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读书》上看到李慎之的一篇文章，是介绍钱钟书的岳父杨荫杭先生及其《老圃遗文辑》的。我看到，李先生撰写此文，除了因为他与钱氏夫妇是同事、同乡，因而过从密切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为学、做人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方面，杨老先生又堪称他们的楷模。这自然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但又觉得这一类的书在我们太原很难买到，因而也就不敢心存奢想。没料到前两天听说五一路新华书店有这本书，便去买了一本。
杨荫杭出身于无锡的一个读书世家，曾三度出国留学，两次赴日、一次赴美，可谓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这方面，我以为就连大名鼎鼎的胡适也不能与之相比。前些日子，我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谱主1949年寓居美国时曾考证象棋的来历，没想到杨先生早就做过这种文章，其旁征博引，探赜索隐的本领，比胡适还强。难怪李慎之先生要说：读了这本书，又使他产生了一种“‘登高自卑’的感觉，老觉得如果不能说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出了问题，至少也是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所以我奉劝那些本来非常浅薄，却喜欢以权威自居，甚至动辄要做前无古人之大业的人们，最好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它毕竟是治疗“无知即无畏”的一帖良药。
其实，杨老先生本来就是胡适的老师。据杨绛回忆，抗战胜利后她在陈衡哲家见到胡适时，胡曾用半拉子上海话对她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事后钱钟书先生也说，胡适是决不肯乱认老师的，也不会记错。需要指出的是，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她父亲与胡适的师生之谊始于中国公学，并在该文注释中说胡是在1904年入上海中国公学求学的。但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他是在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该校于1905年成立）的。这时，杨荫杭已经再次东渡日本了。所以我想，杨、胡师生之谊可能是在上海澄衷学堂的事，因为杨先生在澄衷也兼过课。
我把杨荫杭先生说成是报界前辈，虽有道理，却并不全面。所谓有道理，一是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创办了《译书汇编》、《国民报》等报刊，成为清末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报人；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他又以《申报》主笔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系列弘扬正义、抨击时弊的文章。所谓并不全面，是因为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法律工作，即使在报馆任职期间，也还兼营律师事务。当然，我所关心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老圃遗文辑》所辑录的就是他在20年代所写的那些文字。
《老圃遗文辑》中的文章可分为“时评”和“常评”两大类。时评又叫社语，是评论国家大事的。涉及的人物，上自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督军、省长、部长、议员等辈。常评刊登于“常识”专栏，“涉及的题材很广很杂；有一般性的常识，也有学术性的考订”。（杨绛语）在我看来，这些文章类似于现在的随笔，不过绝没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轻飘飘的文字。为篇幅计，前者仅举标题为例，，如《死灰中之靳内阁》、《段家将》、《张作霖与徐树铮》、《政客与苍蝇》、《裁兵裁官裁妓女裁议员》等。后者虽然可以从《说唾》中窥其一斑，但我还是想再引上几句——
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与其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不如生活程度卑而人格高。（《说俭》）
皇皇求名，与皇皇求官，同一无耻。（《戒躁》）
吾谓龟之为物，其性畏葸，有口而不能噬，有爪而不能攫，畏首畏尾，缩于壳中，乃放弃权利之动物。（《说龟》）
徐健庵有言：“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吾爱其言，敢以此献登台诸公，须于做官时留做人地步，勿于做人时遗臭万年。（《为与署》）
账目不清，谓之“混账”……故中国苟欲振作，必先励行算账；势必使“混账”者人人自危（《算账与混账》）
遗憾的是，这些常识在今天仍然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可见当年的老圃真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个典范。这对于如今依然把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视为两难选择（其实是以治学为借口逃避社会责任）的人来说，也该有点启发吧。
1996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