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返回二战区以后，被调回政治部担任秘书，实际上主要为梁化之服务。这时他发现秋林、上葫芦地区的空气异常凝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1939年11月，在小小的秋林镇居然有两个大会同时召开。一个是民族革命同志会代表大会，一个是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的扩大干部会议。两个组织都是1938年在临汾成立的。前者的主要成员是被视为顽固派的旧人，后者的核心成员是被视为新生代的牺盟会骨干。大会闭幕后，前者组织了提灯游行，后者举行了火炬游行，可见双方的矛盾斗争已经趋于白热化。大家都打着孙中山“民族革命”的旗号，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梁化之非常苦闷，每天打针吃药也无济于事。
在此之前，梁化之知道驻扎在晋西北的工卫旅和决死四纵队经常发生摩擦，便派张亦山去了解情况。工卫旅和决死队都是牺盟会的产物，但是在牺盟会内部，却出现了以梁化之和薄一波为首的两派。为此，张亦山针对牺盟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等口号，提出了“组织上纯洁，政治上进步”的主张。他认为，“没有组织上的纯洁，就谈不上政治上的进步。”梁化之对张亦山的主张非常赞赏。他说：“不求组织上的纯洁，只讲政治上的进步，结果就没有我们自己，全变成共产党的力量了。”
五、“民青”决议与晋西事变
大约在1939年11月下旬，梁化之在秋林召开“民青”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牺盟会内部的一些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有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二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刘岱峰、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以及张亦山等十余人。刘、韩二人的妻子张玉梅、张玉兰是亲姐妹，再加上思想接近，观点一致，所以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张亦山，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为此张面红耳赤，梁化之也非常生气。最后，与会者提出决议草案，要求对张进行处分时，梁化之终于坐不住了。他说“这样的会我不能主持”，便拂袖而去。随后，大家又把他拉回会场，并作出撤销张亦山“民青”常委以及政治部的职务，并把他派到晋东南去。
这次会议对梁化之打击很大。会议以后，他因为不放心韩钧，便把韩留在秋林，不让他返回部队。但是，韩钧因为另有所谋便不辞而别，从小路返回驻地。1939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三周年纪念日，韩钧发表通电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等人勾结日寇进攻决死二纵队。为此，决死二纵队全体指战员决心坚持抗战到底，誓死讨伐王、陈叛军。王靖国是第19军军长，陈长捷是第61军军长，二人能征善战，是晋绥军的核心人物。他们与决死队常有摩擦是可能的，但是说他们勾结日寇，卖国求荣，却言过其实。
晋西事变以后，牺盟会的人纷纷离开二战区，有的去了晋东南，有的投奔延安。第二年1月，梁膺庸也带领一部分民大的干部学生去了延安。于是梁化之派父亲到民大收拾局面。父亲到了民大以后，发现还有一些人愿意到延安去。当时父亲虽然不希望把二战区和延安对立起来，但是他认为应该尊重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所以他给那些想去延安的干部学生开了路条，先后送走一二百人。这件事引起梁化之的不满，不久梁命令民大从距离延安较近的陕西宜川迁到了陕西韩城。“文革”中我曾经问父亲：“当时你为什么不去延安？”父亲回答说：“如果我去了延安，怎么能有你们？”后来父亲曾反复检讨自己革命意志淡漠，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封建主义思想。这或许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
韩钧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安县，13岁考入省立洛阳第四师范学校后，曾与同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被学校视为“危险分子”。1929年春，他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1931年到了北平后考入中国大学，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因组织抗日义勇军被逮捕。1933年，他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时称军人反省分院）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薄一波也在这个监狱。1936年秋，韩钧出狱后与薄一波等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一同来到太原，担任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干事。决死队成立后，他出任决死二总队政治主任。
晋西事变后，韩钧曾去延安学习，并担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秘书长，协助司令员贺龙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河南担任中共豫西二地委委员兼军分区司令。1948年洛阳战役，他参加北平和平谈判。1949年3月23日，他“因疲劳过度突然去世，时年37岁”。这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有关资料。
但是著名作家张一弓却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中说，韩钧不是因为疲劳过度突然去世，而是另有原因。小说中有一位开明绅士“贺爷”，曾经送给韩钧司令员一把白金小手枪。但由于抗日战争后期发生了“豫西事变”，韩钧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人惨遭杀害。
为此，张一弓在小说中写道：1949年年初，就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
《远去的驿站》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关于韩钧的描写叙述却绝非虚构。
晋西事变以后，梁化之引咎辞职，将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交给阎锡山，请求处分。在二战区高级军政人员中，只有梁化之可以带着这支手枪出入阎锡山的住所，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特权。为了避开风头，阎锡山派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培训。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于1940年3月在重庆办的一个党政训练班。培训的对象是各地区各部门的中高级干部。梁化之走了以后，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势力大大抬头。他们成立“铁军组织”，形成军人专权的局面。为此，以李冠洋为首的一派文人成立“文人组织”，与其对抗。但是李冠洋秉性温和，缺少霸气，难成气候。
李冠洋又名李江，他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加入国民党以后曾任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山西省民政厅厅长等职。此外他还是中国青年救国会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戎伍胜）就是这个团体的主要骨干。听母亲说，1949年解放军攻下太原后，他被捕入狱，又染上毒瘾，当时担任太原市军管会负责人的戎子和曾去监狱看望，并给他送去鸦片。不久，他被释放并安排在山西省政府参事室工作。当时我们家离山西省政府很近，他每天都到我们家午休。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李伯伯和蔼可亲，是个老好人。李冠洋的夫人刘慕贞也是北大毕业，曾担任过立法委员，是山西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以后，她长期在山西省政协秘书处工作。当时父亲是该处副处长，总觉得她像换了个人一样，对新时代极不适应。
为了避免形成王靖国一手遮天的局面，阎锡山召梁化之早点回来。1940年夏秋之间，梁化之从四川返回山西。这时，阎锡山已经离开秋林返回山西，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村。克难坡原名南村坡，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阎锡山选中这个地方后，因“南村”二字与“难存”谐音，便以“克服困难”之意改名为克难坡。从此，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便驻扎在这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梁化之回来以后，派父亲以二战区政治部组长的身份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接受培训，一同前去受训的还有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赵戴文既是阎锡山的“军师”，又是其兄长。他们早年在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回国时阎锡山因携带炸弹受到盘查，赵戴文挺身而出承担危险，几乎引来杀身之祸。辛亥革命以后，赵戴文一直辅佐阎锡山治理山西。北洋时期山西有“模范省”的美誉，赵戴文功不可没。中原大战前夕，刚刚接替蔡元培担任监察院院长的赵戴文曾经表示：“我不忍看到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长江。”随后，他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返回山西，声色俱厉地指责阎锡山企图造反，并告诉他：“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蒋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遗憾的是这一次阎锡山没有听他劝告，使他含泪而去。赵戴文曾担任山西省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等重要职务，但是他的独生子赵宗复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且是该校的党支部书记。到重庆培训时，赵宗复也是二战区政治部组长。他虽然贵为公子，却因为极具平民意识，娶了个既不识字又无依无靠的农家女儿。赵夫人只有个乳名叫“喜孩”，为此赵宗复给她取名赵熙赫。抗战胜利后，赵宗复曾被梁化之逮捕，梁念及赵戴文的资历，没有杀他。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本来有专车接送，但却一直骑自行车上班。学校给他配备了高级宿舍，他也以自己有房产为由拒绝接受。在大家眼里，他生活朴素，待人诚恳，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是在“文革”初期，他却被山西省委抛出，首先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由于承受不了如此压力，他跳楼自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文革”结束以后，赵宗复的儿子没有工作，还是薄一波到山西视察时说了句话，才被安排在工学院当了锅炉工。
关于这次重庆之行，我记得父亲说过两件事。一件是蒋介石在受训结束时，赠与每个学员一把刻着“蒋中正”的短剑。我问这把短剑的去向，父亲说1949年他逃出太原后，梁化之把他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搬到自己的办公室。解放军攻下太原后，梁化之办公室被公安局接管。如果这把短剑还在，就应该在市公安局内。另一件是他说重庆的黄包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重庆街道的坡度虽然很大，但是黄包车却能风驰电掣一般在街道上飞奔，车夫只需用脚在中途点几下路面，就能驾驭自如。
六、“民大”起义及其失败
父亲原以为梁化之安排他去重庆受训，是想把他调离民大另行安排。但是培训结束后，梁化之又让父亲返回民大继续负责。1940年冬，根据国民政府铨叙部的命令，所有抗日军政干部都要加入国民党、授以军衔并进行备案。为此，父亲率民大全体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与此同时，民大的牺盟会成员也全部转为同志会会员。
1941年夏，阎锡山为了加强领导、纯洁组织、统一行动，在克难坡举办“洪炉训练”，梁化之派父亲前去受训。为了让受训人员互相监视，互相揭发，阎锡山提出“循环检举”、“突击密报”、“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等口号，在培训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此外，阎锡山还强化个人崇拜，只要有人提到“会长”（阎锡山是同志会会长）二字，在场的人都必须肃立致敬。只要阎锡山露面，大家都必须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服从会长”等口号。阎锡山很注意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些做法是从希特勒或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由于梁化之是“洪炉训练”的主要设计者，所以经过“烘炉训练”，文人组织得到加强，梁化之的声望也得以提高。这时候，由于侵略的战线不断扩大，日军在山西的地盘有所收缩，并退出了孝义县城。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密使到汾阳与日寇谈判，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返回太原。为了反对阎锡山与日寇勾结，父亲在受训结束以后，一方面把民大从陕西韩城迁到离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稍远一点的山西大宁县三多镇，一方面在干部学生中加强反对投降的教育和军事训练。
1941年11月，父亲率领民大全体师生从大宁县三多镇转移到吉县五龙宫的山沟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一天夜晚，他正在窑洞里主持起义前的准备会议，洞门突然被撞开，梁化之和他的卫士冲了进来。这个卫士手持两把20响的盒子枪，对着正在炕上开会的人大喊“不许动”。父亲和参加会议的民大教务处长杨映秋、宣传课长薛博民、指导员支水山、李淼等人束手就擒。听父亲说，这名卫士是二战区少有的神枪手，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事后父亲才知道，原来是民大的一名军事教官在转移途中逃离队伍，跑到阎锡山那里告了密。阎锡山派陈长捷率部队包围了民大宿营地。陈长捷本来要发起攻击，将上千名师生一举歼灭，但是被梁化之阻止。随后梁带领卫士破译口令，潜入校内，将父亲他们抓获。
