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企业要生存，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由政府拉动改为企业推动，这样内地企业才会有前途及竞争力。事实上，政府的信息有时未必正确，如当初大力鼓励发展光伏行业，最后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国政府曾力推光伏行业的发展，但由于盲目发展，产能过剩，又遇到外国反倾销，市场缩小，令光伏产业出现了现金流断裂，资金流动困难。若政府要改革，应控制自己的开支，包括控制投资和政府消费，同时放松对实体经济领域的管制，给企业家精神以足够的发挥空间。
四、城镇化反思：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而非现代化
2012年12月16日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未来扩大消费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种提法虽然客观，但在当前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以及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责任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城镇化很有可能延续原有的圈地造城运动，依然是粗放经济，依然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主导，而城乡居民仍处于被盘剥和掠夺的状态，13亿人的消费、企业家精神等可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动力，被彻底压死了。如果是这样，新型城镇化根本谈不上转换发展方式，仍然在走老路。
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笔者认为不是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区别，最关键的是变政府推动的经济为13亿居民消费推动的经济。如果任由政府高层借顶层设计为名，代替人民作出重大决策，而置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要求于不顾，仍然依靠素质低、私心大的政府官员阶层推动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将在重重的矛盾爆发中走向死局甚至崩溃。
例如，中央高层认为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有利于清理“贫民窟”，避免出现拉美国家城市的“二元结构”局面。可是，只要农民工分不到保障房，只要城市人口收入分化的局面不改，单纯依靠城市建设的“一元化”，根本无法掩盖城市居民阶层的“二元化”。随着大量低租金的城中村的消失，农民工的住房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事实证明，最高明的治理，从来都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我们实施计划生育和实行火葬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居民生老病死的天赋人权，其依据是要防止人口太多消耗资源。然而，为了“保增长”这个口号，我们的政策却放任各级政府、央企、地产商的疯狂占地和大兴土木，放任身价上亿的社会“成功人士”成十套、百套甚至千套炒房囤房。我们以世界不足20%的人口，却耗费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钢铁、水泥。这些都属于现实给自上而下制定政策者的残酷教训。
按照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并践行的中国老子的观点：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为何要限制政府权力？新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米塞斯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私产以及抵御暴力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哈耶克认为，“需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予限制”，“对于政府，则要求其按规则管理国家，明确其责任范围，且绝无逾越该责任范围的权力”。
限制政府的权力，关键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目前，中国政府投资多缺乏目的性，很多被怀疑为基于决策者升官发财的动机产物；由于规模太大，而且无限贷款透支未来时期的税收，导致依赖拆迁卖地推高房价、民不聊生；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大部分地区涉及挪用社保基金的问题，口头说减税事实上多在增税。不仅要限制政府投资，还要限制作为政治组织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将其规划在一个不影响民营经济活力的范围。
中国扩大消费的动力在哪里？笔者认为并非来自城镇化和现代化，而是来自房价回落，来自民营实体经济振兴扩大就业增加普通居民收入，来自控制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乱投资，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给实体经济减税和为城乡居民充实并发放社会保障资金。由此，收入分配改革关键不在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而在于政府（含国有企业）、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只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需求结构，才能实现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五、治理房地产和金融混乱重回实体经济
中国房地产和金融业过度繁荣且管理混乱的局面，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农业、制造业的凋零，属于同一经济整体结构失衡的正反面。例如，只有200多万人的房地产开发业和地方政府土地经营机构，2011年经营收入达9万亿元，超过了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大农业总产值的8.63万亿元，而后者就业人口高达2.6亿人。
金融业的暴利更是令人触目心惊的。以国家规定存贷款利率和利差的银行业为例，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国内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28万亿元，中国银行业成为国内金融系统的重要支柱。从赢利能力上看，2011年全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达1.04万亿元，伴随着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尽管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2012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仍净赚8127亿元。与此同时，以银行理财产品、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产品、委托贷款等为名的影子银行业务，其利率更是达到了14%30%，甚至更高，成为吞噬各行各业利润的重要工具。目前，国内影子银行主要集中在三类，其一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及项目公司，其二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其三是信贷可得性差的民营企业。尤其是2010年后地产调控和融资平台清理，两者均出现资金紧张，被迫寻求外部融资。
按照常规的看法，房地产开发赢利能力强，但是比起金融业，则后者的赢利能力要高得多了。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业，但金融的作用得有一定限制，必须促进实业发展而不是阻碍甚至限制其发展。
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混乱，根子还在于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导致宏观经济因为房价的大涨而被迫多次调控，进而引发实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国家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多次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引起了社会流动性的泛滥，各种炒风日盛，最后定格在各种形式的“炒钱”上，这是影子银行产生的基本背景。由于“房地产金融漏斗”的作用，导致国家为发展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绝大部分流入房地产领域和其他炒作领域。这种局面如不改变，信贷资金投放最终必然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消除房地产泡沫。有人说中国不能承受泡沫破裂之重，因此我们要拼命维护泡沫。这是最为荒唐的逻辑！笔者认为，泡沫破裂只是早到晚到的问题，不存在安然通过的问题。重要的是，泡沫破裂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而不是作阻止泡沫破裂的无效抵抗。
消除房地产泡沫，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打破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设住房的垄断权，给包括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建设的房屋发放平等的房屋产权证明，实现住房供给的多元化；二是严格打击住房投机，通过公布房屋产籍信息和对多套住房拥有者征收累进税率的房产税，促进存量过剩房屋流向市场，则房价必然面临大幅回落，从而带动住房消费。
在金融领域，应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由于银行收紧信贷，企业资金链收紧，被迫寻求资金救急。另外，较低的实际利率甚至负利率促使私人部门存款离开银行体系，把钱投到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上。因此，逐步放开银行信贷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让资金价格“随行就市”，可以解决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性问题。还有，要建立影子银行的监控体系，增加影子银行体系透明度，建立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防火墙，对银行体系内的影子银行活动和体系外的作差异化处理。同时，密切关注银行同业间的业务创新，把控银行将同业经营风险扩大甚至向外转移，避免“欧美式”影子银行体系轰然倒塌的结局。
在消除地产和信贷泡沫的基础上，应大力发展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特别要关注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三农”问题。目前，农民贫困的原因不在于没有进城，而是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特别是以补贴为名义压制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导致农民的劳动和投入根本无法收回。为何创造财富的人最穷，而炒房炒楼者如此富有？这是我们必须严肃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于农民，提高收入显然比什么城镇化、现代化要重要得多。提高农民收入的手段，不仅要城市放开农民进城务工和生活居住的各种限制，特别是户籍的限制；对于留守于农村的农民，则应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使农产品价格稳定在农民人工和生产资料投入成本之外，仍有正常的利润空间；彻底改变地方政府、企业和开发商变相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局面，维护农民对非农开发土地的权益；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通过补课的方式，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农民的居所建设污水管道系统；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推动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保障平；等等。
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要不是依靠政府产业规划，而在于打破国有经济对一些经济领域的垄断；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本着专注、着眼未来和民生关怀理念，满足公众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以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政府的职责，不是大规模进行基础建设投资，不是制定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而是限制行政垄断，为企业的经营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外部经济环境。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