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照你的方式去做，”雷内坚决地说，“就当做是一篇关于她的文学性报道吧。”
把手中的卷饼解决后，我们开始针对这篇报道展开赞成与反对的意见辩论，但到了喝咖啡、抽“胡立安一号”雪茄时，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雷内威胁要叫流浪乐团过来演奏，我才愿意妥协。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超乎预料：帮《改革报》撰写一篇报道的打算，最后变成了个人的文学计划，而我的朋友非但没有因此不快，反而在知道这消息的第二天，就把手上所有墨西哥联络人的推荐名单都给了我，其中还有首都警方的资料，让我可以把不为人知的那几年挖掘出来。可是特蕾莎在西班牙那段时期的生活则无从得知，她在西班牙的那段过往，连在墨西哥都未曾公开过。
“老兄，我们至少可以帮你的新作发表文学短评。”他说。
到目前为止，只听说她曾经住在“七滴水”，那是库利亚坎市一个环境潮湿的小区，她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墨西哥人。还在念小学时，她便放弃学业，曾经在一家帽子店做店员，接着在华雷斯街做兑币员。悼亡节的某个下午—真是个讽刺的预兆，命运之手将她推向雷蒙多•达维拉•帕拉的生命，一名受雇于华雷斯帮派的飞行员。因为一头金发和蓝眼，颇有美国人的味道，在那里大家都叫他格罗•达维拉。
以上这些大多来自围绕特蕾莎打转的道听途说，而不是证据确凿的资料；为了弄清撰写传记所需的部分，我来到锡那罗亚州位于西岸、面临加利福尼亚湾出海口的州府，探访了每条街道和每个酒馆。最后那天下午（也许那也算是另一阶段开始的第一天下午），我甚至走过一遍和她当初几乎一模一样的路线，也就是她接到那通电话、离开和格罗同居的房子之后所走过的路。
就这样，我站在他们两人曾经共筑爱巢、度过两年光阴的房子前：一栋独立舒适的两层楼小别墅，有后院，大门处种着爱神木和九重葛，位于别墅区的东南。那里是中层毒贩经常出没的小区，他们的买卖还算顺利，但还不足以在查普特佩克唯一的殖民区买一栋超级豪华的大别墅。随后，沿着大王椰子树和芒果树，我来到华雷斯街。我伫立在市场前面，看着当地的年轻女孩们一手拿手机、一手拿计算器，在大街上兑换钱币；或者说，她们在洗钱，把停在她们身边的汽车里的驾驶员用大麻和白粉换来的成捆美金，漂白成墨西哥比索。在这个城市里，明明违法的事情却成了社会惯例和生活方式—这是代代相传的传统。而曾经有一段时间，特蕾莎也在这些女孩之中，直到某辆黑色福特野马汽车停在她身边，格罗•达维拉摇下有色玻璃车窗，从驾驶座上直勾勾地盯着她。从那一刻开始，她的命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