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的一生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旧中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参与过一些堪称影响历史进程的极其机密的活动；也因为他在50年代之初，一夜之间就由上海市副市长，变成了“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也许是为了进一步澄清历史真相，还潘汉年以本来面目吧，上海人民出版社于去年（1996）年底，即潘氏诞辰90周年前夕，编辑出版了《潘汉年在上海》和《潘汉年诗文选》。前者是一部以回忆录为主的纪念性文集，共9部分，“以冀对潘汉年的活动有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反映”；后者“选编了潘汉年从1923年到1977年间著述中的代表性作品”共166篇，分诗歌、小说、杂文、论文和报告5种类型。我是今年夏天才见到这两本书的，从版权页上看，在短短几个月内，前者连印三次，印数高达2万册；而后者却仍然是第一次印刷，数量为前者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我仍然更看重后者，因为它毕竟是潘氏思想感情的重要记录。
另外，随着潘汉年“内奸”案的平反，这一共和国冤狱的真相已逐渐为社会所了解，潘的革命生涯及其贡献也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人们对他的书生本色和创作情况，则恐怕不太熟悉。从这个意义来说，《诗文选》为我们全面了解潘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新颖的角度。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陆平村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分别是嘉庆、咸丰年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在光绪末年考中秀才后，一直以教书为业，辛亥革命后，曾担任过乡董、区董和县议会议员等公职。有这样一个家庭，再加上个人的天赋，潘汉年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可惜在小学阶段，他就因为家道中落而失学，后来在外婆的资助下虽然上了中学，却又因为下肢患病而中途辍学。结果，他未能像家族中的潘梓年、潘菽一样到北京念大学，而是在少年时代就当了一名乡村的小学教师。
然而，生活的捉弄非但没有使他心灰意懒，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与命运抗争的进取心。1923年，年仅17岁的潘汉年虽然只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师，却已经在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并与著名学者张东荪、王平陵展歼讨论。与此同时，他的白话诗《不敢》、《可怕的路》和《怅惘》也刊登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十分引入注意。也许是篇幅有限吧，《诗文选》只选了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评小学教科书》。但就是这么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已显示出其不同凡响的思想和才华。文章谈的是小学五年级国语课本中的几篇课文，却提出了一些涉及儿童教育的重大问题。比如他批评《我家的庭院》“没从阐发自然的美着想”；《三只小蝴蝶》不应该用“‘迷信的因果’式的事实来做全课的收束”；《工作》和《冬夜里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毛病，是不合儿童的经验”，等等。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他不仅有理论上的思考，也有实践中的探索。这与他的年龄、学历形成极大的反差，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同样，从《不敢》和《怅惘》等情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早慧与早熟。
值得注意的是，那首《可怕的路》中，作者竟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象：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路，
曾立誓不再逗留，
蓦地见到路中一支冷黄色的无名花，
顿时引起我的好奇心，
而足不由我主，
很快地走向前去，
采撷那黄色的无名花了。
读罢该诗，我不免有些纳闷：他本来是可以在文化方面有所成就的，但是却阴差阳错地走上另一条道路。所以，这首诗也就成了他命运的一种写照。同时我也有些奇怪，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小小年纪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写入自己的诗中？
1925年，潘汉年只身来到上海，考入中华国语专科学校深造。不久，该校停办，他经人介绍进入中华书局担任了《小朋友》杂志的校对。五卅事件发生后，他因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儿歌、故事和散文。《诗文选》所收的儿歌《要买……》和《苦哇鸟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后者是一篇散文，它不仅把作者童年时的一些生活经历熔铸其中，还写了一个凄凉悲惨而又颇有象征意义的民间故事：一个童养媳的未婚夫死了，她因此而备受婆婆的虐待，最后被扣在一个大缸里活活饿死，变成了一只苦哇鸟。这使人不禁想到作者晚年的命运，那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和瘐死劳改农场的悲惨结局，不是和苦哇鸟有点相似吗？如果说作者七八岁时第一次听到这种鸟叫的感觉是毛孔发冷，浑身发颤，甚至连家都不敢回的话，那么生活在世纪末的青少年们假如听到潘汉年的故事又会是什么感想呢？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寄给《语丝》周刊的，所以周作人还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认为这“不但是传说学的好资料，也是极好的民间文学”。
1926年3月，创造社出版部在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成立，潘汉年与周全平、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等文学青年自称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参加了这里的工作，并创办了一张八开小报——《A11》周刊。随后，潘与叶灵凤又先后主编过《幻洲》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现代小说》月刊等刊物，并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散文和小说。他办刊物奉行“不计毁誉”、“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的原则。他的杂文语言犀利，风格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小说构思精巧，行文流畅，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充满了时代的气息。特别是在阅读《无聊人的半天》、《离婚》、《情人》等几篇早期的小说时，你很难想象它是出自一位20来岁的作者之手。
潘汉年不仅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而且为人机敏，做事干练，社会活动能力极强。所以当他刚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因为写作之外的任务而常常辍笔。一开始，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还不算离开文化界，但是到了1931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便从上海文坛神秘地消失了。
潘汉年创作的另一个高潮是1946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期间。短短三四个月里，他以“荆溪”为笔名，在《联合日报》上发表杂文40余篇，对当时的贪污腐败等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比如他在《贪污今古》一文中指出：“近来所发现的贪污事件”，已经“不是个人行动，而是上下其手有组织的行为”。究其原因，是因为“假如国家法令对于他们（指从政人员）可成为例外的时候，贪污即大大应运而生”了。这些愤世嫉俗、切中时弊的话至今读来也是警策之语。此外，令人颇感兴趣的是，他当时居然连续写了三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杂文。倘若把这三篇文章与包括他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联系起来，倒也耐人寻味。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大约在抗日战争后期，田汉曾写了不少旧体诗来抒发胸中积郁，其中一首七绝中有这么两句：“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于是在1946年9月，潘以《千古伤心文化人》为题写了一篇杂文。他以为，“田老大”的这两句话真可谓描写文人本色的不刊之论。因为“文化人之所以伤心，恐怕在‘官’与‘民’之间，可以说不上不下，因此两面不讨好，官方认为你有作恶为非的‘造反’根性，民间呢，看不惯你那种‘无力’而且‘懒’得可怕，吊儿郎当‘文化人’习气……于是乎不得不‘千古伤心’了！”十天之后，他又以《书生薄命原同妾》为题，继续谈论这一话题。“书生薄命原同妾”出自陈眉公《小窗幽记》，潘把它翻译为“文化人的苦命本来等于姨太太”之后，又不无幽默地说：所谓“妻不如妾”的说法，是指男人玩弄女人时候的性心理；等到玩完之后，“夫人还是夫人，姨太太仍然偏立于夫人一旁，绝不可能取夫人之地位而代之”；相比之下，书生们也处于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境地：“被宠爱的时候，固然喜欢，可是因为身份关系，到头来还只能站立一旁”，仿佛如妾。
一个多月后，他似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此身只当从军死”——再哀文化人》的杂文。这篇文章对文人们“敝屣不如”的社会地位做了进一步剖析：“文化人是向来不被重视的，只有当你代表大多数的苦难者，勇于揭穿站那社会尖巅的少数者的假脸具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要照顾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后收拾你，其目的据说还是为了保存‘国魂’。”由此可见，在一个他所谓“没有左拉的时代”的中国（见《左拉时代与闻一多》），文人纵然是拍案而起，也难逃被“坑”杀的命运；更不要说那些卖身投靠、助纣为虐之徒，曲学取容、刻意作秀之辈，迟早也不会逃脱兔死狗烹的下场。
纵观潘汉年的一生，其遭遇好像有许多不祥之兆，其命运大概也与他未能脱尽书生气有关。比如：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就被周毓英诬为左翼文化运动中应该清除的内奸；没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他这位革命功臣竟会以“内奸”罪名而锒铛入狱；而且，这牢狱之灾是他主动交代历史问题后招来的。又如：新四军整风期间，他曾参与扬帆冤案的审查，并写下“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等诗句；谁知道后来他又与扬帆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构成了共和国初期的一大冤案。再如，郁达夫逝世后，潘汉年曾著文纪念这位创造社的老大哥，文章一开头就说：“抗战中与抗战后，文化人的升沉遭遇，是反映了整个民族在如何惨痛的蜕变。郁达夫与闻一多之死，不仅是‘千古伤心文化人’的问题，而是证明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要在广泛的血洗过程中茁长起来！”所以我想，当年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虽然也有舍身取义的心理准备，但肯定不会料到，当他参与创建的政权问世后，这话却成了自己命运的谶语。潘汉年还说，郁达夫“有专诸杀敌的勇气”，又有“资产阶级诗人的气质”。以我看，只要把“资”字改为“无”字，此话不正是他的自况？这也提醒人们：倘若非要从体制之外去寻找原因的话，我们只能说潘汉年晚年的悲剧，也许与这点诗人气质有关。
1996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