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次旅行还会见了许多学界名流，拜访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估计在百人以上，也是难得的收获。总之，饶宗颐在这次旅行中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会见了大批故旧新知，兴奋异常。在旅途中，他一直思考着用什么课题可以反映这次北上考察的收获。由于饶宗颐对楚地的人文历史和出土文物情有独钟，所以，当他看过楚地出土的许多文物后，就确定了一个研究课题，叫“楚地出土文献研究”。包括三大内容：一是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二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三是湖南长沙出土的《楚帛书》。
秦简《日书》是1975年从一座秦始皇三十年的墓葬里发现的，共有两个写本。墓葬的年代虽然在秦，写本的年代可能早至战国，有可能原来就是楚国的日书。所谓日书，就是选择时日宜忌、预测人事吉凶的“择日通书”。秦简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有关秦国的法律文书，日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次饶宗颐到北京，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设宴招待，把刚刚出版的发掘报告《云梦睡虎地秦墓》赠送给他。饶宗颐发现发掘报告中有过去尚未公布的《日书》两个写本，如获至宝，认为它是古代数术的重要内容，因而萌发研究秦简日书的念头。1982年5月，饶宗颐与曾宪通合作的第一本书《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就出版了。这是系统研究秦简《日书》的第一部著作。饶宗颐对日书中二十多个项目进行了透辟的论述，揭开秦简日书神秘的面纱。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卓云教授在《亚洲研究学报》发表评论说：“饶宗颐和曾宪通坚持了中国学术的传统，值得赞扬。他们博大精深的评注涉及广大的领域，成功地展现了秦简日书隐而不漏的意义。在这卷精炼的书中，差不多所论述的每一个条目都会有助于历史学家们去探讨中国的宇宙观。”让学术界对《日书》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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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在成都开会时，在奉节白帝城参观“甘夫人之墓”，旁边还有“张飞守灵处”。一般的解释是，甘夫人死在襄樊，刘备死后，甘夫人的尸骨就被迁葬到白帝城来。饶宗颐敏锐地感觉到此说不可信。他的观点是，有张飞的守灵处就不是甘夫人的墓，应该是刘备的墓。很可能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把甘夫人的尸骨移过来合葬，张飞才会在旁守灵。所以，他怀疑墓中应是刘备，而不是甘夫人。只有这样解释，才与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传说相符。第二天，接待处人员证明，前一段时间在这里发掘出一条大型的墓道，说明里面埋的不是尸骨，而应该是一个大人物的墓葬。四川文物管理处也证明武侯祠后面的刘备墓只是衣冠冢而已。由此可见饶宗颐的判定是准确的，后来，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考古文物界的确认。
饶宗颐在成都开完会，离开时选择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兰州。为什么选兰州呢？因为那是敦煌学的发源地。敦煌学在饶宗颐的学术领域里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饶宗颐到兰州的当天就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黄河大桥和北塔山。后来又去了千佛洞，参观石窟艺术及馆藏写经。饶宗颐看过敦煌壁画后，认为在这些壁画中，不同年代的人物典故、动植物场景经常重复出现，结合《敦煌白画》比对，就能清晰辨识哪一种艺术技法始于哪个朝代的哪位画师。
在这次游历中，饶宗颐还到了西安、洛阳、安阳。当然，三个月里面他还东游江浙，西出玉门，五岳登其四，两番游三峡，可以说是穿梭于南北东西诸京之间。西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而安阳是殷墟甲骨出土之地，都与饶宗颐的学术“根脉”紧密相关，自然是此行参观考察的重点。
饶宗颐到江苏，游历六朝故都形胜之地的南京，有很多的感喟积在胸中，过常熟游虞山，在柳如是埋骨处写了《常熟吊柳蘼芜文》。其文曰：惟冬初之凄厉兮，忽临睨乎吴中。
陟虞山之渐渐兮，俯尚湖之讽讽。
抚东间之壤碣兮，邻拂水之阀官。
畴倌三尺之朽壤兮，埋四海之文宗。
……
方南都之弃守兮，初劝死有河东。
……
追河山之失计兮，徒慕海上之长风。
……
竟一死以殉之兮，有重于泰山之崇。
凛惊风之陨叶兮，信芳草之蕴英雄。
诉吾愤懑而献吊兮，泣斜曰于寒虫。
……从此文可见，一方面是饶宗颐确实同情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的悲惨结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历之中抚遗迹而思往贤，不能不感从中来。
饶宗颐在旅程中写下的笔记，内容常常涉及考古学、文字学这样一些专业领域的东西，这可能是出于学术上的敏感性吧，因为在旅行中可以找到许多新鲜的资料，激发出他的灵感。经常能够看到第一手材料，对于产生新的创见绝对是会有帮助的。饶宗颐也喜欢听当地人谈地理，他认为当地人最有资格谈地理，而且谈得亲切。有些小地名奇奇怪怪的，当地人都要争论，辨不清楚，何况外人。非当地人是不容易谈地理的。
当然，饶宗颐也写一些纯粹的游记和随笔，都是情动于中，有感而发。
4
大陆开放后，饶宗颐常到大陆参加学术讨论会，与大陆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对于饶宗颐既有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内地也开始逐渐了解饶宗颐的相关研究。
在1981年，饶宗颐参加了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随后在山西整整作了一个月的旅行，为的是确定周民族的发源地问题。钱穆先生认为“西周文化发源于汾河”，饶宗颐经过实地考察，认为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必须要亲履其地，把考察结果与文献参照起来，才有发言权。像顾炎武的《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都是通过实地考察写成的。那是客观的、真切的学问。中国史家走的都是这一路子，如司马迁、郑玄，都是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只有实地考察，对书本上已经有的记载，才能有真实的感知，对书本上没有记载或者记载有误的地方，也可以增补修改，为后面研究学问的人提供资料。
饶宗颐受顾炎武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他的父亲做《汉儒学案》，他也学着做《清儒学案》，重点研究的是顾炎武。对顾炎武做学问，饶宗颐最佩服的就是走路读书，不是关在书斋里读书，而是在调查研究中做学问。所以，饶宗颐经常到外面去“游学”，就是把读过的东西拿到实践里去验证、去拓展，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学风。1980年，饶宗颐在内地考察，他的行囊非常简单，但却随身带了两本书：一本《徐霞客游记》，一本《杜诗镜诠》，一路上不时翻阅。
顾炎武这种走路做学问对饶宗颐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凡到徐霞客到过的地方，他一定要按图索骥，亲历其境，发思古之幽情。书上没有的，也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考索。举个例子，在从无锡到常熟、常熟到苏州的路上，他就一直在寻找钱牧斋的墓。在车上他反复地问司机，不知道。问路人，也不知道。到了一个荒野，先生好像心有灵犀，突然叫司机停车，说我们下去走走。果然在草丛中出现一堆荒冢，细看还有墓碑，被杂草覆盖着，拨开杂草一看，上书“明赠宫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其墓旁有记：“公讳世扬，字称孝，号景行，邑庠生。子谦益，孙上安，曾孙锦城俱袝葬。嘉庆廿四年七月，奚浦、鹿园两支族同立石。”饶宗颐说，这是钱谦益没后，袝葬于其父之侧，遵王时有所讳忌，不敢立碑，至嘉庆间方由宗族立褐。可见，清代对前朝遗老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饶宗颐的这个发现，恐怕当地人还不一定知道呢。
在山西让饶宗颐最感兴奋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拜谒司马光的故乡夏县，而就在黄河对岸，正是陕西省龙门县，又是司马迁的故乡，两位“司马”隔着大黄河而遥相对望。饶宗颐有幸站在黄河岸边，遥望两位伟大的史学家，并同时站在两位司马之间来看历史问题，这经验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饶宗颐之所以后来有补资治通鉴史料的宏大编辑计划，实来源于他内心越来越鲜明的对于二司马的向往敬慕。
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考证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东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写误，即大昊与少昊。”简明扼要几句话，就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惑点明了；接着是破解帛书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颛顼”，令人豁然开朗，并指出：“颛顼之名，未见于出土文物，是图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极可贵。”这些富于首创性的解读，成为经典性的诠释。
到中国内地的考察对饶宗颐来说，是一次文化之旅，实地的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使他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宗颐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堪称隔代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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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汕头大学、韩山师专和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第一次“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饶宗颐当时作为首位主讲人，在讨论会上作了《宋代潮州之韩学》的讲演。其实这个会议就是饶宗颐倡议的，这一点他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倡韩学的人。现在这个讨论会已经开到第七届了。韩愈的坟墓也重新造了，韩陵规模很大，里面有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题字，外面“韩陵”两个字则是饶宗颐题写的。
1989年11月，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澳门举行。潮商代表陈伟南先生担任大会名誉主任委员，积极支持饶宗颐在大会上作《潮人文化的传统与发扬》的专题讲演。饶宗颐在讲演中呼吁海外潮团以其雄厚的资财力量，支持学术研究。使潮州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更加灿烂的成果。
1990年11月，饶宗颐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的讲演中，对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又作一次引导。l99l年11月成立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聘请饶宗颐和陈伟南担任顾问，陈伟南赞助活动经费20万元。在1992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理事会上，饶教授提出建立“潮州学”，把研究工作推向更高层次的卓越创见。饶宗颐教授担任主编的《潮学研究》。是品位较高的学术刊物，成为促进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1993年初，陈伟南又参与发起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带头捐基金100万无。并出任该基金会荣誉会长。
1993年12月，由饶宗颐倡议发起、香港潮州商会资助的第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陈伟南作为潮州商会副会长，大力支持和具体参与筹划这次会议。会前，陈伟南还资助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到潮汕调查、搜集有关资料，充实潮学研究的题材。会上，饶宗颐作了建立潮州学的讲演，阐述了将潮汕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潮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潮学的内涵。这是建立潮州学的宣言书，在国际上首先举起了潮州学的旗帜，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人加入研究行列。
1996年8月，由陈伟南先生提议和资助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也为“韩水韩山添掌故，待为邹鲁起玄风”，推动了汉学、潮学研究的开展。1997年11月，饶宗颐和陈伟南又亲自参加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分别作了专题讲演和讲话。并向研讨会书赠“敦睦木分榆之谊，振兴化育之功”和“文化是民族之根，经济是民生之本”的题词。
1998年10月，饶宗颐到河南孟县，谒韩公墓，当地学者，盛情款待，饶宗颐觉得他们对韩愈的理解更深入、更求实了。饶宗颐就讲到韩愈《原道》中的“道统”，他根据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可以证明，韩公所说尧舜禹汤道统相传，完全是有来历、有根据，一直存在于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另外，饶宗颐还给他们讲了自己的一篇新作《古史之二分说》，提出神统、帝统、道统相因的古史观，这是他在《正统论》中没有涉及的。如果要弄清楚道统，必须先弄清楚中国古代史中的神统和史统，否则是缘木求鱼的事情。这可以算是饶宗颐在有关“正统论”研究中的新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