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24日，胡适与友人谈起长寿问题时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却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那还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1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从这话中，可以看出胡适对生命的基本态度。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居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住进医院。更出人意料的是，整整一年以后，也就是1962年2月24日，他又因为呼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导致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因此，考察一下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一、因病住院，笑口常开
1961年2月25日，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宴请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韩奈，邀请胡适作陪。那天晚上7点左右，胡适从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动身时，已经十分疲倦。到达目的地以后，他觉得呼吸困难，脉搏跳动加快，额头出汗不止。于是，钱思亮立刻把他送到台湾大学医院。经过输氧、注射强心针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病情才得到控制。
1961年，在书房中会见友人时一脸笑容的胡适。
第二天，胡适脉搏跳动降到每分钟88次，开始恢复正常。上午8点半，秘书胡颂平进入病房，胡适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昨晚可能要出大乱子，把你们吓坏了吗？惊动了大家，我心里不安。”根据医嘱，胡适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脱离危险之前，要尽量少说话。然而，当胡颂平请他听从医嘱、注意休息时，他却说：“我对心脏是有经验的，我自己知道，你们不要怕。”（同上，113页）
根据医嘱，胡适不但不能说话，而且也不能看书看报。为此，他半是玩笑、半是牢骚地说：“不看报，不是剥夺我的自由吗？”值班大夫蔡锡琴查房时，胡适对他说：“蔡先生，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要想别的问题。想得整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请你跟高（天成）院长、宋（瑞楼）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蔡大夫一时无法回答，便退出病房。过一会儿，蔡大夫又进来说：“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的。不过看书看报时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者念给你听？”蔡还说：“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好吗？”（同上，113～114页）胡适一向不肯麻烦别人，他觉得让别人拿着给他看，于心不忍，也不方便，就没有再说什么。
2月27日，蒋经国以及台湾政要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和宗教界人士田耕莘、牛若望等人到医院探望胡适。为了有利于他的恢复，大家都劝他安心静养，没有给他更多的说话机会。3月1日，杨亮功、陈雪屏、钱思亮等文化教育界的老朋友在王世杰家开会，讨论胡适的治病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再请几位心脏病专家做进一步会诊，以便确定治疗方案。3月3日，医院组织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胡适患有两种疾病：一是心脏急性衰弱，二是冠状动脉阻塞。如今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随时有复发的危险。
3月7日，胡适对特别护士徐秋皎开玩笑地说：“明天是3月8曰，妇女节。这里的女监狱官可以释监了吧？”第二天，胡适给大家讲起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往事。他说：“那次我到了纽约，心脏病发作了，就没有回到华盛顿去。大使馆是在华盛顿的，馆里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游建文……由他记录下来通知华盛顿大使馆去办的。他每天到医院来半小时光景，事情办好了，全部时间去追寻一位张小姐，结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笑话：‘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说到这里，胡适大笑起来。他还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同上，116页）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病住院，胡适住在特一号病房，梅住在特二号病房。3月12日是个星期日，胡适让王志维把他对梅先生要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拿过去播放。不久，胡适收到台北某中学数十位同学的慰问信，这让他十分感动。胡适在医院里经常开怀大笑，朋友劝他，他却用杜牧的诗句“人生难逢开口笑”来作答。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胡适的病情有所好转。到了3月25曰，胡适已经能够在床上坐起来吃饭。4月3日，他开始下床，并能在轮椅上坐半小时。这说明疾病的危险期已经过去。
4月13日，胡适与身边的人谈起“惧内”问题。他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个“惧内俱乐部”，提倡男人对太太要奉行“三从”、“四得（德）”的原则。所谓“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所谓“四德”，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可见即便是在病中，他依然风趣幽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怕老婆不仅仅是一种幽默。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就说过，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则容易建立极权统治。
4月22日上午11时，胡适病愈出院，许多记者前来采访。院长高天成向记者表示：胡博士在医院里曾做过20多次心电图，从最近的一系列检查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以后还需要好好静养一两个月，不能多会见朋友，不能参加会议，更不能进行演讲。希望爱护胡博士的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注意这个问题，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第二天，胡适在一份“启事”中感谢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对他的热情照顾。他说：“我盼望这回病好之后还可以有气力做几年有用的工作来报答各位朋友的好意。”
二、出院以后，渴望工作
4月27日，胡适对人说：“我是不把病当做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纪把下半世纪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纪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还可以让我再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说罢又哈哈大笑起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转引自《胡适年谱》，938～9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引者按：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49页记载，这段话是4月29日讲的。）
离开医院以后，因为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胡适不可能安心静养。尽管如此，当他5月31日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还是比过去有所进步。为此，医生劝他再休息一个月。6月10日，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胡适对值班秘书王志维说：“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放在铁箱里的一个小皮箱内。这个小皮箱有一暗处，平时不大看得出来的。我就放在这个暗处里。我身后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诉你我的遗嘱放在什么地方。”听了这话，王志维感到非常惊骇。他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了吗，但他活到93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的长寿！”胡适回答说：“希望如此。”（《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74页）
6月16日，胡适为了感谢照顾自己的工作人员，他留下王志维、胡颂平和金承艺三人共进午餐。午餐开始后，胡适举起酒杯对他们说：“希望明年今日，我已经是一个自由身。——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工作。不像这四个月来一点事也没有做。”6月19日晚，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和大夫宋瑞楼、顾文震来看胡适。宋大夫用听诊器为胡适听了胸部并测了脉搏之后，认为他的心脏还不稳定，劝他不要急于返回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当地没有医院，看病很不方便。
由于渴望能够早日正常工作，胡适并没有完全听从医嘱。6月25日上午，胡适由护士徐秋皎陪同，从福州街临时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回到“中央研究院”之后，他立刻给老熟人、台湾驻纽约“总领事”游建文发了一个电报，请对方转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经回到南港家中。需要说明的是，自从胡适1958年返回台湾之后，江冬秀和儿子胡祖望一直住在美国。
7月8日，胡适以院长身份主持了“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这是他生病半年多以后第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9日凌晨1时许，他突然患急性肠炎。几位医生经过6个多小时的抢救，才把病情控制住。天亮之后，钱思亮夫妇闻讯赶来，劝他再住医院，他没有答应。7月22日，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等人来访。那一天他兴致很高，还打开酒瓶为客人添酒。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于记者问他是否参加第二次“国是会议”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和他谈到这件事。
7月26日，胡适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去信，要请假一个月。请假的原因，是他计划在8月底飞往美国，处理三件事情。其一，参加9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32次年会。其二，夫人江冬秀要从美国回来，他需要前去整理那里的书籍和文件。其三，他第一次发病时病历还在美国，这次去，是想做一次详细的检查。8月3日下午，台大医院的几位医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没有发现异常。8月19日上午，胡适到台大医院检查，情况也基本正常。第二天，他给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赵元任去信说，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已取消飞往美国的打算。第三天，“副总统”陈诚前来看望，劝他保重身体，最好不要到美国去。
8月25日，胡适以顾问身份出席讨论由蒋介石主持的阳明山“国是会议”。这一天正好是他住院6个月的纪念日。为此，他写信给自己的护士徐秋皎女士说：“这六个月里，多蒙你化了五个月的光阴来看护我，‘警卫’我！我在这个纪念日里，特别想念你，感谢你。”这说明胡适是个非常细心和乐意感恩的人。8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设宴招待出席阳明山会议的人士，胡适被安排在宋美龄左侧，其地位可见一斑。9月28日，蒋介石再次宴请胡适，并请他讲话。他笑着说医生不许他说话。（《胡适年谱》，95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胡适对蒋介石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江冬秀将要从美国回来，胡适于10月17日下午专门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未见异常。第二天中午，胡适专程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夫人。12时25分，江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台北，二人见面后，胡适因为另有应酬，遂安排夫人到钱思亮家吃午饭。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的家属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在会上，胡适致答词说：“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寂寞了。太太来了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个拘束，就少了一份自由。好在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她不住在此地的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此外，他还介绍了自己当年相亲而碰壁的事，并且说这就是他主张“怕太太”的真正含义。理由是：“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18页）
三、因为工作，再次住院
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提到必须承认东方文明中缺少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和真正的“精神”。这次演讲也成为他突然去世的一个因素。
也许是因为没有听从医嘱吧，胡适在第二天下午到台大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心电图和脉搏与2月份发病前非常相似。这是一个不良的信号。为此医生要求他做到以下几点：一、要请特别护士进行护理，不要会见任何客人。二、饮食要淡，说话要少。三、在最近五天内完全休息，每天至少在床上躺12小时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