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真相是显而易见的：创新者既不能从对事实性命题的操作中，也不能从诉诸本能的过程中找到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他所需要的原则并不在那里，它们都将被发现于别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5]，孔子在谈及君子（之心）[16]时这样说。斯多葛派[17]说“人类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18，19]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耶稣说。[20]“人应该尽量地保卫自己。”洛克说。[21]创新者所提到的后代、社会、物种等例子背后的实践性原则，从远古时代起便已经被包含在“道”中了。然而，这些原则再无其他出处。除非你像接受理论世界中的公理一样，毫不质疑地接受行动世界中的这些原则，否则，你不会持有任何一种实践性原则。你不可能像得出结论一样得出它们：它们是前提。也许你可以将其视作为情感，既然它们无法为自己陈述“理由”好让盖尔斯和提图斯保持沉默。但如此一来，你就必须停止将“真实的”或是“合理的”价值与情感价值进行对立。所有的价值都将是情感性的，并且你必须承认（否则你将会被迫抛弃一切价值），所有的情感都并非“仅仅”是主观的。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认为所有的价值都像那些明显合乎理性的事物一样，不，就像理性本身一样，根本不需要也不接受证据。但是如此一来你就必须同意：“理性”可以是实践性的，并且我们不该仅仅因为某一个“应当”不能提供出若干可以作为凭证的“是”而将其摒弃。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证自明，那么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证明。类似的，如果没有任何事物仅凭本身便是不可违背的，那么将没有东西是不可违背的。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只是换了一种新说法来指称他们所谓的基础的或原始的本能。但这里牵涉到的不仅仅是用词问题。创新者攻击传统的价值观（“道”），以此来为他起初认为（在某种特殊意义上）“理性的”或“生物性的”价值观进行辩护。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他在攻击“道”时使用的所有价值标准、甚至他用来取代“道”的主张，其本身都源自“道”。如果他真的是从零开始，完全脱离人类的价值传统，那么没有任何法术能够起到丝毫作用来帮他建立“为群体而死”或者“为后世而工作”这样的概念。如果“道”崩溃了，创新者自己关于价值的观念也全都会随之崩溃。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道”那样的权威。他之所以能攻击“道”，完全是凭借着从“道”中继承的只言片语。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他有什么权利接受“道”的一部分而拒绝其他部分呢？如果他拒绝的部分并没有权威，那么他保留的部分也没有权威；如果他保留的部分是合理的，那他拒绝的部分也同样合理。
比如说，创新者将后代的诉求置于重要地位。他无法从本能或（现代意义的）理性中找到这一诉求的合理性。实际上，他是从“道”中推断出了我们对后代所肩负的责任：以为全人类争取福利为己任是实践理性中的一条公理，而为后代争取福利的责任显然是从中得出的推论。然而，在我们所继承的任何形式的“道”中，对儿童和后代的责任都是与对父母和祖先的责任并列的。我们有什么权力去拒绝其中一种，而接受另一种呢？另外，创新者也可能会将经济价值放在首位。使人们吃饱穿暖是一个重大的目标，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关于公正和忠诚的顾虑可以放在一边。“道”当然同样承认“让人们吃饱穿暖”这一责任的重要性。除非创新者也在遵循着“道”，否则他永远也不会认识到这一责任。但在“道”中，这一责任与维护公正和忠诚的责任是并存的，而他却企图要反驳那些责任。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他可能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或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可能坚持认为自己的民族取得进步是头等大事，而其他所有事情都应该为之让步。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基于事实的观察，也没有任何一种本能的诉求会为这种取舍提供依据。他实际上是又一次从“道”中获得了依据：对我们自己的亲族负责任是传统道德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族。然而，与之并存于“道”中，并对其加以限制的，却还有对正义的不变追求以及这样一条准则：长远来看，所有人类都是我们的兄弟。那么，创新者这种挑拣和选择的权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由于无法给出以上问题的答案，我做出了如下结论。我为了方便起见称之为“道”的这件东西，别人也可能将其称之为“自然法”、“传统道德”、“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或“金科玉律”。它并不是一系列可能的价值体系中的一种，而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唯一来源。拒绝它就是拒绝一切价值。如果有任何价值保留了下来，它就随之保留了下来。想驳倒它而另立新的价值体系，这种努力是自相矛盾的。过去从未出现过全新的价值判断体系，将来也不会。所谓新的体系或（如今所称的）“意识形态”都只是由“道”的碎片组成的：这些碎片被武断地从整体中剥离出去，被孤立地夸大到了疯狂的地步。即便如此，它们的有效性仍然来源于“道”，且仅仅来源于“道”。如果我对我父母的责任是一种迷信，那么我对我后代的责任同样也是迷信。如果公正是一种迷信，那么我对我的国家和种族的责任同样也是迷信。如果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是一种真正的价值，那么对忠贞的追求也是一种真正的价值。新的意识形态对“道”的反叛就像树枝对树本身的反叛一样。如果这些反叛者取得了成功，他们会发现他们毁灭了自己。人类的心智没有能力发明出一种新的价值，正如它没有能力想象出一种新的原色，或者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新的太阳以及一个可以供其运行于其中的新的天空。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价值的认知永远也不会再有所发展？是否意味着我们被永远束缚在了亘古不变的准则中？存在任何潜在可能，让我们有余地考虑是否要遵从“道”吗？如果我们笼统地谈东方和西方的传统道德，以及基督徒、异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传统道德，就像我刚才所做的那样，难道不会产生诸多矛盾和荒谬吗？我承认这样做确实会导致矛盾和荒谬。我们需要的，是做些批判，除去一些矛盾，甚至进行一些实质上的改变。但是在批判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一个语言方面的理论家可能会像对待外来语言一样对待自己的母语：他可以表现得就像这一语言的特质与自己全然无干；出于对商业便利和科学准确性的追求，他也可以鼓吹对这个语言的习惯用法和拼写进行全盘修改。这是一种批判。而一个“爱自己的母语，并深受其滋养”[22]的伟大诗人，也可能会在自己的母语中做重大的改变，但他对于语言的改动是符合这种语言本身的气质的、由内部产生的。正是被改变的语言本身启发了这种改变。这与前一种批判不同，就像莎翁作品中的语言不同于“基本英语”[23]一样。这种区别是自内而外的改变和外部强加的改变之间的区别，是机体自发的改变和外科手术式的改变之间的区别。
同语言一样，“道”也接纳着由内部产生的发展变化。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进步与纯粹的创新是不同的。从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基督教的教义“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进步，而尼采[24]的道德观仅仅是创新。前者属于进步，因为否定原有准则正确性的人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接受新的准则，而任何接受原有准则的人却都能很快看出，新的准则是在同一原则下对原有准则的延伸。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的准则，那只会是因为新准则是多余的、是原有准则的过度衍生而拒绝它，而不能仅仅因为新准则与自己的价值理念有差异就否定它。但除非我们准备好了要将传统的道德作为纯粹的错误而废除掉，从而使自己失去进行任何价值判断的根据，否则我们便不可能接受尼采的伦理观。设想一个人对我们说：“既然你喜欢比较新鲜的蔬菜，那为何不自己种一些，以便享用最新鲜的食材呢？”另一个人却说：“把面包扔掉，改吃砖头和蜈蚣吧”。道德进步与单纯的创新之间的差异就如同这二者之间的差别。[25]
理解“道”的精神以及受过其指引的人，能够顺应这种精神所要求的方向对“道”加以修正。只有这些人才会知晓“道”的精神指向何方。外人对此全无了解。如我们所见，他对“道”所做的修改是自相矛盾的。他远没有做到通过渗透到“道”的精神中来调和“道”在表述上的矛盾；他所做的仅仅是不明缘由地抓住一条恰巧在某时某地引起自己注意的训诫，然后榨尽它的价值。然而，唯一能对“道”进行修正的权威来自于“道”本身。这就是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要表达的意思[26]。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只有从小受到良好教养的人才能在伦理学学习中受益，已被腐化的人和置身“道”之外的人根本看不见伦理学这一科学的起点。[27]他可以心怀敌意，但没有能力评判，因为他并不了解这其中所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又说道：“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28，29]以及“不信的必被定罪”。[30]在非终极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是有益的。但对理论理性或实践理性的终极基础持开放的态度，却是愚蠢的行为。倘若一个人对这些事的态度是开放的，那么就请他至少不要插嘴。他不可能说出中肯的话。“道”之外并不存在可以用来批评“道”或是其他任何事物的依据。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很可能难以分辨什么是由内部产生的合理批评，什么又是来自外部的中伤。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有任何传统观念被要求为自己提供凭据，就好像它有义务举证一样，我们就是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一个合理的改革者会努力向人们表明：他所质疑的某个道德观念与其拥护者所承认的某些更基本的道德观念互相冲突，或者，某个训诫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其宣称所要呈现的价值判断。“为什么？”“它有什么好处？”“谁说了这样的话？”诸如此类的正面攻击从来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并非是因为它们苛刻或者无礼，而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观能够在那个层面上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如果坚持那种评判方式，你将摧毁一切价值标准，进而摧毁你自己评判的根据以及评判对象的根基。我们绝不能将枪口对准“道”。我们也绝不能因为某一道德观念的凭据尚未核实就将其等闲视之，不加遵守。只有对“道”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理解“道”。只有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一个有着高尚心灵的人，才能在“理性”出现的时候辨识它。[31]保罗，那个法利赛人，自称“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32]只有他能够辨别和理解律法的缺陷。
为了避免误解，我应该补充一下：尽管我本人是一个一神论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基督徒，但我并不是在试图间接地论证一神论的合理性。我只是在论证：只要我们还想要保留任何价值标准，就必须承认实践理性中那些最根本的常识具有绝对的有效性。我们还必须承认，任何对这些终极准则持怀疑态度，并试图在看似更“现实的”基础上重新引入价值的尝试，都必然失败。至于这一立场是否暗示了“道”的起源是超自然的，这并不是我的关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