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灵魂会老去
格格不入，却也随遇而安
刚到非洲时，我发现飞机上遇到的每一位黑人成年女性，包括空姐和乘客，没有一位的脸上不化妆，也没有一位的耳朵上没有耳饰，而且每一位的穿着和佩戴的首饰都十分得体。我以为原因是在这个国家里，能坐得起飞机的人都是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的。但在弗里敦，即使是招待所门口抱着孩子的家庭妇女，也每天戴着耳环、贴着假睫毛。无论天气多么炎热，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西装革履，且礼数周全。
为了尽量缩减行李，我只带了几件便服。在如此注重穿着礼仪的氛围中，时常颇感失礼。再加上蚊子先生对我宠爱有加，我不得不尽量把自己捂得严实一些。肉体和心灵都备受摧残。
也许是我在这个国家待的时间还不够长，至少没有长到将穿短裙、高跟鞋去爬山的，穿休闲装参加晚宴的，穿短裤、拖鞋去看话剧的，穿牛仔裤、运动鞋去听音乐会的，穿短袖衬衫打着领带的，穿肉色丝袜露着袜口的人一一收入眼底。当然，穷得不穿衣服的人，这个国家也有很多。
在塞拉利昂，路边的摊位都是流动的——是真的会动哦。除了自己的身体，小贩们没有其他的运输工具，他们的头功之厉害，已经达到了无所不顶的地步。水果、面包、零食、饮料、皮带、牛仔裤、鞋、包、光盘、锁、耳机……任何正常的和匪夷所思的东西，都是用头顶着卖的。
我特地向卖花生的小朋友借了大盘子，也放在脑袋上顶了一会儿。小朋友怕我这个新手顶不住，特地给了我一个布条，教我先将它盘在头顶上，把头顶垫平，再放上盘子。可我只是轻轻地转个身，盘子就差点儿掉下来，而且满满一盘子花生，一点儿也不轻啊。他们是怎么做到无论是在上下坡走路，蹲下，还是小跑，东西都像牢牢粘在脑袋上似的呢？
向街边小贩买东西，完全不用担心买到的东西分量不足，因为没有一个小贩用秤。他们的计量单位不是斤、两、磅，而是个、堆、罐。比如最常见的是卖花生的，通常是小孩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盘子，盘子里堆满了煮熟的花生，还有一个小罐。小罐一般是易拉罐减去一半做成的。那个小罐就是计量工具，买花生按罐盛。按照地域不同，每罐卖几千利昂不等。罐子的深浅也明显存在地域性差异，首都的罐子最浅，越往乡下越深。小孩的手通常也没准，有时候给你冒尖一罐，有时候还不满。香蕉是按“把”卖的，木薯则按“堆”，鱼按“条”……如此简单纯净的购物环境，省去了讨价还价和怀疑被宰的环节，分外轻松。
从另一个角度看塞拉利昂的购物环境，就不那么可爱了。塞拉利昂只有现金交易，纸币都破烂不堪，一万利昂面额的纸币还算完整，一千、两千、五千利昂的纸币通常都烂到看不清字，只能靠颜色分辨。纸币的品相如此之差，以至于银行的点钞机完全成了摆设。从银行取钱的话，都是纯人工数钱，有时会多一张，有时会少两张，特别没谱。取款额度大时，会遭到勒索。
其实，大多数当地人，一生也没什么机会走进银行。对于存钱这件事，他们基本没什么概念。我搬去糖厂的招待所住后，发现当地的员工发完工资的那四五天几乎都见不到人影，他们会去酒吧各种high，钱花光了才回来上班。
有次，糖厂需要临时工，让司机Gallo问问自己的表弟。他打完电话后，把表弟的答复不作任何修饰地回复给厂长：“他说不来了，上次领的工资还没花完。”
在矿区时，每到饭点，都会有当地员工在食堂外等候，食堂会把剩饭留给他们。没有剩饭的时候，他们就饿着肚子。我问他们工资都干什么用了，他们的回答令我十分无语——买酒喝了。
糖厂也遇到过保安监守自盗的事件。保安和负责运输糖的司机合作偷糖，每袋糖都只少半斤，十分精准。人赃并获后才知道，是保安找了个桶，每次倒满一桶就换下一袋，所以每袋缺少的斤两才如此一样，偷盗技术十分高。
一直觉得机场是个神奇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的真实样貌更容易被看见，因为都是彼此一生中唯一一次接触的概率很大。
在机场出关的时候需要填离境表，工作人员“好心”地要帮我填，我委婉地拒绝了。我的目标是——进关出关，都一毛不拔。我故意在职业那一栏填了记者，目的那一栏填的是采访。窗口里的大哥接过表格，看了一眼，不为所动，还是向我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Do you want to give me anything？”我早就想好了对策，跟他侃总统刚刚发布的繁荣计划，最后的结论是难道国家繁荣靠收小费就可以实现吗……总之blah blah胡侃一气，对方居然被我唬住了。神情逐渐从没捞到钱的哀怨转换为热情，不仅没有继续索要小费，还说喜欢我的眼睛，跟我热情地挥手告别。我都走出两步了，又叫住我，动作十分夸张地从窗口伸出他那硕大的身躯，抛给我一个飞吻。
本来我以为自己成功地做了回铁公鸡，没想到他们又从行李的角度给我挑刺儿。一名负责安检的大叔把我带到行李扫描的地方，让我开箱。我打开行李后，他们随便翻了翻，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让我走了。在安检大叔领我回候机室的时候，没出意外地，他开始索要小费，大概是想好好把握这最后一次机会吧，居然狮子大开口，向我要20美元！好吧，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小费的机会了，毕竟行李在人家手里。我想起兜里还有皱皱巴巴的2000利昂没花出去，掏出来都给了他。他居然轻蔑地看了一眼那两张皱皱巴巴的钞票说，你还是带回中国吧，然后不带一丝迟疑地翩然离去。机场的工作人员果然是比海滩上的混混高端大气上档次啊，2000利昂都入不了人家的眼。
从塞拉利昂回北京，转了两次机，每转一次机，周围的黑人都会减少很多，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少时，遇到一个彼此都很激动，大家热情地相互打着招呼；国人一多就淡定了，大家变回老样子，只跟熟人交谈。不知道别人作何感想，我还沉浸在那种与陌生人打招呼的快感里，没有回过神来。
在塞拉利昂时，每当我与大街上的陌生人有眼神接触时，得到的都是微笑点头或者问好，而不是漠然地别开眼。很多次，在北京的街头，我刚想试着主动笑笑，都被对方空洞的眼神拂过，我就像被一盆冷水瞬间兜头泼下，硬生生地把鼓足勇气加热过的微笑憋了回去。回想起第一次去黑人众多的市中心，心里莫名恐慌；看惯了北京地铁里那么多丧尸般的、面无表情的人，反而觉得天经地义。
微笑尚且如此困难，更不用说打招呼了。在大街上与陌生人主动打招呼，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但在北京行色匆匆的街头，试试与陌生人主动打招呼，如果你不是想问路或者推销的话，一定会被别人当成骗子或神经病。不是有句话叫“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还没认识的朋友”吗？朋友难道不都是从一个善意的微笑和一次亲切的问候开始的吗？
在塞拉利昂的大街上，擦肩而过的人，都会谨慎地避让，不小心碰上了，绝对会听到对方讲sorry。可我已经记不起自己上次说“没关系”是什么时候了。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好”、“谢谢”、“不客气”、“对不起”、“没关系”。几句简单的话，对于一些人来说，讲出它们简直难得要命。也许我们的城市太大，没力气说；也许我们的工作太忙，没时间说；也许是我们的地铁太拥挤，没勇气说。时间久了，我们便觉得没必要说了。
或许我去哪里都有些格格不入，却也总能变得随遇而安。
人生若只如偏见
刚到塞拉利昂时，总有当地的国人——我称之为“老乡”——告诉我，不要接受黑人对你的帮助，因为他们都想从你那里得到好处。
打车到弗里敦闹市区时，我想去一家据说性价比很高的旅店，可司机是个新手，带着我绕了半天也找不到路。他求助于路边一个无所事事的中年人，对方很热情，直接坐上车，带我们去。我以为这种人就是“老乡”们说的，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人。可人家真的是活雷锋，下车时很潇洒地挥了挥衣袖，说了句“You"re welcome”（不用谢），就下车了。
在弗里敦闲逛时，走到一所教会学校，见门口没人拦，就进去转了转。第一个发现我的小朋友向我大声地问好，同时，调皮地眨了一下左眼。紧接着，学校就像开了锅似的，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我包围，争着跟我握手，向我问好，在相机前做着各种鬼脸儿，大笑，大叫。校长——一个穿着淡紫色套装、涂着紫色眼影，看起来有200多斤的可爱大婶——很快被吵了出来，用她肥胖的身躯拨开层层簇拥的小朋友，将我领到校长室。在仔细查看了我的护照，确认我不是跨国人口贩子后，热情地带我参观了学校里的每个班级。
学校不大，只有两层楼，算上校长一共九个老师，每个老师都是英语、法语、数学全能教。每到一个班，校长都会带着学生们欢迎一次我的到来，有些班级还有早就训练过的口号和动作表演。参观过程中，我又一次遇到那个向我大声问好的小家伙，他仍冲我调皮地眨一下左眼。
我离开学校，往旅店走，无意中回头，发现小家伙居然一直跟着我，可我记得学校明明没有放学。这次是我冲他眨一下左眼，逗得他咯咯直笑。我问他是不是逃学了，他一脸无辜地拽了拽书包带，没有回答。他就这么一路跟着我，一直用好奇的眼神盯着我看，偶尔和我相视而笑。直到我进了旅店的院子，他才一脸不舍地转身走了。
回到旅店，我和“老乡”聊天，兴奋地说起刚才在学校里的见闻，还有那个跟了我一路的小不点儿。“老乡”冷冷地来了一句，他是想跟你要钱吧。我就再也没有说下去的兴致了。
我选择相信纯真的眼睛，不过我也理解“老乡”为何有如此深的成见。
在加纳转机时，排在我前面的一对老夫妻，从几内亚带了五串红玛瑙手串，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里，安检人员以此为理由勒索。俩人没零钱，于是给了对方10美元。安检人员居然还嫌少，一张臭脸拉得老长。大爷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说着thank you（谢谢）。其实压根儿一分钱不用给，红玛瑙又不是象牙，根本不是什么违禁品。假如真是的话，用10美元就能放行吗？
经过了几个非洲的机场，我深刻地体验到了安检人员的“理财”观念。最后一次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出境时，俩安检大哥给我的背包过了五遍扫描机。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将相机掏出来后，他们总问我是否还有另一个相机。我不得不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出来，让他们随便翻。最后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个对讲机。他们禁止我将对讲机带上飞机，即使我将电池拆下来，分开放也不行。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办理第二次托运了。这是唯一一个不让我将对讲机带上飞机的机场，我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找茬儿。而且我很不忿，认为他们贪得无厌，专碰中国人的瓷儿，以为姐也属于“人傻钱多”的类型。于是，“倔脾气模式”随即启动，很直白地问他们是不是想要钱，更直白地告诉他们姐没钱。出乎我的意料，人家很严肃地说不是为了要钱，是为了飞机的安全，其他机场一定是出了差错才允许我将对讲机带上飞机的。怕我不相信，又强调了两遍。
经过漫长的磋商后，安检人员决定把对讲机给机上的空乘人员，飞机落地后再还给我。我从第一个过安检，耽搁到最后一个登机。
得，又小人了一把，还是没用对地方。
记得在川藏北线途中遇到一个很可爱的藏族小男孩，我主动将糖分给他吃，他害羞得不敢接。我一阵感慨，如今南线沿途村子中的小孩，有些已经看不上糖了，必须给钱才让过，北线的人们竟然还如此淳朴。我突然意识到几年前，在南线生活的小孩们，一定也是如此害羞的。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状况？第一个分给孩子们糖的人，应该和我一样，只是因为看到孩子们甜蜜的笑脸，忍不住将同样甜蜜的糖果分给他们。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过路者将这种行为演变成了施舍。于是，接受者觉得理所应当，“不满足”也接踵而来。
当我们抱怨那些索要者的贪得无厌时，是否也该想想自己有没有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起初，也许只是几个“脑筋活泛”的黑人，见到一些国人钟情于用钱解决问题，才逐渐使今天这种专门喜欢向中国人要小费的现象常见起来。偏见都不会无缘无故。
有时候，主动赠予不一定是在做好事；不去赠予的，也未必都怀着坏心。
除了这些赤裸裸的偏见外，更深程度的偏见，是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偏见。有人跟我说，他和黑人握手有心理障碍；有人得知我送给他们的水果是黑人帮忙摘的，会将刚要放进嘴里的水果偷偷放在一边，或是重新洗过好几遍才吃。
在海边，经过的黑人女孩会说一声，嗨，我喜欢你裙子的颜色；当我顶着满头小辫到处溜达时，也不停地遇到人们说，嗨，我喜欢你的发型。我相信，并非语言或者肤色、人种造成了隔阂。我们可以和自己的邻居几年不说话；我们也可以站在电梯门口，苦苦找寻自己的楼层按键，不知道让开门口，先往里走，等大家都进来后，再逐个跟站在按键附近的人报自己要去的楼层，然后说一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