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季的一天晚上，我去陈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树华，我最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把多年来放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随后他把《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09）》论文集递给我，让我看他写的《在重大庆祝之年展望中国园林前进之路》中的一部分内容。一边看陈先生的论文，一边听先生说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文革’前，先生曾经提出了‘园林的生物学中心’理论，后来先生发现自己的观点有问题，逐步认识到了园林的综合性问题，因而先生把自己反思、反省甚至承认自己错误的想法写成文字公开发表于论文集中。”当然，回想起来，“文革”前我校的园林教育，也确是有缺点的，如未确认园林植物为基本素材，却提出“园林的生物学中心”。未从思想上让全系师生都真正承认园林的综合性，只从形式上让专业教师到苗圃进行专业劳动等。
综合培育园林人才是大势所趋——园林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园林业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事业。教园林、干园林，都要充分认识到它的综合性。我干了大半辈子的园林教研，才越来越懂得它的综合性。作为老学者、老专家、工程院资深院士，陈俊愉敢于剖析自我，敢于承认错误，并且公开发表于论文集，实在令人钦佩，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美德，体现了他博大的科学家胸怀。
抨击时弊，痛恨教育衙门化。李树华说，“我有数次与陈先生深聊的机会。深聊的话题涉及社会、教育、中外关系，当然更多的是专业、家庭、生活。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多次抨击现在教育的行政化问题，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教育的衙门化问题。先生这种敢说敢言、勇于说真话的精神值得学习。
“诲人不倦，使学生受用终生。虽然我只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但先生对我的教诲很多、影响很深。当先生在2004年《中国园林》12期中看到我写的《景观十年、风景百年、风土千年——从景观、风景、风土的关系探讨我国风景园林的发展方向》一文后，晚上打电话到我家里说：‘这篇文章写得好，理顺了当前园林学术界争议的景观、园林与风景的关系问题。’先生的这个电话及鼓励成为我学术前进的动力之一”。
有一次，陈俊愉专门与李树华谈起了他的研究方向问题。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你的研究领域涉及太多、面太广，这样的话会难于深化研究，建议重点化。”李树华说，“这一点我牢记在心，一直在随时反思自己。与先生的其他弟子相比，我想我应该也是幸运的一位吧，因为在先生将要离开人世间之前的数日里，我有幸两次得到先生的教诲。一次是2012年5月30日在先生家中，先生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与先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另一次是2012年6月5日在301医院病房，我握着先生的手与他进行了40分钟的交谈。前一次主要是先生在讲话，在教诲我，而后一次主要是我在向先生汇报我的想法，他只是偶尔点点头而已……”
4.春风好雨，温润而泽
没有爱就没教育。师生关系融洽、密切、和谐，其实是爱的体现，情感的沟通。教师关爱学生的感情来源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这是一种纯正、无私、又有高度原则性的高尚情感，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说，虽然陈俊愉先生已经远离了这个现实世界，但是老人家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直是鲜活的：他那宽阔的脸庞和伟岸的身影，他那坦诚、专注的眼神，他那如洪钟般抑扬顿挫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和他那生动而极具感染力的手语……他传道授业解惑，为人之师，严谨不苟；他是春风好雨，如自然之力量，温润而泽，又岂止传道授业解惑也！
是啊，爱是师德的核心，爱是教师最基本的行为准则，爱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教师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教师对学生的爱就像学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母爱，这不是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而是教师职业的特有的道德伦理，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无私地关爱自己的学生。是的，教育事业的宗旨是育人，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师生关系。一个教师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忠诚和献身精神，直接体现在对学生的热爱上。关爱学生是教书育人的基础。
俞孔坚回忆说，最早接触并开始了解陈先生是在1980年，那时我刚进入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一年级。当时，系里组织教授报告会，向新生介绍有关专业，先生做了第一场报告，内容是菊花起源。报告的情景还记得很真切。那时，林学院刚从云南搬回北京。在林业楼前的木板房里，他老人家左手拿着一束野菊花，右手拿着一束栽培的大朵菊花，向我们解释他当时的一项研究——菊花起源。他说，菊花、月季、杜鹃等许多名花都起源于中国，但中国人自己对它们的研究却很有限。而外国人拿走了我们的种质资源，培育出无数品种后又反过来出口卖给中国。曾有国外专家问他关于菊花的起源问题，他没能回答上来，因此心存惭愧，所以他决定为中国园艺界争口气，探讨菊花起源问题。他的渊博知识与爱国热情顿时感染了我。散会后，在回宿舍的路上，伴随着收音机里的“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的歌声，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像陈先生那样，努力学习，将来做个育种学家，为国争光。有类似想法的还有我同班同学吉庆萍，后来她果真考上了陈先生的研究生，如愿以偿地做起了菊花起源的研究。而我对生物和遗传学的兴趣，也促使我选择细胞生物学作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研究方向，而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紫茉莉的花冠运动的研究”。几十年后，我本人已跨入了设计专业，但对植物和生物科学的兴趣，一直影响着我的景观设计，并成为我作品中的一大特色。
大概是在1981年，陈先生敏锐地感觉到生态学科的重要性。而当时，我们全系并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也没有相关的教学老师。先生特别请来了中国生态学界的泰斗侯学煜老先生，在全校最大的阶梯教室，给全系学生作报告。报告由先生亲自主持，在报告开场时，先生用了很长的时间强调生态学的重要性。侯老的这次报告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也是印象最深的生态学报告，并深刻地影响了我本人的专业历程。当时，侯老在黑板上画了一张草原生态关系图，讲述了老鹰被捕杀，导致老鼠泛滥，继而草场退化的生态关系，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正是这堂生态课，把我引入了生态与景观的广阔领域，对未来的专业方向也有了更宽的视野，也因此才有了我对景观生态和景观规划领域的兴趣，并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处的城市与乡村环境。回首当年，我备感庆幸，庆幸的不仅仅是听到了侯老的生态学报告，更庆幸有先生的为师之道。对待学生，他唯恐不能传道授业解惑！
大学4年很快结束，俞孔坚考上了研究生，师从陈有民先生，尝试风景评价和规划的研究，但他对植物学的热情并未减少。1984年夏，得知陈俊愉要带他的研究生上鸡公山野外考察，俞孔坚便通过陈有民先生，向陈俊愉提出请求，希望一起去野外考察。陈俊愉欣然同意，带上了这位编外弟子，同张启翔、汪小兰、刘海波、吉庆萍、刘晚霞等人一起，在鸡公山上度过了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些日子。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陈俊愉始终同大家一起，趟溪水、钻密林、早出晚归、采集标本、鉴别物种。他要求把每天采到的植物，必须当晚鉴定完毕，还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来告诫学生们。先生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对白天采来的植物一一辨识、做笔记。由学生轮流大声用专业术语描绘叶、花、果，由学生们先辨识，每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则拿着放大镜，对照植物志上的描述作解释，并做最终的结论，还不时对书本上的描述做修改。夜深人静，欢笑声伴随着对各种植物形态器官的描述声，回荡在民国期间留下的石头房中。大家突然发现，先生不出声了，原来，他已经歪在藤椅上酣睡了。于是，大家赶紧收拾掉满屋的野花野草，各自悄然回房睡觉去了。连续几天，累并快乐着。
“也是在这次野外实习中，由于刻苦好学，以及在识别那些离奇古怪的植物方面略显出的农村孩子的优势，我赢得先生的多次赞扬，也获得了吉庆萍的芳心。我与吉庆萍私订了终身。而当时，在校期间谈恋爱是莫大的忌讳。我们本以为先生不知情，哪知时隔数年之后，在结婚典礼上，先生的夫人杨乃琴老师道破封存多年的秘密，原来先生在当时早已知情，可他非但没有使法海之术，还暗中保护，终于使我们在上学期间已解决终身大事。此后，我一直受先生恩泽。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先生慈父般的善心恰如春风好雨般的温润。”俞孔坚幸福地回忆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温暖自己，抚慰心灵。
俞孔坚说，1997年，我携全家回国，在北京大学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自以为学贯中西，不知道天高地厚。血气方刚，凭一时之痛快，对当时举国上下的劳民伤财、破坏生态的城市化妆运动，毫无顾忌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追踪溯源，反思了我国园林教育的系统性弊端，质疑了一些由来已久的价值观，包括对古典园林、花坛及装饰性园林植物的滥用的批判，伤人者众多。其中，也被不少人误解为对前辈和老师的不敬。我去看望陈先生时，心里有些忐忑，生怕他也将我的言论不当误解为不敬。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用炯炯的眼神盯着我说：“是应该好好反思我们这些年来的园林绿化和专业教育，我们的学术争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同时，他也谆谆告诫我，不可年轻气盛，更不应该把过去否定得一无是处。后来，他又用他的亲身经历，与我分享自“文革”到现在中国园林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使我颇受教育。他那博大的胸怀和客观开放的态度，让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与陈先生关于这方面的交流一直持续到2010年，即北京大学成立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之际，我请先生出任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他并不太赞同我的部分观点，还是欣然答应支持我的工作，并不顾刚从医院出来的身体不便，特地为我院题词：“敬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成立之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在传统园林学、城市绿化与大地景物规划三层次的园林建设中，希望师生有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既弘扬优秀的历史民族传统，又切合中华国情与时代要求，还和世界环境科学及祖国生态文明协调并进的新贡献。”君子坦荡荡，和而不同，先生与我虽有祖师和孙子辈分的巨大差异，在探讨学术方面，却从不以长者居之。呜呼！师道浩荡，让我相形见绌，唯有努力修养，方不辜负先生之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