创造了悲凉的气氛。总之，台上台下，里里外外，张寒晖一天到晚地忙个不停。有的同学想家了，他就找他们谈心，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给他们讲生动有趣的故事，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有的学生在露天演出中着了凉，发烧生病了，他就请来医生诊治，自己掏钱买来火盆、木炭，还亲自熬姜汤，煎药给同学们喝。学生们都与张寒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论是中学生或大学生，都异口同声地管他叫“妈妈”。张寒晖确是象慈母一样关怀，爱护这一群爱国的青少年。
中学生演剧队需要排练一个新的独幕刷《在酒楼上》。
这是“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演出的保留节目，具有很好的演出效果。剧情大意是：一对东北兄妹，在逃离故乡的慌乱中彼此失散了。妹妹到关内以后，为生活所迫成为一个卖花姑娘，唱着歌沿街叫卖，而她的哥哥已被生话折磨得消沉失望了。有一次，妹妹在酒楼上偶然遇到了哥哥，兄妹团聚了，他们控诉了日寇侵略的罪行，决心一起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
妹妹的扮演者选的是女师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她活泼而热情，大家都亲呢地叫她“罗罗”。罗罗虽然有一副婉转动听的嗓子，但从来没有在话剧中扮过主要角色。这次张寒晖鼓励她登台演出，并要在剧电演唱《松花江上》。张寒晖请来了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的大姐姐肖风，手把手地帮助罗罗练习，给她做示范性动作，打消她的怯台心理。在第一次上台公演时，张寒晖和肖凤分别站在台口的两侧，随时给罗罗提词，鼓她的勇气。这样，这位小姑娘终于克服了怯台的毛病，后来成为“斧头剧团”的一名主要演员，她唱的《松花江上》，给汉中一带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到晚在忙碌着的张寒晖，也没忘记歌曲创作。
有一天下午，宣传队在城固县农村作露天公演。学生们正在舞台上表演节目，张寒晖转到观众后头来观察演出效果。
“二女子，娃娃们唱的啥子？”有两位老汉也在后头看演出，他们听不真学生们在唱些什么，就问身旁站在板凳上看戏的姑娘。
“学生们叫大家打日本鬼子去。”姑娘回答道。
一个老汉说：”打日本？哈！还远着呢！日本鬼子还没过黄河泥！”
另一个老汉道，“我们这个地方，天干不怕，雨涝不忧，深山老沟的，日本鬼子想打到这儿来？不得行罗！”
老汉们的这些话，引起了张寒晖的深思。他想到：应该针对当地老乡的实际思想，编些新的宣传节目。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日的政策，加上这里是深山僻野，县政当局不很重视抗日宣传，因此老百姓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野心，没有体会，没有认识。在他们这两个宣传从来这里之前，从来没有人到这里来进行过抗日救国的宣传。难怪，有一次张寒晖他们到一个山村去联系演出时，村里人又以为是县上派人来征税摊粮的了，都说：“我们已经完过粮了。”
这里有句俗话：“完粮自在王”。完过公粮，万事大吉，什么打日本的事，离这儿远着哩！
现在，张寒晖又在构思着一首新歌。他想通过歌曲，使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责任。
当然，这首歌是应该让考百姓都能听得明白，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
张寒晖在他借住的屋子里使劲抽烟。寒冷的房间里烟雾缭绕。他的头脑中，不断萦绕着定县民歌《摘黄瓜》的调子。好奇怪！这一首在数千里外的河北老家人人爱唱的民歌，竟然在陕南山区也流传着。在汉中，他不止一次听到千活的老乡，赶路的脚夫哼唱着民歌《摘黄瓜》，只是曲调有些不同罢了。对，就用《摘黄瓜》的朴实好听的调子来填词，试试看。
不论是走路时，或在休息时，张寒晖整天又在哼哼卿唧。
不几天，一首新敢编出来了。它的题目是：《去当兵》。
张寒晖填词的《去当兵》，在音乐上也与原民歌《摘黄瓜》的曲调有些不同的地方：他去掉了原曲中较多的装饰音，去掉了一些显得花梢和委婉的曲调进行，更加肯定了音乐的朴实和刚强的素质。另外，在原民歌两处衬词“一个呀儿哟”的地方，张寒晖都给填进了有意义的歌词，加强了歌曲的劝告，说理的性质。《去当兵》的歌词，通俗易懂，富有幽默感和生活气息。亲切的语气，就象和乡亲们谈天一样。
它在陕南演出之后，立即受到了农民的喜爱。后来又迅速传遍了山西、陕西。再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又将《去当兵》带到了张寒晖的老家河北，在晋察冀根据地，它就象民歌一样在男女老幼的口上传唱，在动员青年农民参加八路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象《松花江上》流传的情况一样，大家都不知道《去当兵》的作者是谁，只知道这是一首好听的民在陕南宣传期间，张寒晖还创作了一首《夯歌》。这是他学习借鉴民向劳动号子一领众合的形式谱写的。“夯噢！夯噢！”的衬句贯穿全曲，使歌曲具有生动、活泼的劳动气氛。
在雄健、粗犷的劳动歌声中，唱出了“军民合作杀仇敌”，“我们的夯噢打东洋”这样鲜明的抗日词句，将抗日救国的内容，寓于劳动歌声中。这首夯歌，曾在陕甘一带的村镇中流传过。
张寒晖带领着这支青年学生的宣传队伍，在汉中、城固、西乡一带的广大城乡中，度过了三个月，还在那里过了一九三八年的春节。新年期间，这一带的民间艺术活动也是够丰富的，从初一到十五，大街小巷的社火活动络绎不绝，花鼓子、八叉、汉调、二簧，热闹非凡。张寒珲在这里又得到了一次学习民间艺术的机会。和这些民间艺人同时活动的，还有两支来自西安的宣传队，他们一直忙碌地在群众中间宣传演出，播撒着抗日救国的革命种子。
31要用歌声唤起同胞
“西安事变”以前产生的《松花江上》已经疯传一年多了。在这期间，《松花江上》确实已经起了巨大的作用。张寒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怀着试探的心情哼出的这首歌曲，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流传。真可谓求银而得金。回想起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同时，他又相当地不安：从《松花江上》呱呱堕地起，就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说，这首歌曲太悲哀了，缺乏使人昂奋的力量。那时，张寒晖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是有话说“哀而动人”，“哀兵必胜”吗？悲哀本身正是一种激发人们精神的力量。《松花江上》所起的实际作用，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全国抗战已经开始半年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已形成，中国人民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应该有新的歌曲来表现。现在需要宣传团地抗日，鼓舞人们去战斗。在《松花江上》的后半部，从“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开始，是一连串三个问句，歌曲就结束在这揪心裂肺的疑问句上。这是全曲高潮之所在，是感人至深的段落。这几句问话，正是时代提出的问题，歌曲就是通过提问的方式来激发人们的感情的。它让人深思，催人泪下，但歌曲并未正面回答、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张寒晖的头脑中闪现出一个新的想法：应该编一首新歌，一首雄壮的战歌，来回答《松花江上》提出的问题。抗战开始以来全国人民爆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已经以事实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新的歌曲，应当能够使人们斩断萦回的憨思，去争作杀敌的猛将。
张寒晖率领“斧头剧团”从陕南返回西安后不久，他不顾多病的身体和奔波的劳累，又接受了新的宣传任务。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已威胁着陕西的大门潼关，黄河以东的大片国土已沦入敌手。这时，西安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了高潮，张寒晖又带领二中、女中和女师的二十余位学生，奔赴大荔、朝邑一带宣传演出。那里靠近黄河，河对岸不时传来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激起了张寒晖心中无比的愤怒。就在这次巡回演出中，一首新歌酝酿成熟了。有一天，张寒晖坐在一家农民的门槛上，对宣传队的一位学生唱起了这首新编的歌曲——《干吗要悲伤》。
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在他们返回西安后，《干吗要悲伤》已经定稿，并开始在学生、群众中流传。张寒晖的这首新歌又名《回答松花江上》。他从《松花江上》的旋律中择取了素材，作为新歌音调的基础。这样，就使《干吗要悲伤》和《松花江上》这两首歌曲在音乐上具有了内在的联系。通过曲调的变化和发展，他将《松花江上》悲愤、哀伤的音调变成《干吗要悲伤》的昂扬、刚健的旋律。尤其是歌曲开头的两句，与《松花江上》的开始部分有着天然的联系。
接着，作者以四个有力的排旬，表现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力量：
看吧！
咱有四万万颗顽强的头颅，
咱有八万万只有力的臂膀，
咱有亿万万把镰刀和锄头，
咱有无数量的刀枪！
《干吗要悲伤》号召人们去进行殊死的战斗，鼓舞人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歌曲的结尾是坚定明确的结论，用休止符陌开的旋律短句，充分表达了果断的语气和胜利的决《干吗要悲伤》很快就在学生群众中流传开来。此后，《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这两首问答式的姐妹篇，经常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组歌而连续演唱的；先唱悲伤的提问式的《松花江上》，然后唱坚定的《干吗要悲伤》来作回答。
《干吗要悲伤》创作完成后不久，延安的“战士剧社”（后改名为“孩子抗战剧团”）到西安来宣传演出，有一位小演员去二中向张寒晖请教音乐方面的问题。谈论中，张寒晖说：“哎，小刘，我再给你唱支歌。”于是他唱起了新编成的《干吗要悲伤》，唱毕他解释道：
“身为《松花江上》的作者，我应该再呼唤痛哭流涕的人们擦干眼泪，挺起胸膛来。”张寒晖充满坚定自豪的神态，继续说，“我们要有民族的骨气。一个人没有骨气，就象一块豆腐，一个民族没有骨气，等于一滩泥……要用歌声唤起我们的同胞，在战斗中夺回我们的国土和权力，解放自己！”
52《游击乐》
当张寒晖带领中学生宣传队从大荔返回西安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已经宣布解散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文化界协会”、“新时代歌咏团”等十三个所谓“非法团体”。六月底，二中学生为要求驱逐反动教员而举行罢课斗争，教育厅采取了开除进步学生等手段，并派军队进驻学校，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在日见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张寒晖仍在进行顽强，坚定的战斗：他参加支持二中学生的正义斗争，为《老百姓》报的编辑、出版而奔忙……国民党反动派对积极献身抗日救亡宣传的张寒晖更加注目了。暑假前，陕西省教育厅借故解聘了一批“精神北上”的进步教师，其中也包括张寒晖，他被迫离开了二中的教师岗位。
七月二十三日，“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在东北竞存中学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教盟”的第二届执行委员，张寒晖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之一。
当时他赁居在莲湖公园东门对面的一个小院落里，他所住的一间小北屋，经常是地下工作者聚集和碰头的地点。
张寒晖整日在外工作，他头戴一顶八角便帽，手拿一把芭蕉扇，四处奔波，有时整天顾不上吃饭，直到深夜在街上买一个馍边走边吃。
一九三八年夏，张寒晖还完成了一首优秀的歌曲——《游击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